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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而言，现代意义上的狩猎活动无疑是一项全新的事物。如何处理好野生动物保护和狩猎之间的关系，在二者间寻求到微妙的平衡等等诸多问题，都需要有更好的理解与制度设计
8月5日，国家林业局保护司委托“野生动物猎捕专家委员会”召开行政许可专家评审会，通过了两起外国人来华狩猎的评审。如果行政许可下发，来华狩猎的7名美国人将于今秋奔赴青海都兰国际狩猎场猎捕岩羊6只、藏原羚4只。
此事一经披露引发社会热议，国内多家媒体列席旁听了专家评审会。70多家动物保护组织对此表示抗议，并表示一旦成行，将派人全程跟随狩猎活动，进行监督并对狩猎场的情况进行评估。
其实，早在五年前，相关部门就拟在成都举办首次秋季国际狩猎野生动物额度拍卖会，公告刊出后，便在公众和媒体间引起广泛质疑，此后外国人来华狩猎活动一直暂停。
一次不欢而散的讲座
此次狩猎活动被称为运动狩猎，或者叫做国际狩猎。委托代理4名美国狩猎爱好者的北京正安国际旅行社总经理王巍解释：“它的特点是猎人需要通过支付一定费用来猎杀野生动物，取得猎物身上很有代表性的“战利品”，比如角或头骨。这些费用反过来用于保护当地野生动物的种群上。”
与传统的狩猎相比，国际狩猎有着自己的一套行业规则。它的狩猎动机不在于获得野生动物产品或者出售商品，而侧重娱乐、消费。狩猎时间、对象、场所、手段也受到严格的限制。猎人需要经过严格的培训，获得狩猎资格后方能狩猎，并且要严格遵守“打公不打母、打老不打幼”的原则。
8月11日，在NGO组织达尔问自然求知社举行的讲座上，王巍与众多关注狩猎的媒体和动物保护组织成员见了面，解释狩猎的目的和对保护野生动物的意义。两个多小时的讲座结束后，各方对于狩猎的看法分歧很大。
王巍在现场展示了一些狩猎动物的图片和非洲国家狩猎数据图表，试图向听众阐明狩猎运动在国际上早有惯例。在最后一张图片中，他总结到狩猎是一种游戏、是劳动，是生活的格调，也是一种收获。
这一番言论立刻遭到动物保护组织者的批评。更多的质疑声音还是在对国家林业局委托的“野生动物猎捕专家委员会”评审上。他们要求相关部门公开专家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举办公众听证会。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蒋劲松认为，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国际狩猎市场的前提下，贸然引入西方式的狩猎将对国内野生动物保护带来新的难题。他质疑这次专家委员会的评估是否公正，是否有任何利益偏向性，并警告如果开启国际狩猎，会向社会宣导一种负面的暗示：保护野生动物并不是每个人必须遵守的规则，有钱有地位的人可以通过特权捕杀野生动物。
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理事蔡先凤在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表示：对外开放狩猎虽说是“有限度狩猎”，但一旦变成了商业项目、旅游项目，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很容易在短期内迅速异化为“无限度滥杀”。而地方林业部门既然有了经济利益目标，当“野生动物保护”遭遇“野生动物产业”时，他们将无法抵御金钱的诱惑和冲击，也无法保证这个“限量版”的狩猎会完全遵守既定的“游戏规则”。因此，是否有必要培育狩猎野生动物的市场，应当三思而行，否则将得不偿失。
此外，针对通过开放国际狩猎，在多大程度上如林业部门所宣称的提升了当地人的生活水平、保护了当地的野生动物，动物保护组织者也希望将野生动物数量、收益、分配等信息都一一公开。
狩猎有理有据
此次外国人来华狩猎之所以引起争论，还有一方面原因在于很多人都误以为“只有外国人才能猎杀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其实，外国人到中国狩猎，审查手续比中国人在国内狩猎更严格。
“国内的人喜欢打鹿、野猪之类非国家重点保护的猎物；对于许多外国人来说，他们本国就有野猪，没必要到中国来打。而盘羊、藏原羚之类的动物则是亚洲特有的。”王巍解释为什么国内没有兴起狩猎运动，其中要求猎手受过专门的培训、枪法准。而1996年枪支管理法出台后严禁个人持枪，这一点就限制了国人参与狩猎。
王巍说，中国人也参与了国外的狩猎运动，比如北京正安旅行社每年就组织几十名国内猎手，到非洲、南美等地捕猎100多种野生动物，国外的专题狩猎旅游市场是对国内开放的。
其实，中国的法律也从来没有规定过不能猎杀野生动物。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六条规定：禁止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但同时也规定：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捕捉、捕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向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猎捕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向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
此次狩猎的岩羊、藏原羚就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中国国际狩猎业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家林业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1985年第一个国际狩猎场桃山狩猎场成立到2005年底，国内65家狩猎场一共接待国际猎人1101人次，狩猎野生动物总数1347头(只)，狩猎收入3639万美元。狩猎对象涉及15种野生动物，包括盘羊、岩羊、羚牛等等。
三十多年的中国国际狩猎业，尽管少为人知，但其发展的历程也是曲折缓慢的。从事动物调查与监测研究的高级工程师龚明昊通过对中国国际狩猎业发展的研究表明，国内环境和一些重大事件对国际狩猎业的影响比较明显，在出现公众事件时，由于对政策和时势把握不准，各部门就采取暂停的办法应对。如2003年的非典使得狩猎业发展回落谷底和2006年的拍卖风波导致延续至今的暂停国际狩猎。
我国国际狩猎一直采用配额制，每次狩猎发生前都必须得到国家林业局的配额管理。并且我国于1980年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该公约管制国际贸易的物种，但其精神在于管制而非完全禁止野生物的国际贸易，其用物种分级与许可证的方式，以达成野生物市场的永续利用性。
“黑犀牛在全世界只有4000头，但纳米比亚的可狩猎的黑犀牛配额仍然有5头。”王巍讲到，开展合法狩猎并没有证据表明会对种群数量产生大的影响。他以非洲狮子为例，说明坦桑尼亚每年准许2%的狩猎量，种群数量一直维持在15000头左右；而肯尼亚禁止狩猎，种群数量反而下降了50%，目前只有2500头左右。
合理的猎杀其实是一种保护
狩猎不破坏生态，还能保护野生动物？利用狩猎费用支持保护区的市场经济手段是否恰当？这在专家和普通民众之间产生重大争议。
在专家评审会上，野生动物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总工程师严旬就曾向外界透露，林业管理部门会根据狩猎场的情况确定不同种类动物每年允许打猎的数量，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打猎，总量都要控制在这个规定的数量内。
“野生动物有自然死亡率。狩猎者会选择角大的羚羊去打，而角大也意味着成熟或者老年，因此一般情况下不会对种群造成较大的影响。”
都兰国际狩猎场负责人在专家评审会上也表示，“此次捕猎量远远低于国际标准，对当地野生动物影响可忽略不计。”在会场上，都兰国际狩猎场提出了2011年至2012年狩猎限额，其中该狩猎场拥有岩羊种群数量为42621只，申请猎捕量520只，猎捕率1.22%；藏原羚种群数量1525只，申请猎捕量53只，猎捕率3.48%。
王巍，这位毕业于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管理专业，曾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多年，现在干着国际狩猎“掮客”的经理人，也在讲座中提到狩猎可缓解野生动物与牲畜间的争食矛盾，并有利于当地的环境保护。
王巍谈到保护区的居民以前通过偷猎、侵占野生动物栖息地放牧来获益，为了让他们放弃一部分过度的生存行为，就得给他们新的、更加生态的生存方式作为替代。而运动狩猎就是以很小的野生动物获得很高的经济价值，最终达到保护野生动物的生态价值。
此前，王巍曾向采访的媒体算了一笔狩猎的账，2006年以前国际狩猎活动中，狩猎一只岩羊的价格是7900美元，一只藏原羚的价格是1500美元。青海省在1995年到2005年的10年间开展国际狩猎中，每年猎杀数量在100只内，年创收163.2万元。其中15%-35%用于牧民草场补偿和地方管理部门开展资源保护。这将有利于当地形成民间反盗猎防控体系。
并且，某些繁殖过多过快的野生动物将对当地社会产生负面影响这并非危言耸听，比如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羚牛，一旦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对生态环境破坏很大。由于其进食量非常大，如果在一个地区聚集大量羚牛，对食物链有着非常大的伤害。
若进行合理的有计划的进行适当狩猎活动，亦可以帮助当地民众安居乐业。“在云南，野生动物所造成的人身及财产损失非常大，政府每年支付的补偿金超过4000万元。如果允许狩猎，政府每年至少可以减少一半的补偿金开支。”
“野生动物是国家的，当地人不管不理，反而让盗猎有可乘之机。”王巍引述一直致力于野生动物保护和研究的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专家乔治·夏勒博士的观点：保护野生动物一定要与当地的人民生活相关联起来。
无法消解的公众疑虑
这次外国人来华狩猎掀起一阵舆论风波反映了我国野生动物保护中若干重大而紧迫的现实问题。
“首先是法律缺陷较大，然后是在野生动物资源开发利用和对公众的环境宣传教育方面，国家做得不够。”蔡先凤讲到，作为全球狩猎业的领头羊美国，对于用运动狩猎促进动物保护，其经验很值得学习。
美国国会于1973 年通过《濒危物种法》。它宣布在联邦财政支持和激励体制下， 鼓励各州和其他利益团体发展和维持符合国家或国际标准的保存项目，该法宣布两项国家政策: 第一、所有联邦政府部门和机关都必须努力保护濒危物种并运用其权力促进《濒危物种法》立法宗旨的实现；第二， 所有联邦行政机关必须同州和地方政府合作， 以与保存濒危物种相一致的方式解决水资源问题。在基本制度的设计方面，它注重经济手段的运用，如规定了财政援助制度、超级基金制度。据2002年美国渔业和野生动物管理部门的统计资料表明，当年参加狩猎的人员超过1400万，狩猎对当年经济影响超过650亿美元。以市场的手段利用并保护野生动物已经成了美国的惯例。
早在1937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继续对猎枪弹具征收10%的提案，利用这一部分税款用于野生动物保护。美国联邦政府制定了《联邦政府野生动物回复决议援助计划》，又称P—R决议。该决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购买土地，整个基金的60%用于购买、改善、维持和管理野生动物栖息地。
P—R基金中的26%用在科研上，利用现代手段，准确监控动物分布、数量变化、种群结构，为野生动物管理提供数据支撑。
对于外国人来华狩猎保护动物，交纳的费用分配情况，严旬表示，除了狩猎场自留的一部分外，剩下的费用中，有40%归省里，4%归州里，56%归县里。大部分归县里安排，也是体现了补贴基层的意思。
“在没有审计部门介入情况下，没能打消公民的疑虑，也没人知道这些费用去了哪儿？是否用到野生动物保护上？”蒋劲松这样质疑狩猎收入去向。
资源法专家蔡先凤认为，狩猎地区的当地居民是最应该从狩猎中获益的群体，应该将狩猎收入的75%到80%用于当地社区的发展，在当地修建学校、医院、动物保护、生态补偿等。“如果当地居民无法分享野生动物保护的惠益，就会失去保护野生动物的内在动力。而不少人甚至会重操旧业，走上盗猎滥杀的老路。”
理查德·哈里斯在其著作《消逝中的荒野：中国西部野生动物保护》一书前言中曾指出“中国由于自身的原因，还没能意识到荒野本身的价值，因此也就没能调动整个社会，把这种世界公认的价值幻化为保护的原动力。换句话说，中国现在缺乏有效的野生动物保护，是因为还没有意识到野生动物实际上是什么，而保护又意味着什么。”
责任编辑：黄倩
8月5日，国家林业局保护司委托“野生动物猎捕专家委员会”召开行政许可专家评审会，通过了两起外国人来华狩猎的评审。如果行政许可下发，来华狩猎的7名美国人将于今秋奔赴青海都兰国际狩猎场猎捕岩羊6只、藏原羚4只。
此事一经披露引发社会热议，国内多家媒体列席旁听了专家评审会。70多家动物保护组织对此表示抗议，并表示一旦成行，将派人全程跟随狩猎活动，进行监督并对狩猎场的情况进行评估。
其实，早在五年前，相关部门就拟在成都举办首次秋季国际狩猎野生动物额度拍卖会，公告刊出后，便在公众和媒体间引起广泛质疑，此后外国人来华狩猎活动一直暂停。
一次不欢而散的讲座
此次狩猎活动被称为运动狩猎，或者叫做国际狩猎。委托代理4名美国狩猎爱好者的北京正安国际旅行社总经理王巍解释：“它的特点是猎人需要通过支付一定费用来猎杀野生动物，取得猎物身上很有代表性的“战利品”，比如角或头骨。这些费用反过来用于保护当地野生动物的种群上。”
与传统的狩猎相比，国际狩猎有着自己的一套行业规则。它的狩猎动机不在于获得野生动物产品或者出售商品，而侧重娱乐、消费。狩猎时间、对象、场所、手段也受到严格的限制。猎人需要经过严格的培训，获得狩猎资格后方能狩猎，并且要严格遵守“打公不打母、打老不打幼”的原则。
8月11日，在NGO组织达尔问自然求知社举行的讲座上，王巍与众多关注狩猎的媒体和动物保护组织成员见了面，解释狩猎的目的和对保护野生动物的意义。两个多小时的讲座结束后，各方对于狩猎的看法分歧很大。
王巍在现场展示了一些狩猎动物的图片和非洲国家狩猎数据图表，试图向听众阐明狩猎运动在国际上早有惯例。在最后一张图片中，他总结到狩猎是一种游戏、是劳动，是生活的格调，也是一种收获。
这一番言论立刻遭到动物保护组织者的批评。更多的质疑声音还是在对国家林业局委托的“野生动物猎捕专家委员会”评审上。他们要求相关部门公开专家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举办公众听证会。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蒋劲松认为，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国际狩猎市场的前提下，贸然引入西方式的狩猎将对国内野生动物保护带来新的难题。他质疑这次专家委员会的评估是否公正，是否有任何利益偏向性，并警告如果开启国际狩猎，会向社会宣导一种负面的暗示：保护野生动物并不是每个人必须遵守的规则，有钱有地位的人可以通过特权捕杀野生动物。
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理事蔡先凤在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表示：对外开放狩猎虽说是“有限度狩猎”，但一旦变成了商业项目、旅游项目，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很容易在短期内迅速异化为“无限度滥杀”。而地方林业部门既然有了经济利益目标，当“野生动物保护”遭遇“野生动物产业”时，他们将无法抵御金钱的诱惑和冲击，也无法保证这个“限量版”的狩猎会完全遵守既定的“游戏规则”。因此，是否有必要培育狩猎野生动物的市场，应当三思而行，否则将得不偿失。
此外，针对通过开放国际狩猎，在多大程度上如林业部门所宣称的提升了当地人的生活水平、保护了当地的野生动物，动物保护组织者也希望将野生动物数量、收益、分配等信息都一一公开。
狩猎有理有据
此次外国人来华狩猎之所以引起争论，还有一方面原因在于很多人都误以为“只有外国人才能猎杀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其实，外国人到中国狩猎，审查手续比中国人在国内狩猎更严格。
“国内的人喜欢打鹿、野猪之类非国家重点保护的猎物；对于许多外国人来说，他们本国就有野猪，没必要到中国来打。而盘羊、藏原羚之类的动物则是亚洲特有的。”王巍解释为什么国内没有兴起狩猎运动，其中要求猎手受过专门的培训、枪法准。而1996年枪支管理法出台后严禁个人持枪，这一点就限制了国人参与狩猎。
王巍说，中国人也参与了国外的狩猎运动，比如北京正安旅行社每年就组织几十名国内猎手，到非洲、南美等地捕猎100多种野生动物，国外的专题狩猎旅游市场是对国内开放的。
其实，中国的法律也从来没有规定过不能猎杀野生动物。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六条规定：禁止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但同时也规定：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捕捉、捕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向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猎捕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向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
此次狩猎的岩羊、藏原羚就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中国国际狩猎业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家林业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1985年第一个国际狩猎场桃山狩猎场成立到2005年底，国内65家狩猎场一共接待国际猎人1101人次，狩猎野生动物总数1347头(只)，狩猎收入3639万美元。狩猎对象涉及15种野生动物，包括盘羊、岩羊、羚牛等等。
三十多年的中国国际狩猎业，尽管少为人知，但其发展的历程也是曲折缓慢的。从事动物调查与监测研究的高级工程师龚明昊通过对中国国际狩猎业发展的研究表明，国内环境和一些重大事件对国际狩猎业的影响比较明显，在出现公众事件时，由于对政策和时势把握不准，各部门就采取暂停的办法应对。如2003年的非典使得狩猎业发展回落谷底和2006年的拍卖风波导致延续至今的暂停国际狩猎。
我国国际狩猎一直采用配额制，每次狩猎发生前都必须得到国家林业局的配额管理。并且我国于1980年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该公约管制国际贸易的物种，但其精神在于管制而非完全禁止野生物的国际贸易，其用物种分级与许可证的方式，以达成野生物市场的永续利用性。
“黑犀牛在全世界只有4000头，但纳米比亚的可狩猎的黑犀牛配额仍然有5头。”王巍讲到，开展合法狩猎并没有证据表明会对种群数量产生大的影响。他以非洲狮子为例，说明坦桑尼亚每年准许2%的狩猎量，种群数量一直维持在15000头左右；而肯尼亚禁止狩猎，种群数量反而下降了50%，目前只有2500头左右。
合理的猎杀其实是一种保护
狩猎不破坏生态，还能保护野生动物？利用狩猎费用支持保护区的市场经济手段是否恰当？这在专家和普通民众之间产生重大争议。
在专家评审会上，野生动物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总工程师严旬就曾向外界透露，林业管理部门会根据狩猎场的情况确定不同种类动物每年允许打猎的数量，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打猎，总量都要控制在这个规定的数量内。
“野生动物有自然死亡率。狩猎者会选择角大的羚羊去打，而角大也意味着成熟或者老年，因此一般情况下不会对种群造成较大的影响。”
都兰国际狩猎场负责人在专家评审会上也表示，“此次捕猎量远远低于国际标准，对当地野生动物影响可忽略不计。”在会场上，都兰国际狩猎场提出了2011年至2012年狩猎限额，其中该狩猎场拥有岩羊种群数量为42621只，申请猎捕量520只，猎捕率1.22%；藏原羚种群数量1525只，申请猎捕量53只，猎捕率3.48%。
王巍，这位毕业于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管理专业，曾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多年，现在干着国际狩猎“掮客”的经理人，也在讲座中提到狩猎可缓解野生动物与牲畜间的争食矛盾，并有利于当地的环境保护。
王巍谈到保护区的居民以前通过偷猎、侵占野生动物栖息地放牧来获益，为了让他们放弃一部分过度的生存行为，就得给他们新的、更加生态的生存方式作为替代。而运动狩猎就是以很小的野生动物获得很高的经济价值，最终达到保护野生动物的生态价值。
此前，王巍曾向采访的媒体算了一笔狩猎的账，2006年以前国际狩猎活动中，狩猎一只岩羊的价格是7900美元，一只藏原羚的价格是1500美元。青海省在1995年到2005年的10年间开展国际狩猎中，每年猎杀数量在100只内，年创收163.2万元。其中15%-35%用于牧民草场补偿和地方管理部门开展资源保护。这将有利于当地形成民间反盗猎防控体系。
并且，某些繁殖过多过快的野生动物将对当地社会产生负面影响这并非危言耸听，比如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羚牛，一旦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对生态环境破坏很大。由于其进食量非常大，如果在一个地区聚集大量羚牛，对食物链有着非常大的伤害。
若进行合理的有计划的进行适当狩猎活动，亦可以帮助当地民众安居乐业。“在云南，野生动物所造成的人身及财产损失非常大，政府每年支付的补偿金超过4000万元。如果允许狩猎，政府每年至少可以减少一半的补偿金开支。”
“野生动物是国家的，当地人不管不理，反而让盗猎有可乘之机。”王巍引述一直致力于野生动物保护和研究的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专家乔治·夏勒博士的观点：保护野生动物一定要与当地的人民生活相关联起来。
无法消解的公众疑虑
这次外国人来华狩猎掀起一阵舆论风波反映了我国野生动物保护中若干重大而紧迫的现实问题。
“首先是法律缺陷较大，然后是在野生动物资源开发利用和对公众的环境宣传教育方面，国家做得不够。”蔡先凤讲到，作为全球狩猎业的领头羊美国，对于用运动狩猎促进动物保护，其经验很值得学习。
美国国会于1973 年通过《濒危物种法》。它宣布在联邦财政支持和激励体制下， 鼓励各州和其他利益团体发展和维持符合国家或国际标准的保存项目，该法宣布两项国家政策: 第一、所有联邦政府部门和机关都必须努力保护濒危物种并运用其权力促进《濒危物种法》立法宗旨的实现；第二， 所有联邦行政机关必须同州和地方政府合作， 以与保存濒危物种相一致的方式解决水资源问题。在基本制度的设计方面，它注重经济手段的运用，如规定了财政援助制度、超级基金制度。据2002年美国渔业和野生动物管理部门的统计资料表明，当年参加狩猎的人员超过1400万，狩猎对当年经济影响超过650亿美元。以市场的手段利用并保护野生动物已经成了美国的惯例。
早在1937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继续对猎枪弹具征收10%的提案，利用这一部分税款用于野生动物保护。美国联邦政府制定了《联邦政府野生动物回复决议援助计划》，又称P—R决议。该决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购买土地，整个基金的60%用于购买、改善、维持和管理野生动物栖息地。
P—R基金中的26%用在科研上，利用现代手段，准确监控动物分布、数量变化、种群结构，为野生动物管理提供数据支撑。
对于外国人来华狩猎保护动物，交纳的费用分配情况，严旬表示，除了狩猎场自留的一部分外，剩下的费用中，有40%归省里，4%归州里，56%归县里。大部分归县里安排，也是体现了补贴基层的意思。
“在没有审计部门介入情况下，没能打消公民的疑虑，也没人知道这些费用去了哪儿？是否用到野生动物保护上？”蒋劲松这样质疑狩猎收入去向。
资源法专家蔡先凤认为，狩猎地区的当地居民是最应该从狩猎中获益的群体，应该将狩猎收入的75%到80%用于当地社区的发展，在当地修建学校、医院、动物保护、生态补偿等。“如果当地居民无法分享野生动物保护的惠益，就会失去保护野生动物的内在动力。而不少人甚至会重操旧业，走上盗猎滥杀的老路。”
理查德·哈里斯在其著作《消逝中的荒野：中国西部野生动物保护》一书前言中曾指出“中国由于自身的原因，还没能意识到荒野本身的价值，因此也就没能调动整个社会，把这种世界公认的价值幻化为保护的原动力。换句话说，中国现在缺乏有效的野生动物保护，是因为还没有意识到野生动物实际上是什么，而保护又意味着什么。”
责任编辑：黄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