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清华大学新聞与传播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彬在为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我怎样学习当记者》（增订本）一书写了一篇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
　　范敬宜在为《李庄文集》作序时提及现代中国新闻战线一代嵚崎卓荦的“英杰”：王韬、梁启超、章太炎、邵飘萍、瞿秋白、张季鸾、邹韬奋、范长江、胡乔木、恽逸群、邓拓、吴冷西、乔冠华、刘白羽、华山、穆青、李庄……回望历史，这一英杰序列仍在延伸。
　　…… ……
　　如此一脉名记者，不仅构成了新中国新闻业的脊梁，而且开启了新中国新闻学山高水长的学术源流。
　　让我感到十分意外，也诚惶诚恐的是，在这个名单中，竟然将我与郭超人、范敬宜、南振中、爱泼斯坦、郭梅尼、罗开富、艾丰、张严平等名人“大腕”列在了一起。（李彬：《学南振中，当好记者——读南振中〈我怎样学习当记者〉（增订本）》，原文载《新闻记者》2018年第1期）。
　　这篇文章，我是偶然发现的，发现我的名字就更偶然了。我与李彬教授互不相识，也没有任何联系。我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渠道知道我，又何以如此高看我的；因为我实在没有突出的业绩，甚至既没有获过“长江韬奋奖”，也没有获过“中国新闻奖”，岂能与那些新闻界如雷贯耳的人物相提并论，真是“折煞我也”。
　　当然，这不是我第一次因被人“高看一眼”而诚惶诚恐。几年前，一位退休后在宁夏大学新闻专业兼课的老记者兴奋地告诉我：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蓝鸿文编写的、全国高校新闻专业通用教材《新闻采访学》中提到了我。蓝鸿文教授在书中说：
　　写到这里，我们还有必要谈谈新闻敏感和地区的关系。50年代，新闻界曾有过一种“地区落后论”。所谓“地区落后论”，是把写不出新闻归结为地区工作落后。
　　……？……
　　东部经济发达，被认为是新闻“富矿”区，西部经济相对滞后，被认为是新闻“贫矿”区。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对待新闻“贫矿”区呢？是不是新闻“贫矿”区也注定掘不出“金子”来呢？光明日报驻宁夏记者庄电一的新闻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1985年，光明日报在宁夏公开招聘一名驻站记者，庄电一在100多名应征者中最终被选中。到1997年被评为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时，几年间就写了1400多篇作品，总计150多万字，平均一年发稿116篇，125000字，也就是说，平均三天多就有一篇稿件见报。他抓了许多具有全国意义、在全国产生影响的新闻，如《解脱大学校长》《迎来送往：基层难堪事》《该控制一下“行会”“片会”了》《沙暴向人类发出警告：塞上明珠还能存在多久？》《春蚕到死丝方尽》《小省区也能干大事》，等等。他写的许多新闻发在一版头条。
　　（原载《新闻采访学》，蓝鸿文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4月版，1999年5月修订。）
　　对我有如此深入的了解、如此具体的评价，完全出乎我的预料。
　　同样的，我与这位在新闻学界堪称泰斗级的教授也没有任何交集。
　　除了来自专家的鼓励之外，我在30多年的新闻工作中还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来信、来电，也接到了许多报刊的约稿函。其中，有谈读后感的，有评价一篇报道的，也有评价我个人的探索的，还有报纸、杂志编辑在看了我的报道之后盛情向我约稿的。这里面，不少都是那些素无来往，也未曾谋面的人寄来的信件，他们几乎都是有感而发的，写信的目的也很单纯，也不会掺杂任何东西。
　　西安交大一位退休教师在信中说：“我是光明日报的忠实读者。您在宁夏工作多年，声望卓著。您关于天牛灾害的系列报道，调查深入，分析透彻，深深地吸引了我。”
　　一位在省党校工作的读者在读了我的一篇文章后，专门给我写来长达4页的读后感：“读了您的文章，感受颇深。我虽然不认识您，但早知您的大名。”
　　福建省永定一中一位老师在信中说：“庄老师：未曾谋面，但您的文字我看了很多，您出文集的信息我也看到了，因为我是光明日报的老读者。”
　　一位在中国社科院攻读博士学位的宁夏籍学员，用毛笔小楷给我写信。他说，这几年不光我注意您的文章，其他人也关注您的报道。上次与一位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文学博士谈天，他竟叫出了您的名字，并言您善于思考社会问题，文小而力足。
　　一个记者，写出来的东西，不仅有人看，而且能让人留下点印象，甚至给予一些好评，那是一种难得的幸福。这就像一个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在市场上畅销一样令人欣喜，也就不枉此前付出的辛劳和汗水了。
　　当然，所有读者的来信和评价，都只能算作一家之言，也都毫不例外地受到个人知识、阅历、爱好的影响，不是权威的定论，其中也许还会有偏颇。如果不能正确对待读者的评价，真的对溢美之词“照单全收”，沾沾自喜，陶醉其中，那就十分可笑、十分渺小了。
　　那么，对读者的关注和评价，是否应该毫不在意、毫不关注呢，对好评、差评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呢？这同样是不妥当的。如果一个记者在干了几年之后，仍然没有引起读者的关注，所写稿件都没有社会反响，本人也没有一点知名度，那对记者本人、对所在的媒体就都是十分可悲的，这个记者也就算白当了。
　　当然，如果在自己这“一亩三分地”之外、被素不相识的人关注，甚至能给一点好评，那就另当别论了。对这些来信和评论，我常常会多重视一点。
　　前面提到，我虽然当了大半辈子记者，却没有获得“长江韬奋奖”，也没有得过“中国新闻奖”，我甚至连被推荐的机会都没有得到过，这与前面提到的一些评价，构成了鲜明的对照，甚至足以否定对我的所有好评。这个状况，也反映出我在业务上的欠缺，说明我的“火候”还没到。“长江韬奋奖”和“中国新闻奖”评选至今，已有300多人、数千篇作品获奖了，但我却游离其外，始终与之无缘，这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遗憾。当然，也有人为我抱屈，认为我有资格向这两个奖项冲击，这两个奖项也并非高不可攀。而我自己对此却很坦然，我没有抱怨，心中也没有多少遗憾，因为我无论是个人，还是作品，与新闻界瞩目的这两个奖项都有不小的差距。没有获奖，甚至没有被推荐，暴露了我业务能力、工作作风、理论修养等方面都还存在一些问题。 　　如果一定要我为自己未能获奖做一点“辩解”的话，那么，似乎也能找出一些“客观原因”：光明日报的优秀稿件太多，推荐名额太少，我的稿件还排不上号；光明日报优秀的记者太多，一时之间还轮不到我；而我所在的地区，各方面还比较落后，也缺少在全国获得大奖的新闻素材，在那里工作的兄弟媒体也确实很少获奖，尤其是大奖。光明日报评选年度好新闻，我虽然也多次获奖，但很少获得一等奖，自然也就丧失了再向上推荐的机会。
　　30多年来，我一直在我行我素地采写自己感兴趣，也具有社会意义的东西，尽管许多稿件曾经引起广泛关注，甚至得到了读者的好评，但这些稿件普遍缺少获奖的要素，甚至不符合相关要求，那么，与“中国新闻奖”失之交臂也就毫不奇怪了，我也坦然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并不感到遗憾。
　　记得我采写的新闻特写《西北这么穷，为什么还要铺张？》曾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全国有上百家报刊转载或评论，中央电视台在早、中、晚新闻节目中连续播了三次，《中国记者》杂志、《中华新闻报》还发文进行分析，给予充分肯定。有人说，你这篇应该评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但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这篇特写并没有被推荐。时任光明日报新闻研究部主任喻国英还在一篇文章中专门拿这篇特写说事，说这么有影响的好稿，光明日报都不推荐，以此说明光明日报好稿之多。对此，我没有任何反对。
　　没有获得大奖，固然是个遗憾，但这丝毫也没有影响我的探索，也没有让我产生失落感。有很多年，我甚至一点也不关注评奖的事，几乎没有为获奖动过心思，也没有琢磨写什么、怎么写才能获奖。从业30多年，我一直坚持这样的信念：不写关系稿，不搞有偿新闻，不为获奖而写稿，不为个人的职务、职称、荣誉、待遇搞任何“小动作”！我一直“迂腐”而“固执”地认为，无论什么好东西，无论多高的荣誉，如果是自己争来的，那就都会贬值，甚至一文不值！就算得到了，也会心虚的。
　　没有获得新闻界瞩目的个人奖和作品奖，似乎并没有影响读者对我的关注，也没有影响有关部门、有关专家对我的评价。2009年，我被评为“宁夏当代名人”（全自治区包括革命烈士在内共计66人，时间跨度长达100多年，其中一半已经过世）。2013年，我又成为2012年度“感动宁夏”十大年度人物。30多年来，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出版报在内的几十家媒体对我做过报道和评论。自1992年至2016年，光明日报新闻研究所、宁夏记者协会、新聞学会、全国驻宁新闻单位联合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光明日报社等部门先后5次为我个人举办新闻作品研讨会，我也成为全国开新闻作品研讨会最多的记者，好像我真的有那么多值得“研讨”似的。
　　评上了奖，固然令人欣喜；评不上奖，甚至没有机会评奖，也不必沮丧。获奖，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不能说明所有问题。
　　有一点名气，当然不是什么坏事；没有名气，也不必妄自菲薄，只要勤勤恳恳地努力、创造性的工作，一定会得到社会承认。
　　一个有理想、有信念、有操守的记者，绝不能让虚名蒙住双眼，绝不能为虚名而做“虚功”，绝不能为争名夺利而不择手段。
　　作为一名记者 ，偶尔听说有人知道自己、读过或称赞了自己写的文字，由此产生一点成就感，那是很自然的，但我们不但不应该忘记自己的不足，而且要清醒地看到，这是特殊的职业对新闻工作者的特殊馈赠，不是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不能真的把自己当成有多大贡献的“名人”，更不能固步自封，裹足不前、忘乎所以。图虚名、争虚名、好虚名，都没有什么意思；舍本逐末、缘木求鱼、为虚名所累，也是不明智的，任何虚名，过不了多久就会淹没在历史的烟云中。在历史的长河里，多数人都是渺小的，这自然包括自己在内。这就是我的职业感悟。
　　（作者系光明日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