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节(农历九月九日)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之一，节日名称取其两九相遇之义，“盖九为阳数，其日与月并应，故号曰重阳”(宋·吴自牧《梦梁录》)。重阳节起源很早，可追溯至战国时期，出现了“集重阳人帝宫兮”诗句(屈原《远游》)。西汉时期，宫廷开始流行重阳风俗，高祖戚夫人侍儿贾佩兰说在宫内时，“九月九日，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晋·葛洪《西京杂记》)。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重阳日被官方正式确定为三令日之一，“其以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官任文武百僚选胜地近赏为乐”(《旧唐书-顺宗本纪》卷十三)。自唐迄今，登高野宴和把酒赏菊一直是重阳节的主题活动，传达了祥和、健康、长寿的礼天敬亲信息。
　　
　　菊与重阳
　　
　　菊花成为重阳节的重要元素，除了节日前后正值菊花盛开的时令吻合因素之外，还在于菊花本身具有祛热解毒、益寿延年的功效，成为人们向长者祝寿的重要媒介。东汉末成书的Ⅸ神农本草经》称菊花为“节花”，表明至迟在东汉时期菊花已经正式成为重阳节的标志了。菊花成为重阳节的题材之一，至迟始于西汉武帝时期，如前文所述。东汉时期，重阳节开始在民间流行，民间传说中菊花和茱萸还成为人们避邪禳灾的重要法宝。南朝人吴均在其《续齐谐记》记载，东汉汝南(郡治在今河南平氍县北)人桓景随费长房游学多年，长房点化他“九月九日，汝家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菜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桓氏因此得避此灾，民间自此开始流行重九登高，饮菊花酒。传说虽无稽可考，但至少说明东汉时民间在重阳节饮菊花酒的风俗已经非常普遍。“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西京杂记》)。菊花除了被制成酒在重阳节饮用以外，还因为其颜色引人，菊花有黄白诸色，先民偏爱黄色，因其象征土地、成熟、中央等，符合古人的价值观。从唐朝开始，人们就称重阳节为菊花节，“无穷菊花节，长寿柏梁篇”(王维《奉和重阳上寿应制》)。
　　从生物学角度上说，菊花(Dendranthema morifohum(Ramat，)Tzvel，)隶属菊科(Compositae)菊属(Dendranthema)。同属植物约30种，其中17种分布于我国。因此，菊花能在我国及东亚地区被培育成品种繁盛的观赏花卉是有先天优势的。先秦古文中，“菊”本作“鞠”，《礼记·月令》载“季秋之月，鞠有黄华”；《山海经》载“女人之山，其草多鞠”。“鞠”的本义为穷尽的意思，表示露地花卉开放至此为止，“鞠草有花，至此而穷焉，故谓之鞠”(宋·陆佃《埤雅》)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菊花别名很多，汉人因其与重阳时令吻合，称为“节花”(《神农本草经》)；晋人因其花美且具有益寿功效，称为“女华、女茎、傅延年”(《名医别录》)，唐人偏爱其黄色的花，称为“黄花”，宋人称为“金蕊”。
　　
　　菊的文化
　　
　　崇尚精神自由的晋人赋予菊花坚贞
　　的品格，晋·袁崧称赞菊花品格“春露不染色，秋霜不改条”，东晋·陶渊明推崇菊花为“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并把菊花列为自己隐逸生活的重要元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三径就荒，松菊犹存”。陶渊明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南朝梁·钟嵘《诗品》)，他的推崇使得以“情致高远、积极进取、怀念故土”等文人品格为内核的菊文化开始形成。晋代以后，菊花被唐代和宋代士人选作文人精神的物化代表，融合了释道儒三教的精神，经过审美加工，形成了我国独特的菊文化。
　　以历代菊诗数量来看，我国的菊文化在宋代达到巅峰，清·陈梦雷等编的《古今图书集成》收录菊诗208首，其中六朝6首、唐朝63首、宋朝64首、金元18首、明清57首。
　　宋人在艺菊、赏菊、用菊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
　　其一，菊花培育品种多样。不但突破了黄白为主的色调，还培育出了重瓣类型。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记载了首都汴京(今开封市)的赏菊盛况，菊花品种有万丛菊、桃花菊、木香菊、金铃菊等诸多品种。甚至还出现了菊花造型技术，《杭州府志》载：临安有花市，菊花时制为花塔”；范成大的《范村菊谱》也载有：“吴下老圃，伺春苗尺许时，掇去其颠，数日则歧出两枝，又掇之。每掇益歧，至秋，则一千所出数千百朵”。北宋时期形成了我国及世界最早的菊花专著——刘蒙的《菊谱》，此书共收录菊花品种163个。
　　其二，菊花鉴赏纵深加大。重阳节在中唐以后成为国家的法定节日，宋室宫廷“干八日作重九排挡，以待翌日游乐”(周密《武林旧事》卷三)。因菊花成为重阳节的重要题材，赏菊也就因此而成为全民参与的活动。首都汴京，每逢重阳，民间流行赛菊，宫廷则开菊花会、挂菊花灯、饮菊花酒。这种艺菊、赏菊的风俗一直延续至今。当时的汴京、彭城(夸徐州市)、杭州都是垒国重要的艺菊、赏菊中心。宋人首次将菊花列为花中十友，称作“佳友”，“佳友，金英辏，陶令篱边常宿留。秋风一夜摧枯朽，独艳重阳时候。剩收芳蕊浮卮酒，荐酒先生眉寿”(宋·曾咫《调笑令》)。宋代文人把菊花视为陶渊明的化身，咏菊的主旨在于宗陶、崇陶，苏轼、黄庭坚、李清照、陆游、辛弃疾、朱熹等家，都写作了大量的咏菊诗，且在词中也取得突破，以李清照的《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为代表作，“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其三，菊花精神臻于完善。宋人将菊花的精神和品格开发殆尽，儒家、道家、佛家的哲学思想均在菊花精神中得以体现，从而使菊花成为释道儒三教精神的共同载体和象征。儒家崇尚自强不息、自我修为，以兼济天下为己任，从菊花傲霜的特性中找出君子坚韧、进取的意象，例如“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苏轼《赠刘景文》)”；“宁可抱香枝头老，不随黄叶舞秋风”(朱淑贞《菊花》)。道家师法自然，崇尚清净无为、超然世外，从菊花不与众花争艳的品格中发现超然、淡泊的隐逸情致，例如“欲知却老延龄药，百草摧时始起花”(苏轼《赵昌寒菊》)；“深丛隐孤芳，犹得车清觞”(梅尧臣《残菊》)。佛家禅宗祟尚空灵，从菊花在天高水寒的深秋开放的性情中感悟出空灵、圆觉的佛家智慧，成就了禅诗“一句明明该万象，重阳九月菊花新”。
　　明清以来，菊与梅、兰、竹并称为花中四君子，代表了自强不息的君子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典型代表之一。20世纪后半叶以来，我国在菊花的科学研究和新品种培育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菊花品种达3000余种。同时，菊艺不断在全国范围内扩展，形成了许多栽培、鉴赏中心，北京、开封、太原、德州、南通、芜湖、湘潭、中山等8个城 市将菊花列为市花，此外，扬州、南京、宿迁、杭州等地在成为菊文繁育中心。
　　
　　菊文化的交流
　　
　　菊花自盛唐(奈良时代至平安时代初期)传入日本之后，融合了日本的民族性格特征和审美观，也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日本菊文化。
　　在日本，菊花一开始就和重阳节一起受到日本皇室的重视。平安时代(794—1192)初年，皇室、贵族和文人都大力推崇菊花，重阳日君臣共同赏菊、饮菊花酒；翌日，天皇再设残菊宴为菊花饯行。菊花作为园艺植物得以广泛栽培。在重阳节，日本民间还发展出了“赛菊”活动，类似宋朝人的“斗茶”，正是皇室的尊重和民间竞争性的习俗，有力地促进日本菊文化的快速发展，并形成自己的风格。
　　首先，菊花是“天照大神”的象征，菊纹成为天皇和皇族的专用图案。12世纪初叶，已将菊纹用于国徽。1868年，《太政官布告》第195号规定菊花为天皇专用徽章，象征着最高权威。同时，基于对天神和祖先的尊崇，日本人还将菊花作为祭祀祖先专用花。
　　其次，菊花精神呈现神秘倾向，代表着无常的世事和未知的命运，纪贯之的和歌中曾有“让我们将绚丽的秋菊用作头饰吧，说不定我们比鲜花还早逝”诗句(《古今集》)，流露出莫名的无常观和淡淡的哀愁。
　　其三，菊艺水平独领风骚，在插花和新品种培育方面成就非凡，形成了国华、泉乡等名贵菊花品种系列。至清代乾隆时期，日本菊花新品种已开始输入中国，据清人记载，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邹小山绘制洋菊图，计36种。日本精兴园菊花种苗有限会社(seikoen-kiku)自1921年至今已培育出5000余个菊花品种。
　　中国和日本两种文化的深入交流、借鉴，使得当今的菊文化达到新的高峰，成为两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共同语言之一。为推进中日两国的深度交流和战略合作，应进一步加强两国菊文化的深度交流与合作，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是建立“世界菊科联盟”或“菊科网络”，依托两国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搜集全球的菊科植物的生物资源和种质资源，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科技创新为先导，引领两国乃至世界菊花新品种培育，菊科植物资源化利用等方面的发展。
　　二是组织“国际菊花竞赛”，借鉴“国际围棋擂台赛”模式，依托中日两国在菊花培育和鉴赏方面雄厚的技术积累和文化积淀，开展菊花优新品种竞选、鉴赏作品竞选等活动，推动两国艺菊、赏菊文化向大纵深方向发展，扩张东方菊文化的影响力和感染力。
　　三是开发菊花相关主题的文化创意产品，包括典籍、影视、展览、工艺品、时尚设计、食用和药用产品等，使两国菊文化交流呈现立体互动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