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器物的知识,为想象“历史生活”所必备。物质形态的“历史”,所谓的“实物历史”,部分地就在保留至今的“器物”中。考古发掘所提供的,当然只是极有限的实物;但历千百年而存留至今,蕴含、附着其上的历史文化信息——即如本书齐东方序所说反映于金银首饰的“审美时尚与经济兴衰”——也就格外可珍。当然,这种历史文化信息只向有解读能力者传递。扬之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读这种特殊“文本”、打开其中丰富蕴藏的能力。
　　我曾谈到过明清之际一些士人对“制器”的兴趣。文人与技艺、技艺中人,在我看来,属于那种参与构成文人生活世界的基本关系,是古代文人之为文人的诸种关系之一。其实各历史时代顶级的工匠,无不是骨子里的慧业文人。而文人中耽嗜器物者,往往以为制器与制作诗文有内在精神上的相通,出之以意匠经营,均有可能是创造性的文化活动。精美器物系功能性与审美品格的统一,服务于实用目的,又是赏心悦目的艺术品。触摸文字与触摸器物,感知文字肌理与器物的质感,均要求精微的审美能力;甚至需要那种了解无用之用,无用之物之为用的能力。这通常也是优秀文人所拥有的能力。
　　上文提到的齐东方序,说扬之水《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卷一)一书关于宋元两代金银器的研究,特色是“实物与文献结合,还以绘画、雕刻、器物为辅证,考证时追源溯流”,细致入微(3页)。扬之水此书所涉及的金银器主要为首饰,非关典章制度,不是用之于庙堂的礼器,而是闺房中物,与女子日常亲近的物事。诚如扬之水本人所说,金银首饰乃“财富与艺术的合一”;金银首饰的使用,由上流社会到其他阶层,是该时代物质文化的一部分,且是其中体现个人好尚的那一部分。这项研究非但对于读解古诗文,且对考察相关时代的经济与社会生活,风俗及审美习尚,均有意义——尤其对于复原、重现该历史时代女性的日常生活情景,洞悉她们以为何者为美及对美的人生的追求。那些物件经了扬之水的考释,不难令人由实物依稀想见佩戴之人,衣香鬓影,环佩叮咚,由历史岁月的深处走来。一段生活的气味,若有若无,弥散在该书的字行间。
　　尽管传统社会“士农工商”严别流品,士之于同时代以至前代的能工巧匠,却非但不贱视,且有一份特殊的尊重。手工作坊时代工匠与制品间的关系,大不同于机器大生产时代。手工作坊的产品固然也进入流通领域,用于交易,其中特定工匠的作品,尤其那些被认为铸入了性情的独一无二的工艺产品,从来为士大夫所宝爱,摩挲品鉴,其间发生着人与物的“交流”、“呼应”。凡此,在古代中国的咏物诗中,在保留至今的器物的铭文中,在士大夫描摹刻绘其心爱之物的其他文字中,有集中的呈现,可资考古代中国人所理解的人生的艺术、艺术化的人生。
　　扬之水前一部著作《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八年版)李序,题目就醒豁:“作为诗的物与作为物的诗。”诗与物彼此涵容——非止对应,而是二而一的。这或许较近于古代文人对精美器物的态度,亦扬之水读器物的态度。该序的如下评论尤其不能错过。李说扬之水的名物研究:“所述好像随机拍摄的平凡的生活特写,但镜头又总是落在这个文明恬静从容的瞬间。读来仿佛走入一间文人的书房,主人刚离开。想到这种雅致的场景在古今的干戈不息中总是那么短暂,就觉得她精心描述的是一种蕴于物中的理想,是这个文明一直怀想的生活。因为美,所以近乎静止。”(5—6页)所“怀想”的未见得只是那种生活的物质方面,更是“恬静从容”的吧。由此,这一种研究与当下的生活似甚为悬隔,却又正由一个特别的精神层面贴近。
　　扬之水文字精致典雅,正宜于用来品评古诗文、品鉴古器物。她由文学研究入手而考释名物、探究器物,路径决定了境界,即关注不止在器形、功用,且在意境、审美品格。由诗文到实物,以实物注诗文,入手处既与其他专家不同,以对文学文本精细解读的训练而读实物文本,读出的也自然有别。以此学术经历与知识背景,古诗文向她敞开的,想必是更为有声有色富于质感以至生命感的世界——那可能是你我所不能窥入的世界。
　　诗无达诂。太实即不免挤压了想象空间。但对实物懵然无知,历史想象、文学想象将无所依凭、虚悬而没有着落的吧。“君子不器”。研究者却不能不知器(器物)。不能读“器”,缘何了解寄寓于器的生活态度与文化理想!对某些“器物”(金石书画、文玩清供等等)的鉴赏,曾经是古代知识人的一种文化修养。经历了剧烈的文化破坏与市场化过程中的文化流失,扬之水所从事的研究,几近“绝学”;能从事有关研究者,已成稀有人才。扬之水似乎并没有所谓的“家学渊源”,所得均由孜孜日积月累中来。我与她同在一个研究机构,所见她的专注刻苦,同行中罕有其比。那是一种已近乎失传的治学精神。
　　扬之水的文献功夫,在本书附论《“掬水月在手”:从诗歌到图画》一文中有充分的展示。该文梳理唐人“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一联的由诗而画而器物(包括首饰),历宋、元至明、清,诗意传递并渗透入物质生活的漫长过程,将诗与器物间的关系,诠释得何等丰富多姿!该文结尾的一段文字说,由文字而具象,《掬》、《摘》、《惜》、《爱》(按指“掬水月在手”、“摘花香满衣”、“惜花春起早”、“爱月夜眠迟”)四题被写入了图画,形成了表现闺中清兴的图式,“把有着具体内容和具体情节的故事,变为并无确指的一种生活方式或曰生活情趣”;而一旦化为装饰纹样,被作为“闺秀风雅”的符号,诗意固然有了大范围的播散,却又在程式化之后,诗意淡去,“仅存图式”,那源流遂湮没在了岁月中(247—248页)。原作(诗)的衍生、演化,竟是一篇如是曲折的故事!扬之水说她“讨论所及之一器一物,是中国古代设计史中具体而微的实例,也是时代风尚的细节构成。又不仅仅是艺术语汇,也还可以说,它是与小说、绘画、瓷器、漆器等工艺品共同构成的时代叙事”(《导言》)。该文所述,无疑是一个精彩的个案。
　　扬之水的文献功夫固然为我所佩服,佩服的,还有她并非纯粹的书斋动物,不但观摩实物,且探访作坊,关注及于工艺流程。传统士大夫好美食而“远庖厨”,耽嗜精美器物,却未见得肯涉足作坊,混迹匠人之间;即躬亲制器,也必不在作坊一类场所,却仍然留下了若干有关工艺的记录,证明了不鄙此事。受到近代民主思想启蒙的今人,自然更少有与等级有关的偏见。当代文人中,沈从文与他的学生汪曾祺对匠人的工艺就别有会心。沈从文在自传中记自己早年逃学看匠人制伞、扎冥器、织簟子、打造铁器,对有关的技艺兴味盎然。也因此沈、汪写市井小人物,像是承着古代文人文化的一脉,文字间透着古意。
　　扬之水所做,是一种苛求于专门知识的学问。即使曾涉及“制器”,我却不具备有关“器物”的知识;评论扬之水的研究,自然不是合适的人选。姑且说一点外行话,表达对扬之水的敬意而已。她有关名物的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是不证自明的;但我更想说的是,她的这项学术工作的价值,并非赖此才能认证。一些年来有开放学科边界的主张,却缺乏相匹配的学术评价机制,不免成为空谈。由《诗经名物新证》、《古诗文名物新证》(卷一、卷二)、《先秦诗文史》、《诗经别裁》、《终朝采蓝》到这部《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卷一)》,扬之水的学术贡献早已为学界、出版界所公认,即使偶尔落在了某种褊狭固陋的眼光之外,也未为不幸。
　　我想,不只我,一定有其他读者也在期待着《奢华之色》卷二、卷三的出版。
　　(《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卷一),扬之水著,中华书局二○一○年版,9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