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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中国“两弹”（原子弹、导弹）研制成功，对中国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过去这被宣传为“自力更生奏凯歌”，随着历史资料的解密，苏联援助的作用逐渐得到承认。
不过，对于“两弹”这一军事领域中最尖端、最保密的项目，历来援外很保守的苏联为什么愿意向中国提供援助呢？除了当年中苏友好的特殊关系外，关键一点，是中共抓住了赫鲁晓夫急需政治支持的重要历史机遇。
常规武器较大方，核武器难松口
国际间的关系，也是人际关系的放大。在社会上，一个乞丐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施舍，一个有潜力的创业者却容易得到大笔贷款和资助。当年中国取得的苏援能逐步升级，甚至一度达到世界罕见水平（至今国际上也没有类似的核弹援助项目），关键在于中国不断自强，并在国际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苏联对华战略需求的增长，援助水平相应得到逐步提高。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每年最多只得到苏联几万美元的资助，直至解放战争期间，苏军对解放军的支援也不过是转交日本关东军的旧枪炮。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世界格局，斯大林在1950年2月和中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才同意5年内提供3亿美元贷款。
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后，斯大林对于援华的态度才有了根本变化。苏联以出厂价五折和记账的方式，向中国提供了13亿美元的武器，并同意援建141项重点工程，后来赫鲁晓夫又追加了15项，这著名的“156项”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若不出兵抗美援朝，或入朝战绩不佳，中国就不可能得到“156项”，这证实了毛泽东力主出兵朝鲜时所预见的：“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不过，斯大林在朝鲜战争期间对华提供的武器，绝大多数是二战中用过的旧品。
1953年9月，赫鲁晓夫担任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因其国内外地位不稳，急需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有很高威望的中国支持。赫鲁晓夫1954年9月首次访华前，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力排众议，提出应提升援华等级并向中国派出1万名优秀专家。访华时，他又以谦恭的态度对待毛泽东。他回国后，苏联陆续向中国提供了米格-17战斗机、T-54A坦克、各型火炮以及AK-47自动枪、C-45半自动步枪、捷克加列夫轻机枪等现役的新式装备的技术资料和生产线，并派专家帮助中国军工部门仿制成“5”字头的各型常规武器，这在当时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赫鲁晓夫之所以在对华提供常规武器技术方面比较大方，除政治需要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相信，“火箭－核武器”将在未来战争中起决定作用，而常规武器的作用将大大降低。当时，美国对中国的最大威胁是核武器，因此，苏联的这种援助规模仍然不能满足中国安全保障的需求。
1945年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翌年，毛泽东提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不过，他实际上仍高度重视这种大规模杀伤武器。1949年末他访苏时，观看了苏联当年8月首次核试验的纪录片，回来就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当时中国是极其落后的农业国，连一辆汽车都不能制造，领导人却提出了掌握核武器的宏图。1952年周恩来组织军委研究国防建设五年计划时，便考虑了发展核武器的可能。1954年广西发现了铀矿，毛泽东感到，中国发展核事业有了起步的基础。
1954年赫鲁晓夫首次访华时，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苏联能否在制造核武器方面向中国提供帮助。据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赫鲁晓夫听后马上露出吃惊的表情，接着便以中国电力不足予以婉拒，声称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可以了。
对苏政治支持，得到“两弹”技术回报
尽管赫鲁晓夫不肯提供核弹研制方面的援助，毛泽东在1955年1月的中央会议上仍决定开始发展中国的核事业，并说：“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
当时，中国虽然工业基础落后，却有了钱学森、王淦昌、邓稼先等一批世界级的核物理和火箭专家，并开始建立自己的研制机构。钱学森1955年从美国归国后，担任了导弹研究院院长，他考察了国内情况后，认为材料困难占80%，如果能得到苏联帮助，就可以大大加快进度。
面对中国政府的援助请求，苏联以中国目前缺乏干部、最好先从培养干部开始为由，只答应1956年内接受50名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导弹技术。依此援助水平，中国的“两弹”研制难以起步，因此，1956年中国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对核项目只确定先搞预研。
1957年，一个宝贵的机遇出现了。
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后，国际上随即出现了反对苏联控制的波兰、匈牙利事件。1957年6月，苏共中央主席团（相当于政治局）内的元老又要求罢免赫鲁晓夫，还形成7：4的票数优势。赫鲁晓夫虽在朱可夫和军队的支持下，在6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打倒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多数中央主席团成员，却仍未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
当年国际共运的理念是共产党都属“一家人”，中国在“社会主义家庭”中地位居于第二，在苏共出事后如何表态，对赫鲁晓夫关系重大。当时，连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因处境困难时，也跑到中国大使馆，说希望得到“影响力不亚于斯大林的大人物”毛泽东的帮助。
195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刚结束，7月上旬赫鲁晓夫就派主席团委员米高扬飞赴中国，到杭州向毛泽东介绍了6月全会的情况，希望得到中共支持。毛泽东连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考虑到赫鲁晓夫是当时苏共领导中比较好打交道的一位，决定公开表态支持他。
鉴于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国，主管国防工业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聂荣臻提出，应利用这一机会向苏方交涉核技术和导弹等援助项目。经周恩来安排，1957年7月18日，聂荣臻向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提出了这一要求。此次苏方反应空前迅速，7月20日便回电同意。
后来解密的俄罗斯档案显示，当时，赫鲁晓夫不顾军方反对，拍板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导弹技术。
1957年9月，聂荣臻率中国代表团访苏，赫鲁晓夫在确认毛泽东同意访苏后，于10月15日与中国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对华有偿提供导弹样品和制造设备，帮助建造核工厂和试验基地，并供给最新型的米格-21战斗机和防空、反舰导弹等。
当时负责谈判的聂荣臻在中国一次内部会议上感慨说：“苏联政府这次的确很热情，很诚恳，很慷慨。”回顾历史，这确是苏联对中国最具重大战略意义的一次援助。
赫鲁晓夫的援助自然需要政治回报。
同年11月，毛泽东如约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以及61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在大会发言中支持赫鲁晓夫战胜“反党集团”，劝说各兄弟党都拥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为首地位。
会议期间，赫鲁晓夫也给毛泽东以最高礼遇。其他各国领导人都站着发言，惟独毛泽东坐着讲话。各国领导人站好后，赫鲁晓夫才陪同毛泽东最后入场，在掌声中走上主席台，而且还要让毛泽东在前面半步。毛泽东见赫鲁晓夫破除了斯大林那种“父子党”作风并慷慨答应援助，高兴地说：“有点兄弟党的味道了。”
由于赫鲁晓夫得到了想要的政治支持，1957年末，苏联开始履行协议，首先对华提供了P-2导弹，作为中国导弹事业起步的样品。翌年，又向中国提供了许多核工业设备，并派出千余名专家来华，帮助建设湖南和江西的铀矿、包头的核燃料棒工厂、酒泉的研制基地和新疆的核试验场。从此，中国正式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的新阶段。
只想让中国成为“核小国”
不过，中方人员在同苏方打交道时感到，赫鲁晓夫的对华军援保持着一些准则：提供武器比较大方；传授技术不太爽快；设计理念尽量回避。中方提出“为什么这么制造”的疑问时，有些苏联专家干脆回答：“你们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如想要新装备可以向我们提出。”
赫鲁晓夫勉强同意的“两弹”援华设想，也只想让中国的导弹、核弹成为苏联战略打击力量的一个分支。若中国完全依苏联的安排行事，在世界舞台上只能成为低于苏联一个档次的“核小国”，即具备区域打击力量而不能跨越洲际。
苏联对华提供的P-2型导弹，是1952年列装的射程600公里的地对地导弹，其国内已经试验成功射程8000公里的洲际导弹。3位苏联专家在1958年7月向钱三强等6名中国专家在小范围内口头介绍了ΡДС-3原子弹概要情况（还要求不做记录），这只是其国内1951年研制成的当量4万吨的早期原子弹，而苏军此时已有千万吨级当量的氢弹。据来华专家90年代发表的回忆录称，他们奉命只能介绍1951年以前的原子弹知识。苏联专家原本建议在甘肃敦煌附近建立核试验场，那里只能满足研制3至4万吨当量的原子弹所需，难以试验百万吨以上当量的氢弹。
1958年夏，中苏之间因“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发生争执。赫鲁晓夫又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含蓄提出批评，由此引发毛泽东的激烈反弹。对于中方炮击金门，赫鲁晓夫也大为不满。1958年8月金门炮战爆发后，国民党空军发射了几枚当时很先进的美制“响尾蛇”导弹，其中一枚坠地未爆。据赫鲁晓夫的儿子回忆，苏方几次索要，中方才转交，且提供的导弹部件不全，赫鲁晓夫开始后悔对华提供核援助。
据苏联相关人员回忆，当时，装有原子弹样品的火车已准备向中国发车，却在车站上停留了半年，原因就是赫鲁晓夫对是否履约犹豫不决。赫鲁晓夫知道背信弃义会激怒中国，就采取了拖延方式。1959年6月，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以国际核裁军谈判为由，表示“推迟两年”提供原子弹样品，两年后再视情况恢复。
随后，毛泽东领导中共，以不点名方式开始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
1960年7月，赫鲁晓夫下令撤回所有在华专家，彻底停止了“两弹”援助。
谁的功劳
苏联专家走后留下的技术难题，中国人自己很快完成攻关。
1964年6月，中国的“东风”二号导弹试验成功，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中国人完全靠自己的探索，仅用了2年零8个月，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研制出了氢弹。几年后，中国自行研制的导弹射程达到几千公里。
笔者曾多次采访过周恩来最后两任军事秘书周家鼎和王亚志，询问“苏联中止援助对我国研制原子弹影响有多大”，这两位当年亲自参与其事的老前辈都认为，只延误了试爆时间两年左右。他们感叹说，苏联中断合同撤走专家，留下一堆“半拉子”工厂，却毕竟比我们白手起家要好得多。
当年，《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签订和实施都处于保密状态，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才公开提到此事，并长期以中国的恩人自居。早在中国试验原子弹之前，赫鲁晓夫便对日本外相藤山爱一郎说，中国人完全可以进行核试验，因为我们把相关设备和技术都给了他们。来华的苏联相关专家直至晚年写回忆录时，也大都认为是他们教会中国人如何制造原子弹的。
中国领导人和科研人员却认为，尽管苏联提供过帮助，“两弹”的关键技术却是靠中国自己攻关解决。
中方全面展开“两弹”工程时，便确定了“以我为主”的原则，自行安排各项目的进程，接受苏联设备后自主科研而不是简单模仿，苏方专家只起顾问角色，即接受咨询而没有决定权。按今天的语言，中国人从一开始便掌握了自主知识产权。
对同一历史事件有不同解释，在国际上是普遍现象。例如美国便称苏联靠“原子间谍”偷得其技术才造出核武器，苏联专家却称本国原子弹完全由自己研制，没有一个零件来自美国，情报只起了借鉴作用。
如果全面地回顾史料并客观地评述，应该承认，虽然中国“两弹”事业的成功主要靠的是中国科技人员的自力更生，但苏联两年时间内的技术援助确实大大加快了其发展进程。
中国在“一穷二白”的落后基础上起步，要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确实离不开引进国外技术。军事科技尤其是尖端武器是各国最为保密的“镇国利器”，想求得他国帮助极为不易，不过由于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化，有时也会出现机会，但又往往稍纵即逝。当年中国发展“两弹”时，正是抓住了重要的历史机遇。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专业技术少将。）
不过，对于“两弹”这一军事领域中最尖端、最保密的项目，历来援外很保守的苏联为什么愿意向中国提供援助呢？除了当年中苏友好的特殊关系外，关键一点，是中共抓住了赫鲁晓夫急需政治支持的重要历史机遇。
常规武器较大方，核武器难松口
国际间的关系，也是人际关系的放大。在社会上，一个乞丐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施舍，一个有潜力的创业者却容易得到大笔贷款和资助。当年中国取得的苏援能逐步升级，甚至一度达到世界罕见水平（至今国际上也没有类似的核弹援助项目），关键在于中国不断自强，并在国际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苏联对华战略需求的增长，援助水平相应得到逐步提高。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每年最多只得到苏联几万美元的资助，直至解放战争期间，苏军对解放军的支援也不过是转交日本关东军的旧枪炮。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世界格局，斯大林在1950年2月和中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才同意5年内提供3亿美元贷款。
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后，斯大林对于援华的态度才有了根本变化。苏联以出厂价五折和记账的方式，向中国提供了13亿美元的武器，并同意援建141项重点工程，后来赫鲁晓夫又追加了15项，这著名的“156项”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若不出兵抗美援朝，或入朝战绩不佳，中国就不可能得到“156项”，这证实了毛泽东力主出兵朝鲜时所预见的：“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不过，斯大林在朝鲜战争期间对华提供的武器，绝大多数是二战中用过的旧品。
1953年9月，赫鲁晓夫担任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因其国内外地位不稳，急需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有很高威望的中国支持。赫鲁晓夫1954年9月首次访华前，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力排众议，提出应提升援华等级并向中国派出1万名优秀专家。访华时，他又以谦恭的态度对待毛泽东。他回国后，苏联陆续向中国提供了米格-17战斗机、T-54A坦克、各型火炮以及AK-47自动枪、C-45半自动步枪、捷克加列夫轻机枪等现役的新式装备的技术资料和生产线，并派专家帮助中国军工部门仿制成“5”字头的各型常规武器，这在当时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赫鲁晓夫之所以在对华提供常规武器技术方面比较大方，除政治需要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相信，“火箭－核武器”将在未来战争中起决定作用，而常规武器的作用将大大降低。当时，美国对中国的最大威胁是核武器，因此，苏联的这种援助规模仍然不能满足中国安全保障的需求。
1945年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翌年，毛泽东提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不过，他实际上仍高度重视这种大规模杀伤武器。1949年末他访苏时，观看了苏联当年8月首次核试验的纪录片，回来就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当时中国是极其落后的农业国，连一辆汽车都不能制造，领导人却提出了掌握核武器的宏图。1952年周恩来组织军委研究国防建设五年计划时，便考虑了发展核武器的可能。1954年广西发现了铀矿，毛泽东感到，中国发展核事业有了起步的基础。
1954年赫鲁晓夫首次访华时，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苏联能否在制造核武器方面向中国提供帮助。据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赫鲁晓夫听后马上露出吃惊的表情，接着便以中国电力不足予以婉拒，声称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可以了。
对苏政治支持，得到“两弹”技术回报
尽管赫鲁晓夫不肯提供核弹研制方面的援助，毛泽东在1955年1月的中央会议上仍决定开始发展中国的核事业，并说：“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
当时，中国虽然工业基础落后，却有了钱学森、王淦昌、邓稼先等一批世界级的核物理和火箭专家，并开始建立自己的研制机构。钱学森1955年从美国归国后，担任了导弹研究院院长，他考察了国内情况后，认为材料困难占80%，如果能得到苏联帮助，就可以大大加快进度。
面对中国政府的援助请求，苏联以中国目前缺乏干部、最好先从培养干部开始为由，只答应1956年内接受50名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导弹技术。依此援助水平，中国的“两弹”研制难以起步，因此，1956年中国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对核项目只确定先搞预研。
1957年，一个宝贵的机遇出现了。
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后，国际上随即出现了反对苏联控制的波兰、匈牙利事件。1957年6月，苏共中央主席团（相当于政治局）内的元老又要求罢免赫鲁晓夫，还形成7：4的票数优势。赫鲁晓夫虽在朱可夫和军队的支持下，在6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打倒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多数中央主席团成员，却仍未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
当年国际共运的理念是共产党都属“一家人”，中国在“社会主义家庭”中地位居于第二，在苏共出事后如何表态，对赫鲁晓夫关系重大。当时，连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因处境困难时，也跑到中国大使馆，说希望得到“影响力不亚于斯大林的大人物”毛泽东的帮助。
195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刚结束，7月上旬赫鲁晓夫就派主席团委员米高扬飞赴中国，到杭州向毛泽东介绍了6月全会的情况，希望得到中共支持。毛泽东连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考虑到赫鲁晓夫是当时苏共领导中比较好打交道的一位，决定公开表态支持他。
鉴于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国，主管国防工业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聂荣臻提出，应利用这一机会向苏方交涉核技术和导弹等援助项目。经周恩来安排，1957年7月18日，聂荣臻向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提出了这一要求。此次苏方反应空前迅速，7月20日便回电同意。
后来解密的俄罗斯档案显示，当时，赫鲁晓夫不顾军方反对，拍板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导弹技术。
1957年9月，聂荣臻率中国代表团访苏，赫鲁晓夫在确认毛泽东同意访苏后，于10月15日与中国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对华有偿提供导弹样品和制造设备，帮助建造核工厂和试验基地，并供给最新型的米格-21战斗机和防空、反舰导弹等。
当时负责谈判的聂荣臻在中国一次内部会议上感慨说：“苏联政府这次的确很热情，很诚恳，很慷慨。”回顾历史，这确是苏联对中国最具重大战略意义的一次援助。
赫鲁晓夫的援助自然需要政治回报。
同年11月，毛泽东如约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以及61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在大会发言中支持赫鲁晓夫战胜“反党集团”，劝说各兄弟党都拥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为首地位。
会议期间，赫鲁晓夫也给毛泽东以最高礼遇。其他各国领导人都站着发言，惟独毛泽东坐着讲话。各国领导人站好后，赫鲁晓夫才陪同毛泽东最后入场，在掌声中走上主席台，而且还要让毛泽东在前面半步。毛泽东见赫鲁晓夫破除了斯大林那种“父子党”作风并慷慨答应援助，高兴地说：“有点兄弟党的味道了。”
由于赫鲁晓夫得到了想要的政治支持，1957年末，苏联开始履行协议，首先对华提供了P-2导弹，作为中国导弹事业起步的样品。翌年，又向中国提供了许多核工业设备，并派出千余名专家来华，帮助建设湖南和江西的铀矿、包头的核燃料棒工厂、酒泉的研制基地和新疆的核试验场。从此，中国正式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的新阶段。
只想让中国成为“核小国”
不过，中方人员在同苏方打交道时感到，赫鲁晓夫的对华军援保持着一些准则：提供武器比较大方；传授技术不太爽快；设计理念尽量回避。中方提出“为什么这么制造”的疑问时，有些苏联专家干脆回答：“你们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如想要新装备可以向我们提出。”
赫鲁晓夫勉强同意的“两弹”援华设想，也只想让中国的导弹、核弹成为苏联战略打击力量的一个分支。若中国完全依苏联的安排行事，在世界舞台上只能成为低于苏联一个档次的“核小国”，即具备区域打击力量而不能跨越洲际。
苏联对华提供的P-2型导弹，是1952年列装的射程600公里的地对地导弹，其国内已经试验成功射程8000公里的洲际导弹。3位苏联专家在1958年7月向钱三强等6名中国专家在小范围内口头介绍了ΡДС-3原子弹概要情况（还要求不做记录），这只是其国内1951年研制成的当量4万吨的早期原子弹，而苏军此时已有千万吨级当量的氢弹。据来华专家90年代发表的回忆录称，他们奉命只能介绍1951年以前的原子弹知识。苏联专家原本建议在甘肃敦煌附近建立核试验场，那里只能满足研制3至4万吨当量的原子弹所需，难以试验百万吨以上当量的氢弹。
1958年夏，中苏之间因“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发生争执。赫鲁晓夫又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含蓄提出批评，由此引发毛泽东的激烈反弹。对于中方炮击金门，赫鲁晓夫也大为不满。1958年8月金门炮战爆发后，国民党空军发射了几枚当时很先进的美制“响尾蛇”导弹，其中一枚坠地未爆。据赫鲁晓夫的儿子回忆，苏方几次索要，中方才转交，且提供的导弹部件不全，赫鲁晓夫开始后悔对华提供核援助。
据苏联相关人员回忆，当时，装有原子弹样品的火车已准备向中国发车，却在车站上停留了半年，原因就是赫鲁晓夫对是否履约犹豫不决。赫鲁晓夫知道背信弃义会激怒中国，就采取了拖延方式。1959年6月，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以国际核裁军谈判为由，表示“推迟两年”提供原子弹样品，两年后再视情况恢复。
随后，毛泽东领导中共，以不点名方式开始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
1960年7月，赫鲁晓夫下令撤回所有在华专家，彻底停止了“两弹”援助。
谁的功劳
苏联专家走后留下的技术难题，中国人自己很快完成攻关。
1964年6月，中国的“东风”二号导弹试验成功，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中国人完全靠自己的探索，仅用了2年零8个月，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研制出了氢弹。几年后，中国自行研制的导弹射程达到几千公里。
笔者曾多次采访过周恩来最后两任军事秘书周家鼎和王亚志，询问“苏联中止援助对我国研制原子弹影响有多大”，这两位当年亲自参与其事的老前辈都认为，只延误了试爆时间两年左右。他们感叹说，苏联中断合同撤走专家，留下一堆“半拉子”工厂，却毕竟比我们白手起家要好得多。
当年，《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签订和实施都处于保密状态，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才公开提到此事，并长期以中国的恩人自居。早在中国试验原子弹之前，赫鲁晓夫便对日本外相藤山爱一郎说，中国人完全可以进行核试验，因为我们把相关设备和技术都给了他们。来华的苏联相关专家直至晚年写回忆录时，也大都认为是他们教会中国人如何制造原子弹的。
中国领导人和科研人员却认为，尽管苏联提供过帮助，“两弹”的关键技术却是靠中国自己攻关解决。
中方全面展开“两弹”工程时，便确定了“以我为主”的原则，自行安排各项目的进程，接受苏联设备后自主科研而不是简单模仿，苏方专家只起顾问角色，即接受咨询而没有决定权。按今天的语言，中国人从一开始便掌握了自主知识产权。
对同一历史事件有不同解释，在国际上是普遍现象。例如美国便称苏联靠“原子间谍”偷得其技术才造出核武器，苏联专家却称本国原子弹完全由自己研制，没有一个零件来自美国，情报只起了借鉴作用。
如果全面地回顾史料并客观地评述，应该承认，虽然中国“两弹”事业的成功主要靠的是中国科技人员的自力更生，但苏联两年时间内的技术援助确实大大加快了其发展进程。
中国在“一穷二白”的落后基础上起步，要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确实离不开引进国外技术。军事科技尤其是尖端武器是各国最为保密的“镇国利器”，想求得他国帮助极为不易，不过由于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化，有时也会出现机会，但又往往稍纵即逝。当年中国发展“两弹”时，正是抓住了重要的历史机遇。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专业技术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