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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17日，取材于古典文学名著《金瓶梅》的新编广东汉剧《金莲》在黄花岗剧院上演。
与此遥相呼应的是，此前，芭蕾舞剧《金瓶梅》，作为一次实验性的艺术探索，也同样引人注目。在香港的演出大获成功，在上海则被搁浅；一叫好，一搁浅。
其中潘金莲是一个最为人所熟知的人物形象。三百多年来，她的身影摇曳在不同时代的观众眼前，屡遭打压，又屡次复活。几乎关于她的每一个话题，都带有争议性。
颠覆《金瓶梅》
戏剧大师欧阳予倩是《金瓶梅》戏剧史上第一个异数。
在欧阳予倩之前，传统戏曲一直有把潘金莲搬上舞台的实践，如《打饼调叔》、《挑帘裁衣》、《灵堂杀嫂》等，现存篇幅较短的弹词、子弟书和俗曲超过二十多部，但它们无一不是站在传统的男性立场上，对潘金莲进行丑化和谴责。
而被时人誉为“北梅(梅兰芳)南欧”的欧阳予倩却要为潘金莲“翻案”。据著名报人、小说家包天笑回忆，欧阳予倩同情潘金莲，为此，还与包辩论一场，称“她嫁了像武大这样一个人，而忽遇到英俊的武松，当然要移情别恋，大有可原之处”。有学者考证，欧阳予倩早期的《潘金莲》，出现在1913年到1915年间，早于影响巨大的新文学运动，形式既有话剧，也有京戏。
1927年，京剧《潘金莲》公演，被认为是划时代的作品，有人称，其“替残酷深重的封建压迫下的女性吐了第一口冤气”。
事实上，《潘金莲》还不止一次被演出过。当时戏院老板为了招徕观众，常常更换戏名，多次演出。新编《潘金莲》更被改为其他剧种。粤剧风行上海的20年代，上海永安公司就曾排演过《潘金莲》。
民国初年，中国在半推半就间继续迈出近代化的步伐，从社会伦常到戏剧，都面临革新。早年留学日本、参演过《黑奴吁天录》等充满现代精神话剧的欧阳予倩，回国后开始为女性命运写剧。“五四”后，欧阳予倩在早期演出基础上进行改编，对《金瓶梅》进行系统性颠覆。
欧阳予倩借潘金莲之口，向男权社会发难：“本来，一个男人要磨折一个女人，许多男人都来帮忙；乖乖儿让男人磨折死的，才都是贞洁烈女。受磨折不死的，就是淫妇，不愿意受男人磨折的女人就是罪人。”
在欧阳予倩的舞台上，潘金莲充满强烈的现代“自我”意识，大胆地说出女性对情感的追求：“他不爱我，我爱他，那只能由得我。”这番台词，即便放到今天的电视剧里，也不过时。
总理叫停《潘金莲》
欧阳予倩没有想到，正是这部“反封建”的作品令他的晚年惶惶不安。
新中国成立后，欧阳予倩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当时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的老编剧梁秉堃(曾为曹禺秘书)，后来在《史家胡同56号：我亲历的人艺往事》一书中回忆，从新中国成立直到“文革”前的17年当中，北京人艺先后演出了近百出戏，周总理也看了近百出戏，唯一一部点名停掉的戏，就是《潘金莲》。
1961年4月，周总理去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看当时正在上演的《潘金莲》。据亲历者回忆，戏毕，周恩来一反常态，既没有上舞台看望演员，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表示“我还要再看一次，有些问题需要再想一想”，便离开了。过了两天，周恩来、邓颖超又来看戏，并且和田汉、欧阳予倩、齐燕铭、阳翰笙等人进行内部座谈。
在座谈会上，周总理点名《潘金莲》“会在青年一代中造成极不好的影响”，原因在于“潘金莲求解放的道路没找对”。接着他以牺牲生命以抗争的“茶花女”作对比，指出潘金莲“不是一个反封建的典型，这个人物在《水浒传》里就是那么写的，老百姓对她的看法也就是那样，现在企图在这个戏里给她翻案，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我看不宜于这样做”。
年逾70的欧阳予倩立刻接上话：“说得很对。这个戏在1925年写了以后，就没有想到还要保留它，更没有想到还会有人再演它。今天回头再看这个戏，觉得在原有的底子上不宜再做修改，由我来重新写点别的东西吧。”
不久，北京市文联组织了《潘金莲》的演出，并准备请导演、演员和其他人写批评的文章。这件事传到欧阳予倩那里，老人很紧张。周总理知道以后，立即指示把这种活动全部停下来，并派秘书将他的意见登门转告欧阳予倩，“一不要做检讨，二不许见报批评，三不要再开会。这件事到此结束了”。从叫停演出到制止批评活动，周恩来对欧阳予倩的保护之心是显然的。
“穿越剧”掀起“潘金莲风潮”
1985年10月10日的夜晚，对于剧作家魏明伦来说，终生难忘。他的荒诞川剧《潘金莲———一个女人的沉沦史》首次公演，正是这出“穿越剧”让潘金莲再次声名鹊起。
剧中，潘金莲先后穿越到《红楼梦》中与贾宝玉交流、到19世紀的俄国与安娜·卡列尼娜对比，施耐庵、武则天、吕莎莎、七品芝麻官、现代法官纷纷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这样的穿越能对潘金莲有更合情理的公允评价。”魏明伦说。
戏剧界很快掀起“潘金莲风潮”，从自贡演到成都，再演到南京、上海、苏州、北京、重庆、昆明，所到之处无不轰动。戏剧界前辈吴祖光、萧乾等撰文支持魏明伦的创新，但同时，也有不少评论家持反对意见。
此后全国几十个剧种200多个剧团移植上演该剧。“《潘金莲》是我作品中影响最大的戏，超过了我所有戏的总和，”二十多年后，魏明伦感慨，令他终生难忘的，还有那个时代，“再也难以获得如此这般的历史机遇了！”
那个时期，社会刚经历了禁锢，个性解放的要求呼之欲出。“这是80年代文艺界的集体诉求，”王向明导演说，“魏明伦的《潘金莲》更注重思辨，他利用小说中的人物讨论人性解放的主题。”
该剧之所以备受瞩目，是在于引出当时对婚姻家庭新问题的关注。那是传统的婚恋观、性观念受到挑战的时代。“时代呼唤戏剧出现彻底反思中国妇女婚姻问题的爆炸性题材，我的《潘金莲》是时代的产物。”
开启三级片先河
到了后来，《金瓶梅》的猎奇元素逐渐被放大，银幕上的潘金莲直接体现出其商业价值。
在3D三级片《肉蒲团之极乐宝鉴》出品人萧若元心目中，导演李翰祥上世纪70年代拍摄的“风月片”系列堪称三级片典范，既香艳又有美学质感。正是李翰祥，从潘金莲身上，开启了三级片先河。1974年，他推出古典文学名著《金瓶梅》改编的《金瓶双艳》。刚出道的成龙也在《金瓶双艳》中扮演过小角色。
和中国民间对性的传统态度一样，李翰祥的风月片，口头裸露远多于实际。《金瓶双艳》里，西门庆故意将筷子打翻在地，佯装问潘金莲：“大娘，你把我那根藏到哪儿去啦？”引人一笑，却不逾矩。
这种妙语解颐的手笔，在李翰祥的作品里比比皆是。在尚未有电影分级的时代，一方面技巧地化解了观众面对敏感题材所产生的尴尬，同时满足了观众的恶作剧心理。
在首度碰触《金瓶梅》人物及相关题材之后，李翰祥先后6次取材《金瓶梅》。他对潘金莲形象的把握，颇受原著审美情绪的熏陶，调情时泼辣淋漓尽致，紧要关头又半遮半掩。
之后，潘金莲的身影陆续出现在舞台上。2011年年初，芭蕾舞剧《金瓶梅》在第39届香港艺术节引起轰动，门票被一抢而空。不久，该剧陆续在成都、重庆、武汉、南昌等地上演，之后在太原、西安、上海、南京等地开始第二轮演出。
虽然芭蕾舞剧在公演后小心翼翼，一方面宣传海报上打出了“儿童不宜”的字样，另一方面设定了观众年龄范围，禁止未满18周岁人士入场，但据媒体报道，上海两家主要剧院还是不约而同地对该剧予以婉拒。
而无论《金瓶梅》搬上舞台引发多少争议，有一点可以确定：被重新诠释的《金瓶梅》，应有它在舞台之下的意义。
与此遥相呼应的是，此前，芭蕾舞剧《金瓶梅》，作为一次实验性的艺术探索，也同样引人注目。在香港的演出大获成功，在上海则被搁浅；一叫好，一搁浅。
其中潘金莲是一个最为人所熟知的人物形象。三百多年来，她的身影摇曳在不同时代的观众眼前，屡遭打压，又屡次复活。几乎关于她的每一个话题，都带有争议性。
颠覆《金瓶梅》
戏剧大师欧阳予倩是《金瓶梅》戏剧史上第一个异数。
在欧阳予倩之前，传统戏曲一直有把潘金莲搬上舞台的实践，如《打饼调叔》、《挑帘裁衣》、《灵堂杀嫂》等，现存篇幅较短的弹词、子弟书和俗曲超过二十多部，但它们无一不是站在传统的男性立场上，对潘金莲进行丑化和谴责。
而被时人誉为“北梅(梅兰芳)南欧”的欧阳予倩却要为潘金莲“翻案”。据著名报人、小说家包天笑回忆，欧阳予倩同情潘金莲，为此，还与包辩论一场，称“她嫁了像武大这样一个人，而忽遇到英俊的武松，当然要移情别恋，大有可原之处”。有学者考证，欧阳予倩早期的《潘金莲》，出现在1913年到1915年间，早于影响巨大的新文学运动，形式既有话剧，也有京戏。
1927年，京剧《潘金莲》公演，被认为是划时代的作品，有人称，其“替残酷深重的封建压迫下的女性吐了第一口冤气”。
事实上，《潘金莲》还不止一次被演出过。当时戏院老板为了招徕观众，常常更换戏名，多次演出。新编《潘金莲》更被改为其他剧种。粤剧风行上海的20年代，上海永安公司就曾排演过《潘金莲》。
民国初年，中国在半推半就间继续迈出近代化的步伐，从社会伦常到戏剧，都面临革新。早年留学日本、参演过《黑奴吁天录》等充满现代精神话剧的欧阳予倩，回国后开始为女性命运写剧。“五四”后，欧阳予倩在早期演出基础上进行改编，对《金瓶梅》进行系统性颠覆。
欧阳予倩借潘金莲之口，向男权社会发难：“本来，一个男人要磨折一个女人，许多男人都来帮忙；乖乖儿让男人磨折死的，才都是贞洁烈女。受磨折不死的，就是淫妇，不愿意受男人磨折的女人就是罪人。”
在欧阳予倩的舞台上，潘金莲充满强烈的现代“自我”意识，大胆地说出女性对情感的追求：“他不爱我，我爱他，那只能由得我。”这番台词，即便放到今天的电视剧里，也不过时。
总理叫停《潘金莲》
欧阳予倩没有想到，正是这部“反封建”的作品令他的晚年惶惶不安。
新中国成立后，欧阳予倩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当时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的老编剧梁秉堃(曾为曹禺秘书)，后来在《史家胡同56号：我亲历的人艺往事》一书中回忆，从新中国成立直到“文革”前的17年当中，北京人艺先后演出了近百出戏，周总理也看了近百出戏，唯一一部点名停掉的戏，就是《潘金莲》。
1961年4月，周总理去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看当时正在上演的《潘金莲》。据亲历者回忆，戏毕，周恩来一反常态，既没有上舞台看望演员，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表示“我还要再看一次，有些问题需要再想一想”，便离开了。过了两天，周恩来、邓颖超又来看戏，并且和田汉、欧阳予倩、齐燕铭、阳翰笙等人进行内部座谈。
在座谈会上，周总理点名《潘金莲》“会在青年一代中造成极不好的影响”，原因在于“潘金莲求解放的道路没找对”。接着他以牺牲生命以抗争的“茶花女”作对比，指出潘金莲“不是一个反封建的典型，这个人物在《水浒传》里就是那么写的，老百姓对她的看法也就是那样，现在企图在这个戏里给她翻案，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我看不宜于这样做”。
年逾70的欧阳予倩立刻接上话：“说得很对。这个戏在1925年写了以后，就没有想到还要保留它，更没有想到还会有人再演它。今天回头再看这个戏，觉得在原有的底子上不宜再做修改，由我来重新写点别的东西吧。”
不久，北京市文联组织了《潘金莲》的演出，并准备请导演、演员和其他人写批评的文章。这件事传到欧阳予倩那里，老人很紧张。周总理知道以后，立即指示把这种活动全部停下来，并派秘书将他的意见登门转告欧阳予倩，“一不要做检讨，二不许见报批评，三不要再开会。这件事到此结束了”。从叫停演出到制止批评活动，周恩来对欧阳予倩的保护之心是显然的。
“穿越剧”掀起“潘金莲风潮”
1985年10月10日的夜晚，对于剧作家魏明伦来说，终生难忘。他的荒诞川剧《潘金莲———一个女人的沉沦史》首次公演，正是这出“穿越剧”让潘金莲再次声名鹊起。
剧中，潘金莲先后穿越到《红楼梦》中与贾宝玉交流、到19世紀的俄国与安娜·卡列尼娜对比，施耐庵、武则天、吕莎莎、七品芝麻官、现代法官纷纷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这样的穿越能对潘金莲有更合情理的公允评价。”魏明伦说。
戏剧界很快掀起“潘金莲风潮”，从自贡演到成都，再演到南京、上海、苏州、北京、重庆、昆明，所到之处无不轰动。戏剧界前辈吴祖光、萧乾等撰文支持魏明伦的创新，但同时，也有不少评论家持反对意见。
此后全国几十个剧种200多个剧团移植上演该剧。“《潘金莲》是我作品中影响最大的戏，超过了我所有戏的总和，”二十多年后，魏明伦感慨，令他终生难忘的，还有那个时代，“再也难以获得如此这般的历史机遇了！”
那个时期，社会刚经历了禁锢，个性解放的要求呼之欲出。“这是80年代文艺界的集体诉求，”王向明导演说，“魏明伦的《潘金莲》更注重思辨，他利用小说中的人物讨论人性解放的主题。”
该剧之所以备受瞩目，是在于引出当时对婚姻家庭新问题的关注。那是传统的婚恋观、性观念受到挑战的时代。“时代呼唤戏剧出现彻底反思中国妇女婚姻问题的爆炸性题材，我的《潘金莲》是时代的产物。”
开启三级片先河
到了后来，《金瓶梅》的猎奇元素逐渐被放大，银幕上的潘金莲直接体现出其商业价值。
在3D三级片《肉蒲团之极乐宝鉴》出品人萧若元心目中，导演李翰祥上世纪70年代拍摄的“风月片”系列堪称三级片典范，既香艳又有美学质感。正是李翰祥，从潘金莲身上，开启了三级片先河。1974年，他推出古典文学名著《金瓶梅》改编的《金瓶双艳》。刚出道的成龙也在《金瓶双艳》中扮演过小角色。
和中国民间对性的传统态度一样，李翰祥的风月片，口头裸露远多于实际。《金瓶双艳》里，西门庆故意将筷子打翻在地，佯装问潘金莲：“大娘，你把我那根藏到哪儿去啦？”引人一笑，却不逾矩。
这种妙语解颐的手笔，在李翰祥的作品里比比皆是。在尚未有电影分级的时代，一方面技巧地化解了观众面对敏感题材所产生的尴尬，同时满足了观众的恶作剧心理。
在首度碰触《金瓶梅》人物及相关题材之后，李翰祥先后6次取材《金瓶梅》。他对潘金莲形象的把握，颇受原著审美情绪的熏陶，调情时泼辣淋漓尽致，紧要关头又半遮半掩。
之后，潘金莲的身影陆续出现在舞台上。2011年年初，芭蕾舞剧《金瓶梅》在第39届香港艺术节引起轰动，门票被一抢而空。不久，该剧陆续在成都、重庆、武汉、南昌等地上演，之后在太原、西安、上海、南京等地开始第二轮演出。
虽然芭蕾舞剧在公演后小心翼翼，一方面宣传海报上打出了“儿童不宜”的字样，另一方面设定了观众年龄范围，禁止未满18周岁人士入场，但据媒体报道，上海两家主要剧院还是不约而同地对该剧予以婉拒。
而无论《金瓶梅》搬上舞台引发多少争议，有一点可以确定：被重新诠释的《金瓶梅》，应有它在舞台之下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