病后，右手不能持笔，他开始练习左手写字，完成了《今夜星光灿烂》和《落九花》两个精湛的中篇。他是不可能停下来的
　　
　　他给人的印象从来都是平和，持稳。直到一次中午时分的闲谈，几个同事随意聊着，话题转到书上。有人说，好书难寻；有人说，书好不好，区别不好定。这时，我蹦出一句：“读完后，让人久久坐不下去，或是站立不起的，就是好书。”过后，大家散去，我也回到办公室。
　　还没定神，他一阵风似的冲到我面前：“找个地方坐坐吧。”那岂止是邀请，简直形同逼迫，口气中不留任何商量的余地。在整个一面都是落地窗的大厅，跟他寻了个临水的窗子，外面是缓缓的大江。还没坐稳，他便开口直直地问，“都喜欢哪些书？”
　　从此，开始了同郭松棻的长谈。
　　他个子不高，清瘦的脸透着一丝腼腆。平常讲话不多，讲起来也慢条斯理的。别人同他讲话，他总是静静地听，听得很认真。所以，时常会有朋友和同事到他那里诉说个人的郁闷，世间的烦恼。
　　一说到文学，他眼睛里就闪着光，很有神，说话的速度也会加快。多少次，我同他这样海阔天空地谈着。许多时候，是在能望见浩浩江水的窗前；他退休后，是在他家里，手摸到哪本書，就从哪里讲起。静静地听他讲着，会讶异这个人脑子里不知装了多少书，胸中不知藏着多少长篇短篇的草稿。
　　他说，那些名著之所以传下来，是因为其中都写到了尊严，人的尊严。他不只一次提到康拉德的吉姆爷、麦尔维尔的阿哈布、《八月之光》中的莱娜，那个挺着大肚子、满世界寻找她腹中孩子父亲的乡下女人，多像大地母亲。
　　一次，又谈到福克纳和他的那篇《在我弥留之际》。我说，里面通篇写的都是尊严，是劳苦人的尊严，可无产阶级却将其归于资产阶级，斥其荒诞、晦涩。他说，可惜，这是因为无产阶级读不大懂的缘故。
　　我和他，隔着海峡天堑的两岸、活在水火不容的两种制度下，可谈到女性这个话题，却有近乎一致的评判标准和审美尺度。数年前，视野里新出现一位女孩，让我俩同时眼睛一亮。已经记不清多少次，我俩一起做东，请女孩去周围的饭馆和咖啡屋。他对女士是真正的欣赏，还有因为欣赏而萌生的关照。
　　他中风后，我与几位朋友去看他。天傍晚了，两位女性朋友开始张罗晚饭，他嘱我去帮忙。我凑近灶台，却被赶了回来，叫我陪他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再催我，我还是遭拒。到饭菜上桌时，我还坐在一边。他半开玩笑，半教训地冲着我说：“你好一个大男人。”我赶紧打岔：“女士们早有定论——男人在厨房里惟一的用途，就是开罐头。”兴致高时，一位朋友拍照留念。过后看照片，其中精神最爽，气色最好的，是他。
　　他的朋友中，最铁的，是70年代初加州保钓运动中志同道合的学友。其时，他离别台湾大学英文诗歌教师的讲台，来到伯克利大学深造，正赶上那个动荡激情的年代。他的好友刘大任，曾回忆起一段典故：那年夏天，学生们在伯克利的人民广场集合，准备游行，抗议台湾当局黑手遮天。台湾官方聘用了不少打手，混在学生中间，威胁、利诱，要破坏游行。有的学生犹豫了，有的害怕，要离开。一时间，人群有些躁动。这时，他冲到前面，怒目向周围一指，大声喊道：“你们这些打手，不要躲在暗地里捣鬼，有种的就站出来。”那声势，震住了全场。于是，游行按计划进行。
　　这边，他被列入了岛上的黑名单；而不久，海峡另一边，则向他发出了邀请函。
　　1974年，他同其他一些文化人，应邀访问大陆。那是他第一次踏上那片让许多人着迷的、革命的狂热之地。后来，在岁月滤去了当年的激情之后，他回忆起那个年月的故事。从广州入关，他们这些海外华人就进入了好吃的、好玩的、好听的包围之中。但他逐渐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他有点疑虑，好几次提出直率的问题都被当地的陪同领导一一化解。可他却想弄明白，哪些是真的，哪些不是。
　　他这一生，都是在追寻自己的梦，从来没有放弃过，哪怕在中风之后。病后，右手不能持笔，他开始练习左手写字，完成了《今夜星光灿烂》和《落九花》两个精湛的中篇。他是不可能停下来的。他指着书桌上、书架上一摞摞草稿，这篇是几万字的大纲，那叠是十几万字的初稿。他像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要再上疆场，重整山河。他是个一丝不苟的人，作品中没有一句话拖沓，没有一个字多余。对自己的病也是这样。他做康复训练、练习走路，每走一步，都很痛、很吃力，又很认真。
　　一次到朋友家聚会。临走时，他让大家先走，然后一手拄拐，一手扶着栏杆，慢慢下楼。每一步，都咬紧牙关，忍着剧痛。快到楼底时，他痛得实在不行了，大口喘气说：“天哪，带我走吧，我准备好了。”令人心碎。
　　他就这样坚持着，手脚功能恢复得还算不错，大家也都替他高兴。没想到，那个夏日的黄昏，他倒下后，再也没有醒来。
　　郭松棻，1938年8月生于台北，2005年7月卒于纽约。
　　郭松棻，作家，台北人。旅居纽约，曾在联合国任职。作品《双月记》获2001年巫永福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