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中国伴随着邓小平南方谈话，开启了一段新的历史，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三个可持续”：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可持续的社会稳定以及可持续的制度支撑与领导。从根本来说，“三个可持续”是正确处理了三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即经济、社会和政治主体。企业是经济的主体，人民是社会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是政治的主体。
　　那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推动实现中国的现代性？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型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必须通过实现使命来执政，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现在那么强调“不忘初心”。
　　有人说，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党是随着“民意走”。表面上是这样说，但是实际上是不是，大家可以讨论。更关键的是，一个随着民意走的政党是不是一个好政党？一个政党应该是代表大多数人的民意，不能被少数人的民意牵着走。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曾经说过（大意），如果大家觉得这样做是符合这个国家的长远利益，哪怕是一些少数的民意反对，执政党也要去做，这个就是好政党。如果不顾民意，那就是做人民的“大老爷”;如果光顺着民意，就很容易做人民的“尾巴”，两边都不行。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把握得非常好，它的使命性就可以得到保持。当然，这个使命一定是老百姓认同的使命，而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团队认同的使命。
　　现在中国共产党有很多机制来保持使命性，例如五年规划、十年规划，现代化新征程“三步走”，即2020年全面小康、2035年社会主义基本现代化、2050年民主富强繁荣，等等，中国有很长的规划。今年是共产党100周年，马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大家去看世界上的政党，哪一个政党能够想得那么远？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是独一无二的。

第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开放型的政党。

　　开放型的政党就是包容型的政党。我把西方的制度称之为外部多元主义，你不喜欢这个政党也可以加入其他的政党，可以创造其他的政党，政党的数量可能会无限地增多。这种外部多元主义，虽然是开放的，但是会出现很多问题，很容易出现政治主体缺失。我把中国的称之为内部多元主义，所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都可以纳入共产党这样一个开放性的体系，内部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这也正是中国解决经济社会利益分化的途径。
　　更重要的是，中国内部开放性的一个特征是“贤能政治”，即所有的社会精英都可以进入这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面来解决问题。我认为这个跟中国文明的开放性有关系。中国的世俗文明就是包容性的，而西方的宗教文明就是排他性的。中国的党权本身是包容性的，是一个集体，是可以民主化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党内民主”，开放性、包容性是党权的主要特征。我个人认为，从学理上说“开放的一党制”效率上要远远好于多党制。
　　中共中央有一个提法叫“政治家集团”，这个概念我觉得很重要。中国共产党就是现在的领导阶层，相当于传统社会儒家的精英集团。当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具有现代性的ruling group，就是政治家集团，这个政治家集团是开放的。历史地看，这个政治家集团是否有效取决于是否能够容纳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才。

第三，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重视参与的政党。

　　我们还是要定义一下，因为现在一说政治的参与基本上就是选举参与;实际上，上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左派认为，不是选总统的参与最重要，而是对那些能够影响自己生活政策的参与，即政策参与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时我们讲经济民主、讲工厂民主，要先搞清楚什么样的方式是政治参与，选举的参与并不是最有效的方式。上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人均GDP都差不多，但是现在呢？现在新加坡人均GDP达到6万美元的水平，台湾地区是2.6万美元的水平。
　　在中国，人们对于政策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政策上的参与和政治上的参与有很大的区别，我觉得政策参与甚至比政治参与更重要。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判断哪一个政治人物是好是坏很难，有很多偶然的因素都会受影响，但是这些跟政策参与没有关系。中国的政策参与，可以说是日常的参与。中国最近几项大的决策比西方的更复杂，比如去年通过的《民法典》耗时多少年？以前的《物权法》又是多少年呢？
　　前不久我到浙江考察发现，社交媒体与大数据出现以后，民众进行政策参与的方式又有一个新的形式，這是非常有趣的。我在当地还看到有一个叫作“网格式的管理”。以前在新加坡，我对网格式管理不是很了解，西方人觉得网格式就是社会被控制，这是不对的。但是我觉得“网格化管理”这个说法也不合适，将来一定要改的。说白了，这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平台，是一个政府跟老百姓互动的平台，是老百姓自治的平台，可以提供精准服务。好几年以前我看到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里有一篇文章，它说正是因为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所以共产党对民意的重视程度远远多于其他民主国家的执政党。这其实是一个命题，里面的逻辑想想还是很清楚的。

第四，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的政党。

　　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学习才可以进步。我个人也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是最大的学习型政党。大家一定要想清楚，相互学习不是说我变成你、你变成我，我们互相学习就是要变成更好的自己，这种学习才叫好学习。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尽管从邓小平那时就开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一直也在向美国和欧洲学习，早期上世纪80年代向东欧国家学习、向日本学习，也向新加坡这么小的国家学习。
　　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学，但是从来没有照抄照搬任何一个国家的东西，总是在学习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把好的经验和best practice（最佳实践）学过来，同时还要让它符合中国的实际。

第五，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自我革命的政党。

　　我刚才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開放性，以开放性建设开放性的政党。但是其内部怎么做得到呢？这几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四个自信”，我觉得四个自信里面最后一个“文化自信”最重要;前几年又提出“四个全面”，我觉得最后一个“全面从严治党”最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如果真的要理解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的话，你就要把这两个最后的“党”和“文化”结合起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大的文明、大的传统，做了一次彻底的转型。这个转型在结构上是一样的，内容上是不一样的。什么转型呢？我把它称之为党内的“三权分工合作”体制。我们大家现在读西方的书，一说西方的制度就是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但是大家别忘了，中国的制度也有“三权”，什么权呢？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这个体制其实在汉朝就已经形成了。跟西方比较，西方的三权就是分块的，中国的三权是政策上的时间段区分的：首先决策，决策好了之后执行，执行了以后监察。这也就是马克斯·韦伯说的官僚的合理化（理性化）的过程。“三权分工合作”体制到晚清以后就没有了。孙中山先生想在西方“三权”的基础上，从中国传统中找出“两权”来——考试权和监察权——最终形成了“五权宪法”。他从学理上想把两个制度结合，但今天的实践表明，要不就是中国的“三权”，要不就是西方的“三权”。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探索。
　　中共十八大以后，开始在浙江、山西、北京试点监察权，中共十九大后这“三权”分类正式到位了，所以现在又成为一个内部“三权分工合作”的机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回归传统，而是一个创造性的转型。不要低估中国内部“三权分工合作”制度，现在我们通过创造性的转型到位了，要赶紧好好地去研究。这样一个制度就是在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自我改革的过程中实现的。
　　因此，思考中国共产党的现代性与中国国家现代性关系的问题，我们需要从政治主体以及如何处理这三个主体（党、人民、企业）之间的关系入手。思考这一关系的问题，关键是要从三个传统出发来思考：第一个是中国几千年的“大传统”，第二个是从近代以来的“中传统”，第三个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小传统”。从这三个传统出发，反思如何来处理三个主体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理解党史，还可以理解整个世界问题。
　　（本文由郑永年教授于2021年4月7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作的题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现代性”专题报告整理，首发于“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微信公众号，在原文基础上有编辑、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