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琴声

　　这些年来，住所周边琴声不断，我知道，又多了一个琴童。但看报道，说人数多至5000万，还是吃惊不小。我也知道，最终能与钢琴相伴一生的，也许1%都不到。
　　我结婚那年，好友送了一份厚礼，作为未来宝宝的礼物。朋友从小习琴，“文革”之中，目睹过小将们的砸琴暴行，他相信，学过音乐的孩子，残暴不到哪里去。
　　十年之后，五岁的儿子敲响了琴键，开启了一段曲折之路。像多数孩子一样，学琴并不是他的主动选择，而是家长的引导；我也知道，他并没有音乐天赋，学琴只是提升修养。其间，他几次想要放弃，我们虽有无奈但也不强求，最终哭完之后，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也许，他渐渐喜欢上了音乐，不愿割舍。
　　危机再次出现，是在初中之后。他是住校生，繁重的学业让他根本没有练琴时间。我们找班主任谈，能否不上政治课，留出时间让他练琴。班主任不敢相信，竟有这样“不负责任”的家长。“中考、高考政治都占100分，你们不想让他上大学了？而且翘课会拖班里后腿，我们可是重点班啊！”无奈，我们找到教导主任几番折腾。好在遇到通达之人，允许晚上自习时间推迟半小时，加上晚饭挤出的一刻钟，保证了每天的练琴时间。
　　从此，傍晚时分，偌大的校园里传来孤独的琴声。几百个孩子在埋头学业，那里面曾经有过三分之一的琴童，他们的琴声还会再次响起吗？
　　——徐列
　　虽然旅美近十年，侯莹还是有明显的东北口音。这个著名的现代舞舞蹈家，从头到脚给人一种旧旧的装扮感。
　　跳舞的人脖子弧度很美，从背后看侯莹，像静静浮在湖上的天鹅。她的五官秀气，却不至于柔弱，而是有骨头，有力量，甚至有些冷峻。
　　平日，她带着一群年轻人在黑桥村跳舞，从舞蹈室外射进来的光，和光所带来的影子一起晃动，这种流动感、生命力，又是很衬她的。有时她沉默看着舞者，眼神锐利如刀。总之，她身上有少见的动静相宜的气质。
　　我不是一个反主流的人，只是天天看着人们讨论涨上天的房价，难免心生浮躁，然后来到这样一个寂寞又不萧条的黑桥村，再见到这样的侯莹，心里很高兴。
　　尤其当她在炒菜，我们坐在圆圆的饭桌上等待。一切又回到了自然的状态。我不再是坐在咖啡馆里，听着一些客套话。而这里没有表演，只有一盘绿色的青菜以及乱七八糟的碟子。
　　这几天，侯莹去了大理，发了几张图在朋友圈：她还是裹着那条红色的头巾，一件素紫的长针织衫，还背着个圆形背篓。她说自己适合乡下。
　　现在看来，她卖了房子，办了舞蹈团，难得吗？的确难得。但这种行为让人难以理解吗？只是人们不愿意理解而已。
　　其实古今中外，多义才是最后的真实，所有人都是按照自己的三分情感七分理性（或者相反）做出最后的选择。人性，并没有那么多新鲜事。
　　对经济上的压力，侯莹也是会紧张的，但她最大的压力还是创作。如果有了好的创作，其他问题都是次要。
　　做了近两年的人物记者，我固执地认为每个人的内心都是全然不同的生态园。在侯莹这个生态园里，她最看重的花朵，显然是舞蹈。舞蹈所带给她的光彩，也许称不上伟大，但她却是珍贵的，对，比很多人要珍贵。
　　我最近有个很平庸的感慨：一个人能找到一份让自己散发光彩的事，真是太好了。
　　近来接触的另一位看上去寂寞的采访对象是导演毕赣。显然他那横扫不少奖的作品《路边野餐》，跟大部分观众是有隔阂的。作品无清晰的叙事线索，题材也不具备任何容易流行的元素。但他好像并不在乎，前段时间，他发了最后一条朋友圈：这个手机内存不够，以后不用微信了。
　　毕赣不像其他蜂拥至北京的年轻创作者，他主动选择住在贵州一个四线城市，娶妻生子，在这个他有感情的地方拍片，他看上去也不大焦虑，因为想清楚了自己究竟要什么，又不要什么。
　　侯莹和毕赣有个共同点：梗着脖子做自己的事，但也不是傻干。他们在生活中毫无架子，都是挺可爱的人。
　　身在北京，且在一个被认为马上要死的纸媒行业，总能感觉到身边人极度的焦虑。时代变得太快了，一眨眼就有一个自媒体又估值过亿了。有那么一瞬间，我突然有点理解老人的心情，好像自己过时了，不理解外面的世界了。
　　但有的人，真的不管外面翻天覆地，他们能轻松下来，凭借意志力（而不是懒惰）轻松下来，专注创造。他们也不会看不起那些跑得快的人，而是很明白所谓各有各的天地。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朋友圈？叛逆的代价有那么大吗？如果你足够有力量，似乎也是举重若轻的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