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少年很不一样。
　　他瘦瘦高高的，头发有些蓬乱，走路很快，讲话语调却有些缓慢，带着明显的重音。他的眼睛很有神采，但肤色比其他同学黑，手掌也更粗糙。一身青大布的短褂和裤子，与那些穿学生装的、穿马褂系丝腰带的孩子相比，他不阔气也不时髦，但十分显眼。
　　这是17岁的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家乡韶山冲，自己挑着行李上新式学堂，刚走过50里路，来到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目光如炬，开始打量外面的世界。
　　从此，一个湖南农家孩子开始了他的冒险和探索。在救亡图存的动荡年代，为了寻找人生之路和救国之道，他和他的朋友们共同创造了一段至今闪光的峥嵘岁月。

“父子战争”和有胆识的19世纪“90后”

　　13岁的毛泽东冲向门外的池塘，没有一点迟疑。他准备跳下去，以此威胁正在追打他的人。
　　追在后面的是父亲毛贻昌。当兵的经历造就他强悍的性格，对儿子总是严苛。“不过因为吃过没文化的亏，他也是一位支持孩子多读点书、多见世面的父亲，默许了毛泽东日后的很多选择。”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龙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毛家的“父子战争”常常爆发。最激烈的就是这一次。毛贻昌当着客人的面责备毛泽东懒惰不孝。毛泽东不服：“父慈子孝，只有父慈才能子孝。”后来在母亲的调解下，他离开池塘，只屈一膝磕头赔礼，但要求父亲不再打他。“内战”平息下来。

　　由此，他得出了一个直观的道理：如果温顺示弱，会遭受更多的打骂，只有坚决反抗，才能达成目标。
　　在17岁离家之前，韶山就是毛泽东的全世界。
　　毛家算是“富农”，一家七口，吃得节省，但总归衣食无缺。毛泽东从6岁开始干农活。7岁到13岁，他每天清早和晚上下田，白天在私塾读四书五经。
　　他是普通的农家少年石三伢子（毛泽东小名），但又有些特别——“性格倔强，从小就有斗争性和反叛精神。”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翔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为了反抗常常责打学生的老师，毛泽东罢过课。他出逃了3天，本想去县城，结果发现自己一直在兜圈子，离家不过4公里。
　　父亲是他更主要的抗争对象。“他是一个很凶的监工……他的脾气很坏，时常责打我和我的弟弟们。他一个钱不给我们，给我们吃最粗粝的东西。”多年后，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往事。他还做了个有趣的比喻：“我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雇工也在内。”
　　他的阅读世界属于那些英雄好汉——来自《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小说。在学校，老师不讓读，他用课本挡住偷着读;在家里，父亲不让读，他就用布把窗户遮住，使外面看不见灯光。 有一次，毛泽东在田边读书读得出神，自家的牛进了别家的地，乱踩了一通，还惹出了乱子。
　　《水浒传》里聚集在梁山造反的人物，是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没多久，历史就从《水浒传》的书页中跳了出来，变成活生生的现实。1910年4月，长沙发生饥民暴动。清政府派兵镇压，将暴动者的头颅悬挂示众。毛泽东听说后为这些老百姓痛心。“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多年后，他向斯诺回忆这件事时，眼睛湿润。斯诺评价他是个“感情深邃”的人。
　　“毛泽东成长的年代，刚好赶上甲午战败、八国联军侵华，帝国主义侵略不断加重。整个湖南，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官逼民反的事件经常发生。就像一个火药桶，随时可能引爆。”王翔说。
　　毛泽东拿到过一本关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威胁的小册子。开篇第一句话带给他冲击：“呜呼！中国其将亡矣！”他还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当时这本书已经出版了十几年，内容是讲社会改良。
　　不能守着老样子不变了。他想，他也应该去外面看看了。
　　到了湘乡东山，毛泽东因为外地人身份被人看不起，这让他“精神一度十分痛苦”。但他在这所学校里的收获不小。湖南是维新运动的重要基地，他由此接触了大量维新改良学说。读了《新民丛报》合订本，他尤其崇拜梁启超。梁启超号任公，毛泽东特意为自己起了笔名“子任”。
　　一年后，他开始渴望去更大的长沙看看。1911年春天，毛泽东挑着铺盖和书箱，坐轮船到了长沙。同学萧子暲回忆说，看着长沙纷纷攘攘的景象，毛泽东“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随后，他顺利被湘乡驻省中学录取。
　　长沙与湘乡的社会氛围不同。辛亥革命的前夜，革命党人十分活跃。毛泽东第一次看到革命派的《民立报》，接触到了革命言论。
　　得知黄兴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后，他兴奋地在学校墙壁上贴了一篇文章，支持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还列了一个名单：孙中山当大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这是18岁的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是一种相当单纯、朴素的政治想象。
　　在学校，他带头发起剪辫子的活动。他剪完后，原本约定一起剪的几位同学却反悔了。他行事中带着些不管不顾的少年意气，决定和朋友采取暗中袭击的方式，强行剪掉对方的辫子，“有十个人做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者’”。 　　武昌起义后，在革命激情的感染下，毛泽东报名参加了湖南新军，但只有半年。随着清王朝覆灭，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当上临时大总统，毛泽东觉得参军已无太大意义，他决定“回到我的书本子上去”。
　　他报考过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公立高级学校，花了不少报名费却通通不满意。最后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但也只读了半年。他选学校有一套自己的标准，认为省立一中“课程有限，校规也令人反感”，索性不念，自学。
　　从新安巷的湘乡会馆到定王台的湖南省图书馆，这个路线毛泽东走了半年。每天早上进馆，中午买两个米饼当做午饭，一直坐到闭馆，就像“牛进了菜园”。他兴趣最大、收获最多的是西方18、19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近代科学的著作，特别是严复翻译的书，如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他几乎都读过。他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才知道世界真大呀，中国只是其中一部分，湘潭县则根本找不到。

　　他每晚住在湘乡会馆，同住的都是退伍兵、学生和流民。他还遇到过一次士兵和学生的斗殴事件。当时他只能躲到厕所里去，直到斗殴结束以后才出来。
　　心气高，敢折腾，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很清楚不要什么，不停尝试，总在进取，那时的“90后”青年毛泽东度过了这样的一年。可在家里看来，这真是无所事事的一年，气得不再给他寄钱。直到毛泽东决定报考湖南省第四师范，家里同意了他的选择，才再次寄来费用。
　　考试中，出于“对友谊的考虑”，仗义的毛泽东为两个朋友做了“枪替”（替别人考试）。他共写了三篇入学考试文章，相当于被录取了三次。1913年春，毛泽东入读第四师范。次年，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第八班，开始了在一师的岁月。

第一师范的“人气王”

　　在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里，《环球人物》记者看到了那张毛泽东迄今为止最青春的照片——寸头，大眼，两颊鼓鼓的，带着些学生稚气。这是1914年21岁的毛泽东。而在1918年的毕业照里，站在后排的毛泽东已是一副稳重青年的模样，脸庞的棱角开始分明，眼神也变得坚毅了。
　　一师是毛泽东迅速成长的地方。在和斯诺的谈话里，毛泽东对这段经历做过评价：“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2021年的今天，走在一师迂回的长廊里，偶尔会有穿越的错觉。六角攒尖的屋顶下，穿着深蓝色校服的中学生跑来跑去。100多年前，这里肯定也是一派青春洋溢的景象，青年毛泽东的身影在其中穿梭来去。

　　然而，当时的毛泽东对这所学校还不是十分满意。“这所新学校有许多校规，而我赞成的极少。”他是典型的偏科生，反对把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只想专修社会科学。尤其讨厌静物写生必修课，“极端无聊”。有一次，他画了一条直线，再加一个半圆，这就是李白的“半壁见海日”。在图画考试时，他干脆只画一个椭圆形，说这是蛋。
　　在一师，毛泽东常对人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毛奇”。另一层含义是，毛奇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德国将领。
　　毛泽东的确是个特立独行的青年。他总在学校井边洗冷水浴，常在山中对着树木大声讲話，对着狂风大声叫喊。他的书籍总是圈圈点点，有时批注里大大咧咧写着“荒谬”“不通”。他喜欢在深夜读书，有一次因为棉被离油灯太近，引起过一场小小的火灾。
　　他认为青年应该有强健体魄和坚定意志，因此格外注重体格锻炼。在狂风暴雨的晚上，毛泽东曾独自一人爬上岳麓山顶，只为体会《尚书》中所说“纳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的情趣。他有许多常练的项目，如日光浴、风浴、雨浴、游泳、登山、体操、拳术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在日记里这样写。
　　毛泽东是芋园的常客，那里是一师的教师宿舍。他常去找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解惑。而众多老师里，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是教伦理学的杨昌济。杨昌济是长沙板仓人，比毛泽东年长22岁。他深受宋代儒学影响，又在英国、德国、瑞士修学游历多年，对康德、格林等人的思想有所研究。
　　毛泽东很喜欢杨昌济的课，有时会放弃假期回乡的机会，到板仓杨宅请教。杨昌济向毛泽东介绍了“船山学社”和《新青年》。王船山是一位17世纪主张济世救民的爱国者和哲学家，而《新青年》则是一把插入旧世界的尖刀。
　　在毛泽东的课桌之外，这个时期的中国，处境愈发糟糕。内有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军阀混战不休，外有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列强虎视眈眈。辛亥革命的熊熊烈火已经冷却，西方舶来的共和制被政客们玩成了烂尾剧。 　　新一代先进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开始探寻国家在精神和思想方面落后的根源。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这就是后来毛泽东从杨昌济那里拿到的《新青年》。“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陈独秀强调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新文化运动席卷而来。
　　同窗好友周世钊发现，毛泽东读了《新青年》后，“读韩（愈）文杜（甫）诗的兴趣降低了”。毛泽东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成了我的模范，代替了我已经厌弃的康有为和梁启超”。1917年，毛泽东还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章《体育之研究》。
　　对于自己当时的思想状态，他曾回忆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青年学生时代的毛泽东，虽然在哲学思想方面仍有庞杂和游离，但在社会政治思想上却是明确坚定的。在那样一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为了挽救中国于水火，无数仁人志士奔走呼号，引入形形色色的思潮和主义。这些思潮和主义，并不是单纯作为一种理论或学说被引入中国的，更像是一种医治中国痼疾的药方，一种中国未来的出路。因此在急剧变化的社会条件下，也就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反思，而是更为直接地将其付诸于救国救民的实践，进行多种选择和尝试。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变化，实际上反映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陈龙说。
　　在一师，青年毛泽东的组织力和领导力也得到了锻炼。1915年，在“驱张”学潮中，他崭露头角。当时，湖南省议会颁布新规：从秋期开始，每个学生须缴纳10元学杂费。有人说，这是一师校长张干为“讨好当局而主动建议的”。学潮因此而爆发。
　　同学们印发了《驱张宣言》传单，指责张干“不忠、不孝、不仁、不悌”。毛泽东看后，认为没有击中张干的要害。他觉得，想赶走校长，就要批评他办学不力。他很快拟出一份新的《驱张宣言》，尖锐抨击张干办学无方，贻误青年，并组织同学连夜赶印，次日清晨在学校散发。张干因此要开除毛泽东等17名学生，经杨昌济等教员劝说作罢。不久，张干被迫辞职。
　　1915年11月，毛泽东被选为学校学友会文牍，负责起草报告、造具表册和会议速记。连任四届后，1917年10月，他当选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这两个职务在过去都是由老师担任的。
　　在学友会总务任上，他和同学们为长沙工人办夜校。在公告里，他特意用白話说明：“列位最不便益的是什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快快来报名，莫再担搁！”

　　这一年6月，一师还开展了一次人物互选活动，相当于一次“人气投票”。全校有400多名学生参加，毛泽东得票最高，49票。在德、智、体三个方面都有项目得票者，只有他一人。而“胆识”一项，则为他所独有，评语是“冒险进取，警备非常”。
　　他的胆识在这年11月护法战争期间得到印证。当时北洋军队向长沙败退，想占领一师的房屋。当过半年新军的毛泽东提出，可以让正在受军事训练的学生自愿军负责守卫。校方同意了他的建议。他带领同学把桌椅板凳都搬出来，塞住所有的门。几百个学生自愿军被分成三队，大家拿着木枪，分布到猴子石附近几个山头上。毛泽东请附近的警察分所鸣枪呐喊，让学生自愿军配合大放鞭炮，吓得北洋溃军手忙脚乱，一师的校舍得以保住。后来，毛泽东回忆说，要说搞军事，那才是第一次呢！

恰同学少年

　　1915年11月，毛泽东给老师黎锦熙写信提到交友：“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渴望朋友的毛泽东，将此看作当时唯一一件畅快的事。
　　这份寻友启事言明了他的择友标准：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最后一句化用《诗经》：“愿嘤鸣以求友。”落款是“二十八画生”。启事引起了湖南女子师范校长的误会：“这是找女朋友找到女子师范来了？”后来才知道“二十八画生”是一师的毛泽东，是一位有救国之志的青年。
　　长沙一中的罗章龙是第一个响应启事的人。两人相约在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手持报纸是暗号。据罗章龙在《椿园载记》中回忆：“我们就坐在一长条石上，直谈到图书馆中午休息时止，足约二、三小时始别。”“谈话内容涉及很广，包括国内外政治、经济以至宇宙人生等等。”从此，两人成为挚友，后来都是新民学会的成员。
　　在一师，毛泽东的朋友圈是逐渐扩大的。蔡和森、张昆弟、陈章甫、罗学瓒、周世钊、萧子升、萧子暲等热血青年逐渐聚集在他的周围。他们常常聚会，一起探讨救国之路。
　　蔡和森和毛泽东是杨昌济最看重的两个学生，这两人也是志同道合的伙伴。1915年秋，蔡和森因一师课程繁杂，缺少专攻，跳级考入了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科。高师与一师，一个在湘江西，一个在湘江东。每逢星期天，或是蔡和森渡江去一师，或是毛泽东渡江来高师，两人的友谊没有因为距离间断。
　　张昆弟的日记里记录了很多毛蔡二人一同锻炼的场景：“今日星期日，约与蔡和森、毛润之、彭则厚作一二时之旅行……三人遂沿铁道行，天气炎热……”“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慨。归时十一点钟矣。” 　　在校期间，毛泽东和朋友还有过几次说走就走的游学。1917年暑期，毛泽东在《民报》上看到两个学生游历全国的报道，很羡慕。于是和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相约外出游学。他们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里面装着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为了扮成乞丐，萧子升学毛泽东，还剃了个大兵式的短发，换了短装和布鞋。临行前，校长看见他这一身打扮，还问他：“萧先生，你跟谁打架了吗？”
　　两人一路上靠作诗写字送给乡里的土财主换钱糊口。历时一个多月，他们走了900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个县的不少乡镇。第二年春天，毛泽东又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萧子暲后来写：“这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罗曼蒂克。”
　　1917年中秋节，毛泽东和蔡和森、罗学瓒、张昆弟、邹蕴珍、周世钊、罗章龙等 16 人，租用两只木船，环绕橘子洲游览了一圈。接着，席地坐在橘子洲头的草地里，漫谈“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问题”。这些聚会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就有了1925年那首回憶“恰同学少年”的《沁园春·长沙》。
　　从1915年到1917年，经过上百次的讨论，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人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他们决定成立一个组织，也就是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成立会上，大家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久，萧子升去法国，会务便由毛泽东主持。这是一个严格的团体，自有几条纪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
　　这也是一个“只谈大事”的团体。有一次，毛泽东造访一个新民学会的朋友。谈话中间，朋友叫进一个仆人，讨论了一会儿买肉的价格问题。毛泽东对此不满，从此结束了同这个富家子弟的友谊。
　　1936年，毛泽东曾在延安回忆这群青年：“这是一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1918年6月，25岁的毛泽东从一师毕业了。毕业前夕，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抑且太觉糊涂。以糊涂为因，必得糊涂之果，为此而惧。”
　　两个多月后，为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毛泽东和20多名青年一同坐火车抵达北京，一脚踏入了那个风云际会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