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辞》一文的创作完成标志着陶渊明归隐生活的真正确立。与之前几度退隐又几度入仕不同，在“彭泽辞令”之后，陶潜正式告别劳心役形的官场，归入心中期许已久、安闲静逸的田园。对“仕”与“隐”的困惑不定在此时完成了最终选择，潜心山川与躬耕陇亩成为陶渊明之后人生的全部要素。可以说，《归去来兮辞》既是陶渊明同仕宦生涯的断绝信，同时也是其归入田园人生的宣言书。正因如此，《归去来兮辞》集中体现了陶的隐逸精神。
　　 朱秋萍从整个魏晋文化环境对陶的隐逸思想进行宏观的整体观照，其言，“《归去来兮辞》反映了魏晋时期知识分子弃儒入道的总体趋向”。孙亚杰、钟伟建以文本为基点，深度切入。孙亚杰认为其中的隐逸文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厌恶官场，鄙弃功名”，“娱情诗酒，崇尚自然”，“尽享天伦，体验农趣”，“抚摸伤痛，不忘忧思”。除上述四方面外，钟伟建指出，五柳先生的隐逸思想还体现在对松、菊的偏爱上，陶借二者的挺拔劲节与幽姿芳逸来抒发己志。林丽钦亦运用微观视角来探寻陶渊明的心灵世界，将陶潜的人生解脱归纳为“摆脱形役”、“傲世心安”、“愉悦生活”、“无惧无忧”四个层面。可见，学界当前对《归去来兮辞》一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以横向的视角将该文与魏晋时期隐逸盛行的文化大环境相联系;2.纵向剖析，揭示其中具体的归隐思想。在具体而微地探索《归去来兮辞》中的退隐思想时，目前研究成果所提炼出的内容是片段式的，各个层面的归隐情感彼此独立，相互之间的联系性不强。而作为陶渊明隐逸情怀的集中写照，《归去来兮辞》的情感表达具有连续性，四段所内蕴的隐逸情怀可依次概括为“归途”“归家”“归隐”“归心”。四层渐次深入，体现出一种从外物到自身，从自身到心灵的线性归隐历程。
　　 一、归途：坚定归心，未明上路
　　 作者在小序中便已提及，最初因受生计所迫而选择出仕，但外部官场的繁缛拘束与自身质性自然的气质明显冲突，便逐渐萌生了归隐之意。一面是公田的作物，足以满足诗人对酒的嗜好与渴求;一面是对自然的向往，可以获得心灵的愉悦与安居。在两种选择之前，陶渊明陷入了纠结当中。开始时，诗人选择了一种折中的办法，即等公田的庄稼成熟之后再离开。这样既获得了酒，又能够顺遂归隐之志。但随着时间点滴逝去，作者对官场疲惫厌倦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内心对自在安然的田园生活的渴求也日渐强烈。最终，陶潜借为妹奔丧的一事，索性连官职也一并辞去，彻底归入山村农居。“情在骏奔，自免去职”，想从官场解脱的心情像飞奔的骏马一样急切，这不仅仅是急于参加亲人的葬礼，更是对内心自然本性的坚定顺从。文章起首便高呼“归去来兮”。“归去来兮”，其中“兮”为语气词，相当于“啊”，“来”亦为语气词，相当于“喽”。“归去来兮”即为“回去喽啊”之意，两个表感叹的语气词连用，迫切与兴奋交织在一起，体现出了陶靖节对踏上归途的无比向往。并没有等到天明，诗人连夜便踏上的归家之路。他的衣襟在星月之下舟中随风轻扬，自由且随意。作者此时的心情也是畅快且放达，在漫漫的归途中，愈发感觉自己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同时也为能及时抽身还家而高兴不已。这次的行旅并不是令人憔悴的苦程远行，而是轻松随性的安闲履步。连夜的赶路是值得的，因为早一刻出发，便能够早一刻还家。一声“归去来兮”，即是对役神困心的官场缛节的决然抛弃，也是对散淡悠然的田园风光的由衷回归。归途，是在路上，同时，它也象征着开始。路途虽然是外在的，独立于心灵的，但踏上归途就代表着选择的真正做出。陶潜的选择，是纠结之后的最终敲定，是对自己内心的忠实坚守，是在新路途迈出的第一步。這条悠长的前路不仅是陶渊明的归家之路，同时也是他的归心之路。它的一头联系着诗人归隐田园脚步的开始，另一头联系着作者心中永久期盼的浔阳故里，距旅程终点越近，就是离心灵栖居的归宿越近。
　　 二、归家：快然还家，乡景怡然
　　 陶渊明的归家，不是两处富贵之地的轮流转换，而是从车水马龙到荒芜冷寂的单向穿梭。田园农居虽然安逸，但与繁华喧闹的都市相比，总是萧索寥落。尤其对曾经出入仕宦之途的归家客子来说，身处今夕对比之中，难免有冷寂之感。对他们来说，短留比长居更适宜，因为这样既能带来挥去乡愁的满足，又能够充分享受丰足的物质生活。陶渊明显然并没有这种感觉，“乃瞻衡宇，载欣载奔”，一看到故园，他满是欣喜，不由得加快脚步跑了起来。“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在诗人的眼中，老家是丰足愉悦的。这里没有朝堂的风刀霜剑，只有家人邻里的热情淳朴;没有觥筹交错间的虚伪逢迎，只有乘兴自酌的满足怡然;没有繁花似锦的眼花缭乱，只有黄菊青松的傲岸挺拔。他乐于田园生活，并于其中体验到了乡野的欢乐。这一切是如此的适合诗人，在这里，陶渊明获得了一种全身心的投入与满足。“鸟倦飞而知还”，作者以物喻人，这疲倦的飞鸟同时象征着作者自己。在老家故里，他找到真正的诗意栖居之处。“园日涉以成趣”“策扶老以流憩”，“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诗人白天拄着拐杖自在周游，与园亩白云相伴，而在夕阳西下之时，依然可以抚松徘徊。故园的每一刻，都充满着安闲与美好。归家，是归途的结束，颠簸旅程的终点是真正的心中向往之所。在家乡，久居在外的疲倦游子得到了休憩;在田园，案头文牍的劳累身形获得了歇息;在山间，近乎消失的生命热情得以再次焕发。浔阳柴桑的陶氏旧居，诗人在此找到了内心失落已久的畅快与满足。
　　 三、归隐：亲耕于亩，体物于山
　　 平定苏峻之乱的东晋名臣陶侃为陶渊明之祖父，时至陶潜，家族门第虽衰但影响犹在。在门阀政治盘踞的东晋，浔阳陶氏虽不能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豪门右族一样借助家族势力轻易跻身高位，但较之于平民，其依然不乏出仕的机会。在当时，贵族毕竟不能与终身从事体力劳动的平民相平列。他们从最初的清坐谈玄、服食五石逐渐演变为崇尚奢靡、浮夸斗富，石崇、王恺争豪的闹剧就是这种风气的真实写照。门第等级观念强烈的贵族阶层普遍轻视劳动，更不可能亲身从事田亩耕作。不仅外部的环境普遍轻视劳动，陶潜自身对农业生产的了解亦十分有限。出身于文化阶层的陶潜所接触的事物无非是读书诵卷、抚琴吟诗、舒啸歌酒，这些与农事活动并不相关。陶渊明对耕作并不熟悉，他的种田技术也称不上高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诗人虽然早出晚归，亲身耕作，但毕竟是疏于农事，因此收成并不理想。在陶渊明之后唐代诗人王维同样以田园诗名留史册，但王摩诘却是在辋川雇人劳作，辋川绝句是在轻松空闲的氛围中写就的。李太白更是直言，“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在诗仙看来，归隐于山野间的埋首蓬蒿是毫无价值的。同这一切相比对，陶潜的躬耕陇亩是如此难得。归隐田园的陶潜，并不仅仅是借饮酒弹琴以遣兴，而是真正参加农事活动。“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春天适宜耕作的时节到了，要开始为农事奔忙了。陶渊明对时令节气并不熟悉，农时需乡里告知才知晓，但他依然欣于此事。在故园，他的行为与普通农人无异。他真正进入山村生活之中，身心与归隐之处的田野万物融为一体。“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春日流水淙淙，草木应时而发。草木流水因天时而生机复现，而诗人却因天时而渐渐老去，这是只有个体情感与自然真正交接时才会产生生命体验。村居是身的归隐，劳作是行的归隐，感悟是情的归隐。陶渊明的归隐，是将个体的身、行、情融于自然，是自我与外物的合一。
　　四、归心：顺遂天性，归心自然
　　 魏晋乱世社会动荡变幻，身处其中的士人往往朝不保夕。这种社会环境催生了当时文人阶层普遍的忧生之嗟，身处其中的陶渊明亦是如此。“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生命短暂，如同白驹过隙般转瞬即逝，在如此有限的时间长度中又何必去为外界得失来丧失自己本心呢。在经历了短暂的仕宦人生后，此时的陶潜选择了顺遂自己质朴天真的赤子之性。“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他在此刻审视自己的内心，并且无比清醒的认识到，现世的官场富贵并不是自己的追求，而缥缈茫远的仙乡更是虚幻难寻，只有山野田园才是最真实的。高高的庙堂世人争相跻身，但其中的名枷利锁却使诗人深感疲累厌倦。云中的神境众生竞逐寻找，但那终究是并不存在的地方。安静的、远离尘世纷扰喧嚣的乡野就是陶潜心中的世外桃源。陶渊明的另一篇名作《桃花源记》正是一幅安闲静谧的田园风色图。桃花源中的男女老少在那方净土中静静地耕种劳作，现世的战火与朝代更迭都与此无关。在浔阳柴桑，作者不仅像农夫每日按时起居，亲身耕作，并且依然保留着登高长啸、兴起赋诗的文人底色。农人也好，文人也罢，一切都只不过是顺遂本心罢了。在这里，陶渊明找到了本心真正的归属。
　　 作为陶渊明隐逸情怀的集中写照，《归去来兮辞》的情感表达具有连续性，四段所内蕴的隐逸情怀可依次概括为“归途”“归家”“归隐”“归心”。“归途”、“归家”的集中点是田园外物，“归隐”的观照点是作者自身，而“归心”则深入到了最内在的心灵。这四层情感意蕴渐次深入，体现出一种从外物到自身，从自身到心灵的线性归隐历程。
　　 [作者通联：江苏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