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郑 敏 整理·何映宇
　　
　　鲁迅的烦恼现代人已经理解了吗？哲学应该赶快进入现代人空虚的内心，去剖析它们，然后再来反观自身，再来找寻传统，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看清楚，什么是传统，而我们为什么空虚。
　　
　　88岁的郑敏，延续着诗人的敏感和哲学家的理性，与她聊天是件非常愉快的事。40年代毕业于西南联大，后在美国留学，50年代中期回国，郑敏身上有与众不同的直爽和豁达。由于艺术风格相近，1980年她与王辛笛、曹辛之、唐祈、唐湜、陈敬容、杜运燮、袁可嘉、穆旦等人合出诗集《九叶集》，在国内引起很大的反响，遂被称为“九叶派”。现在，“九叶”只剩下了她和袁可嘉两叶。
　　
　　师从冯至
　　
　　我是从王家过继到郑家的，当时我只有两个月大，我的养母与我的亲生母亲是姐妹。我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古典诗词，我的姨母（也就是我的亲身母亲）常常坐在窗前用闽南语吟诵古典诗词，虽然我年纪尚小，不懂得诗词的含义，但那种声音之美还是让我感动极了。
　　我长到10岁时才进小学。我读的大多是散文，也看过一部分新诗，但当时的新诗对我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读了中学以后才开始喜欢上徐志摩的诗歌。
　　不过我真正有意识地喜欢上诗歌并且开始写作还是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受到冯至先生的影响。冯至受歌德的影响很深，诗歌的维度很深，不是英美浪漫主义风格的诗人。他为人很谨慎，不冒失，做学问很扎实。他指导我读诗，我对他很敬佩，也很敬重。我们的背景趣味都比较接近，我想这是我们师生关系非常融洽的一个主要原因。冯至先生一开始也是学哲学的，也喜欢比较庄严一点的东西。
　　我经常跑到他家去，坐下来，也不说话。他太太在打毛衣，他在看书，我们就这样坐着，现在想来，也是很奇怪。我当时也都二十好几了，怎么就常跑到他家去，也不准备什么问题，也不说话，可是他们也不以为忤，似乎已经把我当成家里的一分子了。有时候我会把我写的诗歌给冯至先生看，他很肯定我的诗歌，可能从这个角度他给我很大的支持。
　　我们西南联大在昆明，昆明有泡茶馆的习惯，大家爱聚在一起聊天。冯至先生的朋友也常到他家来，比如卞之琳。后来我就给袁可嘉和沈从文写诗，他们主持《大公报》，袁可嘉是冯至委派到《大公报》编副刊的。他和冯至很熟，但我和他不认识，我只是把诗寄给他发表。我在哲学系，袁可嘉在外语系，而且他比我大，不是一届的。
　　在西南联大，我们根本就不考试，学期末了，老师出一个题目，让写一些读书报告，那题目也是很宽泛的，可以由着你发挥。你可以重复老师在课堂上的观点，也可以有自己的立场，都可以，并没有一定之规。
　　我觉得现在的语文课是问题最大的。在那里分析中心思想、分段、分析段落大意，真是太可笑、太荒唐。时间、地点、时代背景都不一样，对它的理解自然是千差万别，每个人都可以有创造性的理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判断，每个人都有他的个性，凭什么跟老师一样，怎么就只有一个标准答案？这样教育出来的学生是什么？是傻瓜。有创造性的学生只能人格分裂，一方面要顺从这种应试制度，一方面要自己来做一些彰显自己个性的事，那不是人格分裂么？
　　中国当下的语文教育是在扼杀人的智慧。一个人自己的判断，哪怕是错误的，也要比应声虫要好得多。学生从小学会应付课堂作业，那还能好吗？我就觉得现在的语文课，能及格就算了，考高分没多大意思。根本问题是：知识分子原来是最爱管闲事的一群人，现在什么也不敢说。
　　现在的诗歌打破了教条，但是如果没有深刻的哲学基础，它们就会停留在表面上。这一代诗人是反崇高的余波，它们注重言辞，基本上没有深度，我不喜欢。如果诗歌中没有哲学，诗歌只是摆设，因为它们没有思想的准备。
　　知识界应该有争论，有激辩，可是现在呢？温文尔雅，这是很糟糕的。
　　有时候，我也在想，把吴思敬、谢冕叫来，我们三个人来个有关诗歌的对话，但是这个设想一直没有实现。
　　我和诗歌界的朋友几乎不谈诗歌，只有你们这些年轻人来向我讨教，才会谈些这方面的话题。诗歌研讨会叫我去，也就是坐着，随便谈些闲话，触及不到思想的深处，我们的思维似乎停滞了。
　　
　　授教和受教
　　
　　
　　1955年我从美国回国，回来后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呢？苏联对于我们来说神圣得不得了，一切都跟在苏联老大哥后面。跟着苏联已经证明是一个美丽的梦，乌托邦的梦。文学也是，跟着苏联改造自己，把传统全部抛掉了。五四这么稚嫩，现在看来就是幼儿园的状态，底子太薄，其结果是，现在的人，连文言文都读不懂了，这不是很可悲的一件事吗？
　　苏联之后，英美文化又在深刻地影响中国。英国国势衰微，它的影响小了很多，你看不是连英式英语都要变成美国腔调了？美国的商业文化就不同，它对现在的中国影响很大。在我看来，美国电影、小说中的娱乐成分太多，没有深入的思考，可是我们又在对美国的商业文化顶礼膜拜。
　　回来后，冯至将我介绍到文研所，研究华兹华斯。1960年的一天，我和一位同事说了一句话：“国际上那么多的兄弟，怎么说没就没有了？”我指的是那些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第二天，领导就找我谈话，说我在美国呆了太久，对国内的形势不太了解。这么着，就让我去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教书。
　　我当时觉得这是莫大的羞辱。那时候是俄语吃香，我教的是英语，谁也不正眼看。四年读四本书，用苏联式的方法来学语法，以前我们是两天就读完了，现在要学四年。后来他们让我教课外阅读，都是些名著的簡写本，什么《大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