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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清时期是徽商由兴盛走向衰落的时期，但在徽商整体衰落的背景下仍有一些徽商在商业经营上取得成功。黟县人李辉庭正是这样一位逆徽商衰落大潮而取得商业成功的徽州商人。他发扬徽商优良的经营传统垄断了大通的盐业与金融业并将经营领域逐步扩展，成为一名成功商人。同时，他还继承了徽商“贾而尚义”、“贾而好儒”传统精神，为大通等地的救灾、公益、教育、文化事业做出了较大贡献。其作为近代徽商的典型代表，值得对其进行研究。
明清时期，伴随明清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兴盛，全国各地出现了众多的商人团体——“商帮”，而在众多的商帮之中，徽商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无徽不成镇，无歙不成市”的俗语即足以说明徽商发展的繁盛。到了晚清时期，池州府所辖铜陵县境内的大通商业大为勃兴，一跃成为同安庆、芜湖、蚌埠齐名的安徽四大商埠之一。这一时期，大通镇货物贸易频繁，商旅鳞集，众多的商人之中自然也少不了徽商的身影。而在众多大通镇徽商当中最具代表同时影响力也最大的当属素有“金融巨子”之称的黟县盐商李辉庭。本文试从经条件、商业活动和社会活动三个方面来考察晚清徽商李辉庭在大通镇的商业经营活动，一探这位晚清徽商在“小上海”大通镇上的传奇经历与经商历史。
1.经商条件
1.1大通镇商业的勃兴
晚清时期大通镇商业的勃兴为李辉庭提供了绝佳的经商契机。铜陵县大通镇本是一个位于安庆与芜湖之间的沿江小镇。历史上其因内有和悦洲泊船，羊矶山避风的良港优势，外有青通河勾通青阳等皖南地区，襟江带河的水运优势而发展成为铜陵甚至皖南地区的重要航运市镇，自古商业便有一定发展。而到了晚清年间，伴随清政府的一系列经济制度的改革以及西方列强对长江流域的经济入侵，大通镇的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商业大为勃兴。首先，为了填补因战争及赔款而造成的巨大财政亏空，同治四年（1865年），在太平天国运动被基本平定的条件下，清政府在安徽进行了厘卡改革，将原先全省的一百四十三处厘卡逐步裁撤，仅保留了大通和悦洲等四处正卡。大通厘金局作为保留下来地正卡，遂告正式成立，大通也因此成为周边区域货物及往来淮盐的重要停靠地，商旅货船鳞集于此，商业大为发展。其次，为了整顿因太平天国运动而“长江梗阻，引岸废弛”[1]的盐务，恢复国家的盐税收入。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修订了淮盐运销安徽章程，以安徽为淮盐运销之中路，并规定：“中路售盐向以大通为总汇……设招商局，专司中路招商、验照，抽砰、收厘各事务”[2]。同治四年（1865年），“盐务招商局”最终于大通和悦洲设立，一年后，李鸿章接管安徽盐务，将“盐务招商局”改为“皖岸督销局”，设二品道员总管盐务，大通和悦洲遂成为“淮盐入徽口岸”[3]，大通盐业由此大兴。最后，伴随西方列强的经济入侵，光绪二年（1876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将大通正式辟为外国货轮的停泊点和上下客货的“寄航港”。大通镇便凭此成为皖南地区土特产等货物输出，外国洋货输入的进出口港，在加强周边地区与海外联系的同时自身的商业发展亦得到极大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层次。总之，晚清时期大通得益于清政府厘卡、盐务的改革以及被辟为“寄航港”的优势而逐渐成为皖江流域的一大商业巨镇，商业发展十分兴盛。大通镇如此兴盛的商业发展也同样为来此经商的徽商李辉庭提供了难得的商业机遇，李辉庭所取得的经商“第一桶金”便是由其经手大通盐务而获得，大通盐业的不断兴盛更成为其商业经营得以壮大的主要支柱和动力。“寄航港”的开辟则推动其开始涉足大通航运事业，促进其商业经营的多样化。大通镇商业的整体勃兴，商品贸易量，交易流水量的不断增加，更使得其钱庄生意日益兴隆，借贷抽息获利颇丰。可以说，徽商李辉庭商业经营的成功是建立正在晚清大通商业勃兴的条件之上的。
1.2徽商及李氏族人在大通的经营
明清时期徽商尤其李氏族人在大通镇的经营活动为李辉庭提供了良好的经商基础。大通镇所属的池州府地处皖南地区，与徽商的故乡徽州紧密相邻，两地地缘相近，人缘相亲，且池州自古便是徽商出徽州前往长江流域的重要通道，自然也遍布徽商的足迹，成为徽商经商活动的一个重要区域。明清时期，大通镇同样也有众多徽商在此从事各种经营活动，如休宁人汪琼生“上资人，年十一丧母，父先义久出未归，遂肩贩四方访寻其父嗣，至池之大通镇与父遇，因赁居，居其父，仍小贩以供菽水……”[4]。又如黟县人程桂模“字丕文，柏林人，州同衔，伉爽善治生，客枞阳大通，乐善好施额捐造救生船”[5]。同时，在李辉庭前往大通镇经商之前，其父亲以及一些李氏族人已经开始在大通镇进行商业活动。李辉庭的父亲李高琳为黟县南屏人，监生出身，咸丰年间便在大通和悦洲经商，其间在大通镇多有义行如“在大通荷叶洲捐赈青阳、石埭、太平三邑难民之避地者”、“集造救生船于羊山矶”等。李辉庭正是“子宗煝（李辉庭本名）继其志”[6]，在父亲的影响下前往大通镇开启自己经商之路的。而到了大通镇，其父好友舒祖谟已“于荷叶洲设小营业”，他对李辉庭“试以劳苦，能亿中，资稍裕，因别立肆”[7]。李辉庭正是在这位同乡舒祖谟帮助下才在大通镇站稳脚跟，逐渐发展起来的。另外，李辉庭的族人李肇柏亦在大通镇有一定的经营活动，其“旅和悦洲，乐输同仁局，倡设功德泵船……宗人李宗煝延襄肆事，婉辞之……”[8]。明清时期，这些在大通镇经商的徽商尤其李氏族人不仅给初来乍到的李辉庭提供了一定经济物质上的帮助与扶持，使其得以站稳脚跟，还为李辉庭在大通镇开展商业活动积累了宝贵的经营经验，使其可以通晓大通镇的风土人情，商业掌故，更对其经营理念和商业道德产生重大影响，使其得以继承徽商众多的优良经商传统，最终成为大通镇的一大巨商。
2.商业活动
2.1经营盐业
李辉庭，原名宗眉，又名金榜，字辉亭，号爰得，1827年出生于徽州黟县的南屏村，自幼生活贫苦，又逢晚清西方列强殖民侵略以及太平天国动乱，迫不得已便踏上了外出经商之路。在其父亲及族人的影响下，李辉庭来到了当时商业已有一定发展的铜陵县大通镇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初来乍到的李辉庭自身财产并不富裕，甚至有些穷困寒酸，当时资金拮据的他一度遭遇了“遇雨无盖，见置厕有敝笠，取戴之，同行者竊笑，君晏如也”[9]的尴尬境况。但李辉庭最终还是凭借自己乐观坚韧的性格，在父亲好友舒祖谟的帮助下在大通镇站稳了脚跟，于大通镇前街摆下了一个“钱摊子”，靠兑换银两、铜钱赚点“水钱”维持生计。这样贫苦惨淡的生活持续了一段时间，同治元年（1862年）李辉庭终于迎来了自己人生的转折点。当年，身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途径大通镇，他看中了大通镇优越的地理位置与良港优势，决定于此处设立盐务招商局，开展盐务活动，并于淮盐运销安徽章程五条中规定“中路售盐向以大通为总汇……设招商局，专司中路招商、验照，抽砰、收厘各事务”[10]，大通镇盐务开始逐步创办。但大通镇盐务的发展并不像想象中的顺利，当时太平天国运动未平，清政府的形象又显得腐败无能，无法得到大通等地商人的信任。另外，当时盐务招商局所发的盐票除需交纳购票费外还需同时每票交纳三百两的“报效军需银”，商人们纷纷抵制所谓“报效”的附加费，这就使得盐票的销售十分困难，大通盐务建设举步维艰。李辉庭并没有同其他商人一样眼光狭隘，畏首畏尾，而是认准了大通盐务的巨大商机，认为盐务将来必定可以在大通兴起，而同官方合作，攀附官僚的机会更是千载难逢。于是，李辉庭便倾尽自己的积蓄，购得盐票十七张，作下了自己人生最大的一笔风险投资。事实证明李辉庭的眼光没有问题，不久盐务招商局便在大通建立起来，盐务也逐步走向兴盛，李辉庭凭借自己所购的盐票购运食盐大赚一笔，得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而其手中的十七张盐票也盐务的恢复和发展而价值大翻数十倍，成为其手中最大的资产。其后，李辉庭的盐业经营持续发展，获利颇丰，李辉庭也由此一跃成为大通镇上的一大盐商。 2.2经营金融业
购销淮盐，从事淮盐贸易只不过是一个好的开始，李辉庭在盐票销售中坚定支持清朝政府、积极踊跃购买盐票的表现才是其取得盐业经营成功的关键。李辉庭在盐票销售中积极踊跃的表现使得盐务招商局的官员对他倍加器重，他也清楚地看到这一机遇，顺势努力攀附结交盐务官员，得到了官方的信任与支持。在官方的支持之下，李辉庭利用自己运销淮盐的收入于大通和悦洲上开办了当地第一家钱庄——利和钱庄，顺利地将其经营范围扩展到金融业。基于官方的信任与支持，利和钱庄得到了官方众多的照顾与扶持，几乎成为了盐务招商局在金融方面的代理机构。当时商人交纳“盐课”税款，无法在盐务招商局直接交纳现金，而是要先到利和钱庄存款，再凭借利和钱庄出具的收款庄票，才可到盐务招商局抵现交税，无故多出的这个程序就使得利和錢庄可以在“升水”和“贴水”中大赚一笔。而利和钱庄更凭借对庄票的独家发放权，独占了大通盐务金融的巨大市场，垄断大通盐务金融业务，最终使得其得以跻身大通钱庄的顶尖行列。伴随利和钱庄生意的日益兴隆，李辉庭更把钱庄的业务范围扩展到大通以外，同扬州四岸（湘、鄂、赣、皖）等地的公所发生经济联系，通过汇换转手，大大增加钱庄的营收。此时，李辉庭不仅是大通首屈一指的大盐商，还是跻身到当地著名的金融资本家行列当中，进入了自己商业经营事业的巅峰。
3.社会活动
3.1救助灾民
明清时期，徽商向有“贾而尚义”的优良传统，尚义乐施，救助灾民的义事在徽商群体当中层出不穷。尤其遇到灾荒之年，徽商往往不吝财资，积极从事救灾赈济活动，进而博得了各界的美誉。李辉庭作为徽商的一员，同样很好的继承了徽商“贾而尚义”的传统，在大通及其他地区多有救助灾民的义举。宣统元年（1909年），铜陵境内暴雨连绵，洪水肆虐，位于铜、繁边境的仁丰圩更是多处破口，一片汪洋，受灾百姓多达数万。面对这些失去家园，饥寒交迫，无依无靠的仁丰圩灾民，李辉庭深表同情，并立即决定慷慨解囊，对仁丰圩灾民进行救助。他从自己经营所得中拿出一大笔救灾款，并亲自购米运至仁丰圩救助灾民。在李辉庭的救助之下，仁丰圩的灾民得以保全性命，灾情得到控制，生产得以恢复，最终转危为安。李辉庭救助仁丰圩灾民之事在仁丰圩乃至铜陵境内反响很大，以至于事情过去数十载，仍有许多仁丰圩百姓在家里供奉着李辉庭的“长生禄位”牌，久久不愿忘却李辉庭的大恩大德。另外，民国《黟县志四》中亦有关于李辉庭救助其他地区灾民的记载，如“其善者如晋豫大饥输赈金至数万两，燕齐苏皖粤西江右郑州诸大水输金又数万两”[11]12等。这些救助灾民、乐善好施的记载都表明李辉庭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更是一位宅心仁厚、乐善好施的仁者。
3.2捐建基础设施
在中国古代社会，如大型的水利工程这样的重大基础设施多有政府出资建设，但到了晚清由于政府财政拮据，军费、赔款数额巨大，难以拿出足够资金进行相关建设。因此，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任就落到了各地商人头上。徽商面对这些的重任一向毫无退却之色，总是积极主动参与捐资兴建，各地方志中关于徽商捐资兴建各种基础设施的记载比比皆是。李辉庭同其他徽商一样热衷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公共事业的发展。晚清年间，铜陵县的江堤年久失修，多处出现裂口，岌岌可危。李辉庭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自己独力“钜万修筑铜陵县石圩江壩”，使得铜陵县境内十数年再无溃堤之险。而清政府在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更是“巡抚奏旌传旨嘉奖”10，赞扬了李辉庭的无私义行。另外，在大通被辟为“寄航港”之后，大通航运事业蒸蒸日上，各地及外国大轮往来停泊不息。相较于大通航运的兴盛，大通本地的港口建设却显得非常落后，直到光绪年间外地大轮还只能泊于江面，仅靠本地小木船装卸运送客货进港，既十分危险，又极为不便。李辉庭见此情形，便自掏腰包，从上海江南造船厂购置了一艘巨型趸船，用于客货装卸运输。自此，大通港的吞吐能力大为提升，商贸周转更为迅速，往来的旅客、商人也不必再在小木船上风雨飘摇，担惊受怕了。
4.结语
徽商作为一个商人群体，其兴盛时期主要为明清两代。到了近代，徽商逐渐难跟时代大潮，逐步为社会所淘汰，走向衰落。李辉庭作为一位近代徽商能够逆徽商整体衰落的大趋势，在动荡不安，竞争激烈的近代社会站稳脚跟，取得商业经营的巨大成功，值得学界给予更多关注。更为重要的是李辉庭之所以能够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并不是由于其对传统徽商经营理念和方式的舍弃，反而是由于其对于徽商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说，李辉庭既是近代徽商的榜样，又是传统徽商的楷模，足以为后人所学习和敬仰。
注释：
[1]宁振翰编著：《中国盐政纪要》上册，上海：商务图书馆，1930年。
[2]李瀚章编辑，李鸿章校刊：《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
[3]故宮博物院编：《故宮珍本丛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
[4]何应松纂：道光《休宁县志》，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5]程鸿诏纂：同治《黟县志三》，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6]程鸿诏纂：同治《黟县志三》，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7]舒斯笏纂：民国《黟县志四》，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8]舒斯笏纂：民国《黟县志四》，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9]舒斯笏纂：民国《黟县志四》，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10]李瀚章编辑，李鸿章校刊：《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
明清时期，伴随明清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兴盛，全国各地出现了众多的商人团体——“商帮”，而在众多的商帮之中，徽商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无徽不成镇，无歙不成市”的俗语即足以说明徽商发展的繁盛。到了晚清时期，池州府所辖铜陵县境内的大通商业大为勃兴，一跃成为同安庆、芜湖、蚌埠齐名的安徽四大商埠之一。这一时期，大通镇货物贸易频繁，商旅鳞集，众多的商人之中自然也少不了徽商的身影。而在众多大通镇徽商当中最具代表同时影响力也最大的当属素有“金融巨子”之称的黟县盐商李辉庭。本文试从经条件、商业活动和社会活动三个方面来考察晚清徽商李辉庭在大通镇的商业经营活动，一探这位晚清徽商在“小上海”大通镇上的传奇经历与经商历史。
1.经商条件
1.1大通镇商业的勃兴
晚清时期大通镇商业的勃兴为李辉庭提供了绝佳的经商契机。铜陵县大通镇本是一个位于安庆与芜湖之间的沿江小镇。历史上其因内有和悦洲泊船，羊矶山避风的良港优势，外有青通河勾通青阳等皖南地区，襟江带河的水运优势而发展成为铜陵甚至皖南地区的重要航运市镇，自古商业便有一定发展。而到了晚清年间，伴随清政府的一系列经济制度的改革以及西方列强对长江流域的经济入侵，大通镇的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商业大为勃兴。首先，为了填补因战争及赔款而造成的巨大财政亏空，同治四年（1865年），在太平天国运动被基本平定的条件下，清政府在安徽进行了厘卡改革，将原先全省的一百四十三处厘卡逐步裁撤，仅保留了大通和悦洲等四处正卡。大通厘金局作为保留下来地正卡，遂告正式成立，大通也因此成为周边区域货物及往来淮盐的重要停靠地，商旅货船鳞集于此，商业大为发展。其次，为了整顿因太平天国运动而“长江梗阻，引岸废弛”[1]的盐务，恢复国家的盐税收入。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修订了淮盐运销安徽章程，以安徽为淮盐运销之中路，并规定：“中路售盐向以大通为总汇……设招商局，专司中路招商、验照，抽砰、收厘各事务”[2]。同治四年（1865年），“盐务招商局”最终于大通和悦洲设立，一年后，李鸿章接管安徽盐务，将“盐务招商局”改为“皖岸督销局”，设二品道员总管盐务，大通和悦洲遂成为“淮盐入徽口岸”[3]，大通盐业由此大兴。最后，伴随西方列强的经济入侵，光绪二年（1876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将大通正式辟为外国货轮的停泊点和上下客货的“寄航港”。大通镇便凭此成为皖南地区土特产等货物输出，外国洋货输入的进出口港，在加强周边地区与海外联系的同时自身的商业发展亦得到极大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层次。总之，晚清时期大通得益于清政府厘卡、盐务的改革以及被辟为“寄航港”的优势而逐渐成为皖江流域的一大商业巨镇，商业发展十分兴盛。大通镇如此兴盛的商业发展也同样为来此经商的徽商李辉庭提供了难得的商业机遇，李辉庭所取得的经商“第一桶金”便是由其经手大通盐务而获得，大通盐业的不断兴盛更成为其商业经营得以壮大的主要支柱和动力。“寄航港”的开辟则推动其开始涉足大通航运事业，促进其商业经营的多样化。大通镇商业的整体勃兴，商品贸易量，交易流水量的不断增加，更使得其钱庄生意日益兴隆，借贷抽息获利颇丰。可以说，徽商李辉庭商业经营的成功是建立正在晚清大通商业勃兴的条件之上的。
1.2徽商及李氏族人在大通的经营
明清时期徽商尤其李氏族人在大通镇的经营活动为李辉庭提供了良好的经商基础。大通镇所属的池州府地处皖南地区，与徽商的故乡徽州紧密相邻，两地地缘相近，人缘相亲，且池州自古便是徽商出徽州前往长江流域的重要通道，自然也遍布徽商的足迹，成为徽商经商活动的一个重要区域。明清时期，大通镇同样也有众多徽商在此从事各种经营活动，如休宁人汪琼生“上资人，年十一丧母，父先义久出未归，遂肩贩四方访寻其父嗣，至池之大通镇与父遇，因赁居，居其父，仍小贩以供菽水……”[4]。又如黟县人程桂模“字丕文，柏林人，州同衔，伉爽善治生，客枞阳大通，乐善好施额捐造救生船”[5]。同时，在李辉庭前往大通镇经商之前，其父亲以及一些李氏族人已经开始在大通镇进行商业活动。李辉庭的父亲李高琳为黟县南屏人，监生出身，咸丰年间便在大通和悦洲经商，其间在大通镇多有义行如“在大通荷叶洲捐赈青阳、石埭、太平三邑难民之避地者”、“集造救生船于羊山矶”等。李辉庭正是“子宗煝（李辉庭本名）继其志”[6]，在父亲的影响下前往大通镇开启自己经商之路的。而到了大通镇，其父好友舒祖谟已“于荷叶洲设小营业”，他对李辉庭“试以劳苦，能亿中，资稍裕，因别立肆”[7]。李辉庭正是在这位同乡舒祖谟帮助下才在大通镇站稳脚跟，逐渐发展起来的。另外，李辉庭的族人李肇柏亦在大通镇有一定的经营活动，其“旅和悦洲，乐输同仁局，倡设功德泵船……宗人李宗煝延襄肆事，婉辞之……”[8]。明清时期，这些在大通镇经商的徽商尤其李氏族人不仅给初来乍到的李辉庭提供了一定经济物质上的帮助与扶持，使其得以站稳脚跟，还为李辉庭在大通镇开展商业活动积累了宝贵的经营经验，使其可以通晓大通镇的风土人情，商业掌故，更对其经营理念和商业道德产生重大影响，使其得以继承徽商众多的优良经商传统，最终成为大通镇的一大巨商。
2.商业活动
2.1经营盐业
李辉庭，原名宗眉，又名金榜，字辉亭，号爰得，1827年出生于徽州黟县的南屏村，自幼生活贫苦，又逢晚清西方列强殖民侵略以及太平天国动乱，迫不得已便踏上了外出经商之路。在其父亲及族人的影响下，李辉庭来到了当时商业已有一定发展的铜陵县大通镇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初来乍到的李辉庭自身财产并不富裕，甚至有些穷困寒酸，当时资金拮据的他一度遭遇了“遇雨无盖，见置厕有敝笠，取戴之，同行者竊笑，君晏如也”[9]的尴尬境况。但李辉庭最终还是凭借自己乐观坚韧的性格，在父亲好友舒祖谟的帮助下在大通镇站稳了脚跟，于大通镇前街摆下了一个“钱摊子”，靠兑换银两、铜钱赚点“水钱”维持生计。这样贫苦惨淡的生活持续了一段时间，同治元年（1862年）李辉庭终于迎来了自己人生的转折点。当年，身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途径大通镇，他看中了大通镇优越的地理位置与良港优势，决定于此处设立盐务招商局，开展盐务活动，并于淮盐运销安徽章程五条中规定“中路售盐向以大通为总汇……设招商局，专司中路招商、验照，抽砰、收厘各事务”[10]，大通镇盐务开始逐步创办。但大通镇盐务的发展并不像想象中的顺利，当时太平天国运动未平，清政府的形象又显得腐败无能，无法得到大通等地商人的信任。另外，当时盐务招商局所发的盐票除需交纳购票费外还需同时每票交纳三百两的“报效军需银”，商人们纷纷抵制所谓“报效”的附加费，这就使得盐票的销售十分困难，大通盐务建设举步维艰。李辉庭并没有同其他商人一样眼光狭隘，畏首畏尾，而是认准了大通盐务的巨大商机，认为盐务将来必定可以在大通兴起，而同官方合作，攀附官僚的机会更是千载难逢。于是，李辉庭便倾尽自己的积蓄，购得盐票十七张，作下了自己人生最大的一笔风险投资。事实证明李辉庭的眼光没有问题，不久盐务招商局便在大通建立起来，盐务也逐步走向兴盛，李辉庭凭借自己所购的盐票购运食盐大赚一笔，得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而其手中的十七张盐票也盐务的恢复和发展而价值大翻数十倍，成为其手中最大的资产。其后，李辉庭的盐业经营持续发展，获利颇丰，李辉庭也由此一跃成为大通镇上的一大盐商。 2.2经营金融业
购销淮盐，从事淮盐贸易只不过是一个好的开始，李辉庭在盐票销售中坚定支持清朝政府、积极踊跃购买盐票的表现才是其取得盐业经营成功的关键。李辉庭在盐票销售中积极踊跃的表现使得盐务招商局的官员对他倍加器重，他也清楚地看到这一机遇，顺势努力攀附结交盐务官员，得到了官方的信任与支持。在官方的支持之下，李辉庭利用自己运销淮盐的收入于大通和悦洲上开办了当地第一家钱庄——利和钱庄，顺利地将其经营范围扩展到金融业。基于官方的信任与支持，利和钱庄得到了官方众多的照顾与扶持，几乎成为了盐务招商局在金融方面的代理机构。当时商人交纳“盐课”税款，无法在盐务招商局直接交纳现金，而是要先到利和钱庄存款，再凭借利和钱庄出具的收款庄票，才可到盐务招商局抵现交税，无故多出的这个程序就使得利和錢庄可以在“升水”和“贴水”中大赚一笔。而利和钱庄更凭借对庄票的独家发放权，独占了大通盐务金融的巨大市场，垄断大通盐务金融业务，最终使得其得以跻身大通钱庄的顶尖行列。伴随利和钱庄生意的日益兴隆，李辉庭更把钱庄的业务范围扩展到大通以外，同扬州四岸（湘、鄂、赣、皖）等地的公所发生经济联系，通过汇换转手，大大增加钱庄的营收。此时，李辉庭不仅是大通首屈一指的大盐商，还是跻身到当地著名的金融资本家行列当中，进入了自己商业经营事业的巅峰。
3.社会活动
3.1救助灾民
明清时期，徽商向有“贾而尚义”的优良传统，尚义乐施，救助灾民的义事在徽商群体当中层出不穷。尤其遇到灾荒之年，徽商往往不吝财资，积极从事救灾赈济活动，进而博得了各界的美誉。李辉庭作为徽商的一员，同样很好的继承了徽商“贾而尚义”的传统，在大通及其他地区多有救助灾民的义举。宣统元年（1909年），铜陵境内暴雨连绵，洪水肆虐，位于铜、繁边境的仁丰圩更是多处破口，一片汪洋，受灾百姓多达数万。面对这些失去家园，饥寒交迫，无依无靠的仁丰圩灾民，李辉庭深表同情，并立即决定慷慨解囊，对仁丰圩灾民进行救助。他从自己经营所得中拿出一大笔救灾款，并亲自购米运至仁丰圩救助灾民。在李辉庭的救助之下，仁丰圩的灾民得以保全性命，灾情得到控制，生产得以恢复，最终转危为安。李辉庭救助仁丰圩灾民之事在仁丰圩乃至铜陵境内反响很大，以至于事情过去数十载，仍有许多仁丰圩百姓在家里供奉着李辉庭的“长生禄位”牌，久久不愿忘却李辉庭的大恩大德。另外，民国《黟县志四》中亦有关于李辉庭救助其他地区灾民的记载，如“其善者如晋豫大饥输赈金至数万两，燕齐苏皖粤西江右郑州诸大水输金又数万两”[11]12等。这些救助灾民、乐善好施的记载都表明李辉庭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更是一位宅心仁厚、乐善好施的仁者。
3.2捐建基础设施
在中国古代社会，如大型的水利工程这样的重大基础设施多有政府出资建设，但到了晚清由于政府财政拮据，军费、赔款数额巨大，难以拿出足够资金进行相关建设。因此，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任就落到了各地商人头上。徽商面对这些的重任一向毫无退却之色，总是积极主动参与捐资兴建，各地方志中关于徽商捐资兴建各种基础设施的记载比比皆是。李辉庭同其他徽商一样热衷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公共事业的发展。晚清年间，铜陵县的江堤年久失修，多处出现裂口，岌岌可危。李辉庭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自己独力“钜万修筑铜陵县石圩江壩”，使得铜陵县境内十数年再无溃堤之险。而清政府在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更是“巡抚奏旌传旨嘉奖”10，赞扬了李辉庭的无私义行。另外，在大通被辟为“寄航港”之后，大通航运事业蒸蒸日上，各地及外国大轮往来停泊不息。相较于大通航运的兴盛，大通本地的港口建设却显得非常落后，直到光绪年间外地大轮还只能泊于江面，仅靠本地小木船装卸运送客货进港，既十分危险，又极为不便。李辉庭见此情形，便自掏腰包，从上海江南造船厂购置了一艘巨型趸船，用于客货装卸运输。自此，大通港的吞吐能力大为提升，商贸周转更为迅速，往来的旅客、商人也不必再在小木船上风雨飘摇，担惊受怕了。
4.结语
徽商作为一个商人群体，其兴盛时期主要为明清两代。到了近代，徽商逐渐难跟时代大潮，逐步为社会所淘汰，走向衰落。李辉庭作为一位近代徽商能够逆徽商整体衰落的大趋势，在动荡不安，竞争激烈的近代社会站稳脚跟，取得商业经营的巨大成功，值得学界给予更多关注。更为重要的是李辉庭之所以能够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并不是由于其对传统徽商经营理念和方式的舍弃，反而是由于其对于徽商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说，李辉庭既是近代徽商的榜样，又是传统徽商的楷模，足以为后人所学习和敬仰。
注释：
[1]宁振翰编著：《中国盐政纪要》上册，上海：商务图书馆，1930年。
[2]李瀚章编辑，李鸿章校刊：《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
[3]故宮博物院编：《故宮珍本丛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
[4]何应松纂：道光《休宁县志》，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5]程鸿诏纂：同治《黟县志三》，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6]程鸿诏纂：同治《黟县志三》，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7]舒斯笏纂：民国《黟县志四》，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8]舒斯笏纂：民国《黟县志四》，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9]舒斯笏纂：民国《黟县志四》，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10]李瀚章编辑，李鸿章校刊：《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