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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图书榜单的频繁更新让读者对图书产生模糊的认识，出版商不断在变换营销方式吸引读者眼球，读者应该在繁华的图书市场中练就自己的火眼金睛。
关键词：好书榜；消费者；出版商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053-01
打开浏览器，搜索关键词“好书榜”，亚洲好书榜、中国好书榜、新浪好书榜、当当好书榜，亚洲好书榜是新浪媒体的自营产品，定位为中国第一个面向畅销出版新书和人气原创小说的跨平台联合榜单，通过粉丝力量，引领畅销。根据不同媒体和平台，好书榜名单各不相同，图书仅用一字“好”评价，出版商以此进行营销宣传，读者根据榜单进行购买，这样的“好”，对于读者是一种负责的态度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书籍下了一个有趣的定义：“书是一种除去封面至少有49页的非期刊性质的印刷出版物。”其实，书就是叠起来的写满文字的纸张。文字和纸张，是书籍的两大要素。只有当纸取代石头、骨头、粘土和纸莎草，成为书的新载体时，书籍的历史才刚刚开始。
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时代已经远去，但古希腊和古罗马给人类留下了永恒的文明遗产，其载体仍然是书籍。书籍也为《圣经》和基督教教义的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文艺复兴时代，手抄本中华丽的装饰性字幕，成就了书籍的古典形式。
在活字印刷出现之前，书籍是高雅和富含教养的代名词，社会阶层可以通过阅读习惯来进行划分：在酒馆或全家团圆时听书的庶民、在书斋里静静阅读的有教养者和知識渊博人士。
书籍在18—19世纪的西方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阅读的狂热”成为18世界末精神世界的主流。不过，到19世纪中期，随着大众社会的兴起和新媒体的出现，书籍已被看作是“旧媒介”，而开始迅速进入“消费品时代”。
书籍是人类知识和文化的主要载体，从书籍史前史、卷轴时代、中世纪的册子本，从抄写本到铅字印刷的出现，呈现在现代读者眼前的书本是一份纪录人类文明的载体。在对其评价上，应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客观评价其文学性、创新性、认可度，因为书籍是人类自身进步的阶梯。
1559年，第一本《禁书目录》诞生。这是保罗四世统治下的罗马宗教裁判所出版的，罗列了上千种禁书。到1948年时，《禁书目录》已经修订了32次，直到1966年教会才颁布法令予以取缔。历史上的图书，统治者为巩固思想以“禁”为多，随着现代社会的解禁，系列名著和名家作者，更是不能单以“好”字论其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
在11与12世纪间，供人阅读的文字鲜少以方言写成，但许多口说的文字作品是以方言创作。这期间云游诗人造访一座又一座城堡，吟唱、朗诵着诗词、浪漫故事。这些多用韵文写成，以便背诵，他们的诗歌，常是自己的创作。
在13世纪末叶，新的读者正在兴起，律师、政府官员，以及稍后出现的富商、镇民等，且都有阅读的需求，除与本业相关的法律、政治、科学书籍，他们还需文学书、道德论著、浪漫小说与翻译书。此时的创作者不再烦恼如何将作品公之于世，因此得以专心创作或汇编他们的作品。
作家的写作，在一定物质前提的支持下，是一项私人化的智力劳动。在1985年，法国巴黎图书沙龙通过法国驻各国使馆、法兰克福图书节、瑞士法语日报《二十四小时》驻外国记者分别邀请各国著名作家就“您为什么写作”这一问题撰文，各抒己见。
德国诺贝尔文学的获得者君特·格拉斯写道，“我从事写作，因为我不能做其他事情”。在作者的世界里，写作与其他工作一样平等，在所从事的工作里，实现其自身价值。中国作家巴金先生说，“我为什么需要文学？我想用它来改变我的生活，改变我的环境，改变我的精神世界。我五十多年的文学生活可以说明：我不曾玩弄人生，不曾装饰人生，也不曾美化人生，我是在作品中生活，在作品中奋斗。”
当凝结作者劳动成果的作品流向读者时，该渠道实现了作者与读者的沟通对话。在读者阅读的过程中，内心的收益与感知等多种对该作品的复杂情感，怎是一个“好”字所能概括呢？
中国杂志和媒体上的书评，大多数书评是一些对所评之书的概述和夸奖，书评是作者或出版社编辑找人写的。书评涵盖的方面不广，所评之辞也不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参看西方出版社的书评制度，每个学术出版社出版一本学术专著后，都要寄给权威的学术期刊，由期刊主编挑选其中值得评的书，去约请与该专著研究领域相关的专家来撰写书评，同时也就把这本书送给写书评的人。这种由杂志自身来选择权威专家的做法，很好地避免了由作者本人或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把自己写的书或编的书送给书评作者。
市场上的媒体列举的榜单，并未有良好的第三方评审机构的客观文章予以支持，难免会引来炒作等质疑声。这样的榜单会带给读者以模糊的印象和影响，致使读者的阅读体验不佳，读者会对榜单产生抵触情绪，长此以往，恶性循环，部分真正客观的“好书榜”也不再具有公信力。
我国《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图书质量包括内容、编校、设计、印刷4项，分为合格、不合格两个等级。这一规定是判断一本书内容质量是否合格的依据，但不能是判断图书内容质量高低的依据。合格的图书并不能意味其内容质量高，也并不能意味其内容能得到市场和读者的认可。
政治角度和道德层面是判断一本书内容质量的基本依据，而读者的认可度及其社会影响则是判断一本书内容质量高低的准则。现阶段建立的出版产品质量评价体系，缺少读者的评价，因此使得各好书榜层出不穷，以代替读者进行发声。应当注意的是，读者不仅是图书内容的接收者，在图书的再生产过程中，应当起到巨大的反馈作用。因此，出版产品质量评价必须形成编读互动的双向交流，在双向交流中，出版企业不断调整出版产品各方面质量，更好的满足读者需求，同时提高自身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图书产品的质量在整体提升的情形下，“好书榜”才不会出现良莠不齐的怪象。
作者简介：李雨檬（1992-），女，青岛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出版产业。
关键词：好书榜；消费者；出版商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053-01
打开浏览器，搜索关键词“好书榜”，亚洲好书榜、中国好书榜、新浪好书榜、当当好书榜，亚洲好书榜是新浪媒体的自营产品，定位为中国第一个面向畅销出版新书和人气原创小说的跨平台联合榜单，通过粉丝力量，引领畅销。根据不同媒体和平台，好书榜名单各不相同，图书仅用一字“好”评价，出版商以此进行营销宣传，读者根据榜单进行购买，这样的“好”，对于读者是一种负责的态度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书籍下了一个有趣的定义：“书是一种除去封面至少有49页的非期刊性质的印刷出版物。”其实，书就是叠起来的写满文字的纸张。文字和纸张，是书籍的两大要素。只有当纸取代石头、骨头、粘土和纸莎草，成为书的新载体时，书籍的历史才刚刚开始。
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时代已经远去，但古希腊和古罗马给人类留下了永恒的文明遗产，其载体仍然是书籍。书籍也为《圣经》和基督教教义的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文艺复兴时代，手抄本中华丽的装饰性字幕，成就了书籍的古典形式。
在活字印刷出现之前，书籍是高雅和富含教养的代名词，社会阶层可以通过阅读习惯来进行划分：在酒馆或全家团圆时听书的庶民、在书斋里静静阅读的有教养者和知識渊博人士。
书籍在18—19世纪的西方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阅读的狂热”成为18世界末精神世界的主流。不过，到19世纪中期，随着大众社会的兴起和新媒体的出现，书籍已被看作是“旧媒介”，而开始迅速进入“消费品时代”。
书籍是人类知识和文化的主要载体，从书籍史前史、卷轴时代、中世纪的册子本，从抄写本到铅字印刷的出现，呈现在现代读者眼前的书本是一份纪录人类文明的载体。在对其评价上，应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客观评价其文学性、创新性、认可度，因为书籍是人类自身进步的阶梯。
1559年，第一本《禁书目录》诞生。这是保罗四世统治下的罗马宗教裁判所出版的，罗列了上千种禁书。到1948年时，《禁书目录》已经修订了32次，直到1966年教会才颁布法令予以取缔。历史上的图书，统治者为巩固思想以“禁”为多，随着现代社会的解禁，系列名著和名家作者，更是不能单以“好”字论其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
在11与12世纪间，供人阅读的文字鲜少以方言写成，但许多口说的文字作品是以方言创作。这期间云游诗人造访一座又一座城堡，吟唱、朗诵着诗词、浪漫故事。这些多用韵文写成，以便背诵，他们的诗歌，常是自己的创作。
在13世纪末叶，新的读者正在兴起，律师、政府官员，以及稍后出现的富商、镇民等，且都有阅读的需求，除与本业相关的法律、政治、科学书籍，他们还需文学书、道德论著、浪漫小说与翻译书。此时的创作者不再烦恼如何将作品公之于世，因此得以专心创作或汇编他们的作品。
作家的写作，在一定物质前提的支持下，是一项私人化的智力劳动。在1985年，法国巴黎图书沙龙通过法国驻各国使馆、法兰克福图书节、瑞士法语日报《二十四小时》驻外国记者分别邀请各国著名作家就“您为什么写作”这一问题撰文，各抒己见。
德国诺贝尔文学的获得者君特·格拉斯写道，“我从事写作，因为我不能做其他事情”。在作者的世界里，写作与其他工作一样平等，在所从事的工作里，实现其自身价值。中国作家巴金先生说，“我为什么需要文学？我想用它来改变我的生活，改变我的环境，改变我的精神世界。我五十多年的文学生活可以说明：我不曾玩弄人生，不曾装饰人生，也不曾美化人生，我是在作品中生活，在作品中奋斗。”
当凝结作者劳动成果的作品流向读者时，该渠道实现了作者与读者的沟通对话。在读者阅读的过程中，内心的收益与感知等多种对该作品的复杂情感，怎是一个“好”字所能概括呢？
中国杂志和媒体上的书评，大多数书评是一些对所评之书的概述和夸奖，书评是作者或出版社编辑找人写的。书评涵盖的方面不广，所评之辞也不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参看西方出版社的书评制度，每个学术出版社出版一本学术专著后，都要寄给权威的学术期刊，由期刊主编挑选其中值得评的书，去约请与该专著研究领域相关的专家来撰写书评，同时也就把这本书送给写书评的人。这种由杂志自身来选择权威专家的做法，很好地避免了由作者本人或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把自己写的书或编的书送给书评作者。
市场上的媒体列举的榜单，并未有良好的第三方评审机构的客观文章予以支持，难免会引来炒作等质疑声。这样的榜单会带给读者以模糊的印象和影响，致使读者的阅读体验不佳，读者会对榜单产生抵触情绪，长此以往，恶性循环，部分真正客观的“好书榜”也不再具有公信力。
我国《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图书质量包括内容、编校、设计、印刷4项，分为合格、不合格两个等级。这一规定是判断一本书内容质量是否合格的依据，但不能是判断图书内容质量高低的依据。合格的图书并不能意味其内容质量高，也并不能意味其内容能得到市场和读者的认可。
政治角度和道德层面是判断一本书内容质量的基本依据，而读者的认可度及其社会影响则是判断一本书内容质量高低的准则。现阶段建立的出版产品质量评价体系，缺少读者的评价，因此使得各好书榜层出不穷，以代替读者进行发声。应当注意的是，读者不仅是图书内容的接收者，在图书的再生产过程中，应当起到巨大的反馈作用。因此，出版产品质量评价必须形成编读互动的双向交流，在双向交流中，出版企业不断调整出版产品各方面质量，更好的满足读者需求，同时提高自身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图书产品的质量在整体提升的情形下，“好书榜”才不会出现良莠不齐的怪象。
作者简介：李雨檬（1992-），女，青岛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出版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