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专访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
在全国GDP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重庆连续5年保持15%的经济增速。2011年，重庆GDP突破1万亿元。2009—2012年，在《中国经济周刊》的31省份GDP含金量排名中，重庆GDP含金量连续4年位列前十。
但重庆也是复杂和多样化的。用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的话来说，重庆是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并存。发展农业，规模化是难点；发展工业，炸出一块平坦的厂房园区都很费劲。与此同时，层峦叠嶂中隐藏的高山居民、贫困居民和三峡移民，又成为城市化进程中最难以拉动却又不容忽视的一环。
2007年，重庆获批成为我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5年间，重庆的大胆尝试引发无数议论，“地票”、城乡土地资源流转、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双轨制”住房及公租房规划……每一步，重庆的改革之刀都直指制度改革和民生热点的最深处。
热议中，黄奇帆很平静。他既不认为重庆改革是“冒进”，也不认可“重庆模式”的提法。他只希望做一个智慧型改革的推动者、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的探索者、转变发展方式的实践者。
3月10日，黄奇帆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回应引起争论的热点，解读重庆的探索与尝试。
重庆“没有模式”
《中国经济周刊》：重庆经济连续5年高速增长，得益于哪些优势？是否能总结供全国学习的“重庆模式”？
黄奇帆：没有模式，只有智慧型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探索。重庆有很多机遇，比如西部大开发政策，15%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长期执行。胡锦涛同志提出的重庆新阶段发展的“314”总体部署，明确了重庆的定位——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重庆也是全国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让重庆享受到了财税改革、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双轨制住房改革、地票交易等制度改革的红利；同时，重庆也有两江新区开发开放和两个保税区的机遇，以及三峡库区、少数民族地区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除了制度政策优势，重庆开放的动力也在加强。进出口总额5年翻了三番，达到532亿美元。利用外资5年增长10倍，达到106亿美元，规模全国前八。在整合国内外资源上，在基础设施、工业项目、房地产和服务业方面，重庆也在加大内外资的引进力度，还与央企达成合作，形成内需和资源优势。
半小时给总理讲清楚“地票”
《中国经济周刊》：重庆的“地票”是如何实现城乡之间的资源流转的？
黄奇帆：2008年底，我们打算进行一种大胆的尝试，创设一种将农村用地指标转移到城市使用的交易品，也就是“地票”，主要指包括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闲置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复垦并经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
“地票”交易制度是“先造地后用地”，农村闲置土地资源依法有序退出，先把农村建设用地转化成耕地之后，才在城市新增建设用地，对耕地的保护力度更大、保护效果更好。同时，“地票”交易制度创新可以有效解决当前城镇化和工业化加速期，城市建设用地紧张的矛盾，而城乡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耕地总量不减少。
过去近4年，“地票”为城市建设换得11.1万亩建设用地指标，且为“三农”建设筹集到了200多亿元建设资金。
《中国经济周刊》：土地资源流转的过程中，如何保证守住耕地红线？如何保证农民的权益得到保障？
黄奇帆：“地票”的范围是有限度的，是农村闲置的建设性土地，在乡镇政府的领导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带动下，农民自愿的前提下，把它复垦为耕地。如果复垦出1000亩耕地，产生1000亩“地票”，到土地交易所去挂牌交易，按照20万每亩的价格，就是2亿，房产商出了这2亿，按土地利用规划，就可以到城郊结合部取得1000亩用地的优先权。先复耕，再征地，这是我们这个机制的刚性操作的底线。城乡土地这样增减相挂钩，我现在就有把握说，10年以后，重庆3400万亩耕地保证一亩不少。
现在，一般农村闲置下来的住房，即使房子造得再好，一两百平方米的房子也只能卖10万、5万，离城市几百公里远的山沟沟，住房怎么也卖不出什么好价钱。但是“地票”却能使农民的地价大幅增值，农民拿到这个钱，可以在城市里租房或者去公租房居住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对农村致富和增加财产性收入都有好处。
我们的“地票”交易制度是利用级差地租原理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思路，并设立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交易价款扣除成本后，85%直补农民，15%归集体。目前，重庆已经累计交易“地票”11万亩、反哺“三农”222亿元。
《中国经济周刊》：有人反对“地票”制度，认为很容易造成农民利益受损，并使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制度漏洞仍无法避免。
黄奇帆：没人反对我们，我觉得很顺利啊。我的印象是2008年想到了“地票”制度，然后我跟当时重庆市国土局的人做了布置。有一天，中央几个部委的人来做调查研究，我当时不在重庆，我们国土局的人跟他们报告了，当时没同意。我说，肯定是报告没讲清楚，这么简单合理的好事情怎么会不同意啊？我就直接去汇报，跑到国土资源部，在那边讲了一个小时，部长、副部长都明确表示支持。
不久，总理到重庆视察工作，他很关心“三农”，我向他报告这件事。当时是在去重庆江津的路上，要一个多小时车程，仅用了半个小时就汇报清楚了，他很支持我们搞这样的试验。从设想的提出，到6月份中央下达文件，同意我们搞“地票”，一共才两个月。
《中国经济周刊》：如何如您所说，“有节奏”使用土地储备？
黄奇帆：土地储备重要意义在于由政府控制土地一级市场，并将收益用于公共项目。重庆开始高速增长时，我们就进行了足量储备，大约有40多万亩。要么不储备，要储备就要有规划并一步到位。储备的土地不能搞竭泽而渔，不能一届政府几年时间就把城市今后20年可用的土地都占用了，要细水长流。我认为，每年只准用储备量的5%，够用20年。我们说到做到，2002—2012年，10年我们实际卖掉的、用掉的地是19.9万亩，正好每年用了5%。同时，储备地50%用于公共项目，如大学城、公租房等等；50%用于经营性开发，这样就比较合理。经营性开发的收益，扣除成本后，也投入到了城市桥梁、隧道、大剧院等公共项目上，改善了城市的功能。 300多亿农户贷款不良资产率一直在1%之内
《中国经济周刊》：您在坊间被称为“金融市长”，在城乡统筹方面，您是如何运用金融这颗棋子的？
黄奇帆：我们主要是向农村要金融，通过三权“抵押”融资贷款，就是要盘活农村的存量资产，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房使用权和林权通过抵押，使农民获得贷款。
我们用事实说话，这几年，农户贷款从30亿增加到300多亿，缓解了农村金融缺血的问题。农民拿到这些钱也很珍惜，不良资产率一直在1%以内，完全在银行拨备坏账准备金范围内，即使全部由银行承担都可以。但事实上，按照我们的制度设计，一旦坏了账，就由政府承担1/3，农民出1/3，银行出1/3，也就是各出0.33%，银行和政府没有承担无限责任，也最大限度的宽松了农民，大家都很愉快。
《中国经济周刊》：您把金融杠杆运用到小微企业发展上。重庆的“创业热”可持续吗？
黄奇帆：我们主要通过资本金补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担保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扶持小微企业的发展，我们让农民工自己出10万元带上七八个人创业，财政出资就补助你3万～5万元，还协调银行按资本金1：1的比例给你贷款，再给你几万元的等额税收优惠。这样一来，几年间，重庆有8万多个微型企业就成长起来了，一个企业有七八个人，就增加了60多万人就业。
如果我们城市化的方式是要实现更多人就业，解决60多万人的就业问题，算一笔账的话，一个人至少是50万元的产值，60多万人就产生3000多亿产值。这样的工业体系，如果要投资，至少是2000多亿，政府有能力实现吗？而鼓励他们自己创业，花多少钱呢？8万多个微型企业，政府财政拨款出27亿，银行贷款70亿，总共投入不到100亿。这说明不能光靠政府招商引资，搞大产业，还要靠千百万民众自我革新、自我创业、自己救自己。创业的人多了，政府的税基就大了，支出的失业保险金也少了，完全可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和可持续性。
是农民工进城，不是农民进城
《中国经济周刊》：2010年8月，重庆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启动，现在已经进入常态化转户阶段，这被认为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一次大胆尝试，您怎么看？
黄奇帆：改善农民工待遇是人权问题，是公民权利的问题。善待农民工，是我们应尽的良心，是管理者的良心。城市化进程的本质是减少农民，把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工人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关于城乡迁徙的安排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重庆这几年做了360万农民工转户，我们的关键是农民工进城，不是农民进城。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产生了许多新的工业和服务业的岗位，需要大量农民工补充。他在补充工作的若干年里，你始终不给他户籍，是不讲道理的，是不公平的，是一个半吊子的城市化，不是真正的城市化。
《中国经济周刊》：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会造成城市的沉重负担吗？城市能否消化得了？
黄奇帆：有人认为农民工转户进城成本太大。确实，按转户成本10万元/人计算，政府财力难以承受。但农民进城会为城市创造红利，如果按每人每年50万元产值算，1亿人转户一年就会创造50万亿的产值，其贡献远大于需要付出的成本。另外，转户涉及到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成本，是通过10～20年的长周期分摊成本的过程，即期支出并不大。同时，转户成本“一分为三”，大体企业40%、政府30%、社会30%。改革的成本总体是可控的。
农民工户籍制度搞得好，会让中国人口红利延长15～20年。现在主要有三个红利，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和资源红利，这三大红利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今后10多年，还会继续发挥重大作用。
重庆不存在债务过重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重庆提出计划3年开工、5年建成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形成“双轨制”住房体系，进展如何？给重庆带来了哪些变化？
黄奇帆：“双轨制”主要指市场化商品房占70%～80%，以公租房为主体的保障房占20%～30%。现在我们已经竣工1315万平方米，惠及58万群众，如果全部建成，可以惠及200万群众，并将30%以上的城市人口纳入保障范围。
目前看来，这个制度有效解决了中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问题，也推动了重庆主城城市化进程，使重庆主城从“一环时代”进入“二环时代”，也促进了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公租房的逐步投放引导了住房合理消费。2012年，重庆主城区成交商品住房1917万平方米，均价6389元/平方米，与2011年大体持平，房价涨幅在全国30多个主要城市中排中低位，获得国务院督察组高度肯定。
《中国经济周刊》：“十二五”期间，重庆计划投入3000亿改善基本公共服务会不会担心地方债的问题？
黄奇帆：重庆这些年的基础条件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方面的投资当然就多。基础设施的投入，大致来源三块，一块是靠市场化来化解，一块是通过土地储备增值收益投入的，一块是中央给的补助。在构建大的基础设施网络方面，很多是可以收费的，比如我们已经修了2000公里高速路，形成800多亿的债务，但这些高速公路一年可以收五六十亿的费，收20几年，这八九百亿完全可以还得了。我们现在“八大投”的里边的帐，绝大部分是靠市场化手段来平衡的。城市其他的重大基础设施，我们通过土地储备的增值收益以及财政预算来平衡了。另外，中央这些年加大了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每年对西部的转移支付增长都在20%以上，这帮助包括重庆在内的西部地区解决了很大问题。比如修农村公路，重庆每年都有五六千公里，中央补助一点，市里面通过财政预算来安排一点，区县配套一点，就把问题解决了。
关于重庆的债务，我告诉你们两组数据，足以说明问题。第一组数据，就是债务相当于GDP的比例。按国际通行规则，一个国家的债务最好不要超过GDP的60%。这里的国家债务，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举的债，我们国家现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加起来，与GDP之比还在50%以内，总体是好的。对于地方债务而言，重庆的规则是不超过30%。目前，重庆的债务是2600多亿元，与GDP之比为23%，现在是很安全的。第二组数据，是债务和财政可支配支出的比例不要突破1：1，重庆去年的可支配支出4000多亿，算下来，我们的这个比例是65%。由此看，重庆的债务控制是比较理想的，不存在债务过重的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这次全国两会，重庆代表团提出的全团建议就是“将重庆成都城市群建设成为引领西部地区发展的国家级城市群”，您是否有意扩大重庆的洼地优势，并在更大区域内共享改革红利？
黄奇帆：目前，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这三大城市群空间开发密度已经很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所减弱，从培育新的城市群，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有必要将成渝城市群纳入国家级城市群来规划建设。
成渝城市群一旦形成，将进一步凸显成渝地区的洼地效应，提升区域竞争力。重庆和成都同为国家设立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具有先行先试权，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一些比较成熟的经验，如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成渝城市群形成后，这些改革经验将会在整个城市群推广，影响范围更大。同时，将成渝城市群整体打包，有利于我们在基础设施建设贴息贷款、产业项目信贷服务、城市用地计划指标、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口商品配额等方面，获得更多国家政策支持。
在全国GDP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重庆连续5年保持15%的经济增速。2011年，重庆GDP突破1万亿元。2009—2012年，在《中国经济周刊》的31省份GDP含金量排名中，重庆GDP含金量连续4年位列前十。
但重庆也是复杂和多样化的。用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的话来说，重庆是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并存。发展农业，规模化是难点；发展工业，炸出一块平坦的厂房园区都很费劲。与此同时，层峦叠嶂中隐藏的高山居民、贫困居民和三峡移民，又成为城市化进程中最难以拉动却又不容忽视的一环。
2007年，重庆获批成为我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5年间，重庆的大胆尝试引发无数议论，“地票”、城乡土地资源流转、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双轨制”住房及公租房规划……每一步，重庆的改革之刀都直指制度改革和民生热点的最深处。
热议中，黄奇帆很平静。他既不认为重庆改革是“冒进”，也不认可“重庆模式”的提法。他只希望做一个智慧型改革的推动者、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的探索者、转变发展方式的实践者。
3月10日，黄奇帆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回应引起争论的热点，解读重庆的探索与尝试。
重庆“没有模式”
《中国经济周刊》：重庆经济连续5年高速增长，得益于哪些优势？是否能总结供全国学习的“重庆模式”？
黄奇帆：没有模式，只有智慧型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探索。重庆有很多机遇，比如西部大开发政策，15%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长期执行。胡锦涛同志提出的重庆新阶段发展的“314”总体部署，明确了重庆的定位——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重庆也是全国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让重庆享受到了财税改革、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双轨制住房改革、地票交易等制度改革的红利；同时，重庆也有两江新区开发开放和两个保税区的机遇，以及三峡库区、少数民族地区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除了制度政策优势，重庆开放的动力也在加强。进出口总额5年翻了三番，达到532亿美元。利用外资5年增长10倍，达到106亿美元，规模全国前八。在整合国内外资源上，在基础设施、工业项目、房地产和服务业方面，重庆也在加大内外资的引进力度，还与央企达成合作，形成内需和资源优势。
半小时给总理讲清楚“地票”
《中国经济周刊》：重庆的“地票”是如何实现城乡之间的资源流转的？
黄奇帆：2008年底，我们打算进行一种大胆的尝试，创设一种将农村用地指标转移到城市使用的交易品，也就是“地票”，主要指包括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闲置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复垦并经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
“地票”交易制度是“先造地后用地”，农村闲置土地资源依法有序退出，先把农村建设用地转化成耕地之后，才在城市新增建设用地，对耕地的保护力度更大、保护效果更好。同时，“地票”交易制度创新可以有效解决当前城镇化和工业化加速期，城市建设用地紧张的矛盾，而城乡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耕地总量不减少。
过去近4年，“地票”为城市建设换得11.1万亩建设用地指标，且为“三农”建设筹集到了200多亿元建设资金。
《中国经济周刊》：土地资源流转的过程中，如何保证守住耕地红线？如何保证农民的权益得到保障？
黄奇帆：“地票”的范围是有限度的，是农村闲置的建设性土地，在乡镇政府的领导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带动下，农民自愿的前提下，把它复垦为耕地。如果复垦出1000亩耕地，产生1000亩“地票”，到土地交易所去挂牌交易，按照20万每亩的价格，就是2亿，房产商出了这2亿，按土地利用规划，就可以到城郊结合部取得1000亩用地的优先权。先复耕，再征地，这是我们这个机制的刚性操作的底线。城乡土地这样增减相挂钩，我现在就有把握说，10年以后，重庆3400万亩耕地保证一亩不少。
现在，一般农村闲置下来的住房，即使房子造得再好，一两百平方米的房子也只能卖10万、5万，离城市几百公里远的山沟沟，住房怎么也卖不出什么好价钱。但是“地票”却能使农民的地价大幅增值，农民拿到这个钱，可以在城市里租房或者去公租房居住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对农村致富和增加财产性收入都有好处。
我们的“地票”交易制度是利用级差地租原理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思路，并设立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交易价款扣除成本后，85%直补农民，15%归集体。目前，重庆已经累计交易“地票”11万亩、反哺“三农”222亿元。
《中国经济周刊》：有人反对“地票”制度，认为很容易造成农民利益受损，并使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制度漏洞仍无法避免。
黄奇帆：没人反对我们，我觉得很顺利啊。我的印象是2008年想到了“地票”制度，然后我跟当时重庆市国土局的人做了布置。有一天，中央几个部委的人来做调查研究，我当时不在重庆，我们国土局的人跟他们报告了，当时没同意。我说，肯定是报告没讲清楚，这么简单合理的好事情怎么会不同意啊？我就直接去汇报，跑到国土资源部，在那边讲了一个小时，部长、副部长都明确表示支持。
不久，总理到重庆视察工作，他很关心“三农”，我向他报告这件事。当时是在去重庆江津的路上，要一个多小时车程，仅用了半个小时就汇报清楚了，他很支持我们搞这样的试验。从设想的提出，到6月份中央下达文件，同意我们搞“地票”，一共才两个月。
《中国经济周刊》：如何如您所说，“有节奏”使用土地储备？
黄奇帆：土地储备重要意义在于由政府控制土地一级市场，并将收益用于公共项目。重庆开始高速增长时，我们就进行了足量储备，大约有40多万亩。要么不储备，要储备就要有规划并一步到位。储备的土地不能搞竭泽而渔，不能一届政府几年时间就把城市今后20年可用的土地都占用了，要细水长流。我认为，每年只准用储备量的5%，够用20年。我们说到做到，2002—2012年，10年我们实际卖掉的、用掉的地是19.9万亩，正好每年用了5%。同时，储备地50%用于公共项目，如大学城、公租房等等；50%用于经营性开发，这样就比较合理。经营性开发的收益，扣除成本后，也投入到了城市桥梁、隧道、大剧院等公共项目上，改善了城市的功能。 300多亿农户贷款不良资产率一直在1%之内
《中国经济周刊》：您在坊间被称为“金融市长”，在城乡统筹方面，您是如何运用金融这颗棋子的？
黄奇帆：我们主要是向农村要金融，通过三权“抵押”融资贷款，就是要盘活农村的存量资产，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房使用权和林权通过抵押，使农民获得贷款。
我们用事实说话，这几年，农户贷款从30亿增加到300多亿，缓解了农村金融缺血的问题。农民拿到这些钱也很珍惜，不良资产率一直在1%以内，完全在银行拨备坏账准备金范围内，即使全部由银行承担都可以。但事实上，按照我们的制度设计，一旦坏了账，就由政府承担1/3，农民出1/3，银行出1/3，也就是各出0.33%，银行和政府没有承担无限责任，也最大限度的宽松了农民，大家都很愉快。
《中国经济周刊》：您把金融杠杆运用到小微企业发展上。重庆的“创业热”可持续吗？
黄奇帆：我们主要通过资本金补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担保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扶持小微企业的发展，我们让农民工自己出10万元带上七八个人创业，财政出资就补助你3万～5万元，还协调银行按资本金1：1的比例给你贷款，再给你几万元的等额税收优惠。这样一来，几年间，重庆有8万多个微型企业就成长起来了，一个企业有七八个人，就增加了60多万人就业。
如果我们城市化的方式是要实现更多人就业，解决60多万人的就业问题，算一笔账的话，一个人至少是50万元的产值，60多万人就产生3000多亿产值。这样的工业体系，如果要投资，至少是2000多亿，政府有能力实现吗？而鼓励他们自己创业，花多少钱呢？8万多个微型企业，政府财政拨款出27亿，银行贷款70亿，总共投入不到100亿。这说明不能光靠政府招商引资，搞大产业，还要靠千百万民众自我革新、自我创业、自己救自己。创业的人多了，政府的税基就大了，支出的失业保险金也少了，完全可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和可持续性。
是农民工进城，不是农民进城
《中国经济周刊》：2010年8月，重庆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启动，现在已经进入常态化转户阶段，这被认为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一次大胆尝试，您怎么看？
黄奇帆：改善农民工待遇是人权问题，是公民权利的问题。善待农民工，是我们应尽的良心，是管理者的良心。城市化进程的本质是减少农民，把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工人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关于城乡迁徙的安排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重庆这几年做了360万农民工转户，我们的关键是农民工进城，不是农民进城。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产生了许多新的工业和服务业的岗位，需要大量农民工补充。他在补充工作的若干年里，你始终不给他户籍，是不讲道理的，是不公平的，是一个半吊子的城市化，不是真正的城市化。
《中国经济周刊》：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会造成城市的沉重负担吗？城市能否消化得了？
黄奇帆：有人认为农民工转户进城成本太大。确实，按转户成本10万元/人计算，政府财力难以承受。但农民进城会为城市创造红利，如果按每人每年50万元产值算，1亿人转户一年就会创造50万亿的产值，其贡献远大于需要付出的成本。另外，转户涉及到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成本，是通过10～20年的长周期分摊成本的过程，即期支出并不大。同时，转户成本“一分为三”，大体企业40%、政府30%、社会30%。改革的成本总体是可控的。
农民工户籍制度搞得好，会让中国人口红利延长15～20年。现在主要有三个红利，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和资源红利，这三大红利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今后10多年，还会继续发挥重大作用。
重庆不存在债务过重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重庆提出计划3年开工、5年建成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形成“双轨制”住房体系，进展如何？给重庆带来了哪些变化？
黄奇帆：“双轨制”主要指市场化商品房占70%～80%，以公租房为主体的保障房占20%～30%。现在我们已经竣工1315万平方米，惠及58万群众，如果全部建成，可以惠及200万群众，并将30%以上的城市人口纳入保障范围。
目前看来，这个制度有效解决了中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问题，也推动了重庆主城城市化进程，使重庆主城从“一环时代”进入“二环时代”，也促进了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公租房的逐步投放引导了住房合理消费。2012年，重庆主城区成交商品住房1917万平方米，均价6389元/平方米，与2011年大体持平，房价涨幅在全国30多个主要城市中排中低位，获得国务院督察组高度肯定。
《中国经济周刊》：“十二五”期间，重庆计划投入3000亿改善基本公共服务会不会担心地方债的问题？
黄奇帆：重庆这些年的基础条件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方面的投资当然就多。基础设施的投入，大致来源三块，一块是靠市场化来化解，一块是通过土地储备增值收益投入的，一块是中央给的补助。在构建大的基础设施网络方面，很多是可以收费的，比如我们已经修了2000公里高速路，形成800多亿的债务，但这些高速公路一年可以收五六十亿的费，收20几年，这八九百亿完全可以还得了。我们现在“八大投”的里边的帐，绝大部分是靠市场化手段来平衡的。城市其他的重大基础设施，我们通过土地储备的增值收益以及财政预算来平衡了。另外，中央这些年加大了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每年对西部的转移支付增长都在20%以上，这帮助包括重庆在内的西部地区解决了很大问题。比如修农村公路，重庆每年都有五六千公里，中央补助一点，市里面通过财政预算来安排一点，区县配套一点，就把问题解决了。
关于重庆的债务，我告诉你们两组数据，足以说明问题。第一组数据，就是债务相当于GDP的比例。按国际通行规则，一个国家的债务最好不要超过GDP的60%。这里的国家债务，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举的债，我们国家现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加起来，与GDP之比还在50%以内，总体是好的。对于地方债务而言，重庆的规则是不超过30%。目前，重庆的债务是2600多亿元，与GDP之比为23%，现在是很安全的。第二组数据，是债务和财政可支配支出的比例不要突破1：1，重庆去年的可支配支出4000多亿，算下来，我们的这个比例是65%。由此看，重庆的债务控制是比较理想的，不存在债务过重的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这次全国两会，重庆代表团提出的全团建议就是“将重庆成都城市群建设成为引领西部地区发展的国家级城市群”，您是否有意扩大重庆的洼地优势，并在更大区域内共享改革红利？
黄奇帆：目前，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这三大城市群空间开发密度已经很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所减弱，从培育新的城市群，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有必要将成渝城市群纳入国家级城市群来规划建设。
成渝城市群一旦形成，将进一步凸显成渝地区的洼地效应，提升区域竞争力。重庆和成都同为国家设立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具有先行先试权，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一些比较成熟的经验，如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成渝城市群形成后，这些改革经验将会在整个城市群推广，影响范围更大。同时，将成渝城市群整体打包，有利于我们在基础设施建设贴息贷款、产业项目信贷服务、城市用地计划指标、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口商品配额等方面，获得更多国家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