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已经走过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行程。这场以进入和培育市场机制为主轴的经济改革，不但引发了中国经济三十年的高速增长，而且也导致整个社会体制、人们的交往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二○○二年以来，中国经济已连续多年保持了两位数的年增长速度，从而中国经济总量近几年得到迅速的扩张。自一九七八到二○○八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增长了近十倍。除了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的快速增长外，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所带给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深层次的变化是，当下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稳态的封闭经济体了，而是一个把久远的传统文化、历史传统以及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行政运作方式内嵌在（embedded in）自身之中的一个急剧转型中的开放体系。西方一位当代左派历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大转型》一书中曾指出，在一个现代社会体系中，“与经济嵌入到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见Polanyi,1944/2001，51页）。不管如何评价卡尔·波兰尼的这一著作，用他的这一判断来形容当今中国社会，似乎有些道理。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当今中国正如波兰尼所言，整个“社会的运作已经服从于市场”，从而已不再是经济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而是社会的方方面面均已经被深深地嵌入到经济体系的运作之中了。这一格局在社会表层的表现是，教育、科学、文化、宗教甚至法律、政治等等机构的运作在某种程度上都被“经济化”或“商业化”了。这一“整个社会的市场化”和诸多社会机构及其事务的“商业化”所带给当今中国社会的，经济的快速增长只是一个方面，而整个社会结构诸多方面均正在发生深层次的变革。
　　当今中国社会的这种基本格局，向中国的经济学人提出了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不同的历史要求，不仅要求中国的经济学人懂得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用这些原理去观察和判断中国经济的实际运作，而且还须懂得中国的政法传统、历史传统、文化精神、数十年中国计划经济实践所遗留下来的行政惯性运作方式，以及过去革命意识形态的遗产，并且还需要把我们中国人的独特生活方式、交往形式以及各种习俗和惯例作为自己理论思考以及观察和判断中国社会运作及其未来走向的“支援意识”（英语为“subsidiary awareness”——当代西方一位认识论哲学大师Micheal Polanyi语, 见POLANYI, 1962）。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学人才有可能对中国经济社会的现状和未来走向有一些较为清醒和确当的把握。这实际上要求真正有洞见的中国经济学家，不能只懂经济学，还要具备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一些基本知识。
　　正是在这样一个独特的社会格局中，笔者作为一名中国高校的经济学教师，一个中国三十年改革的经历者、参与者和观察者，在近几年来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思考中，阅读的文献越来越杂，关注的问题越来越发散：不仅阅读了（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之外的其他哲学、社会学科的一些文献和书籍，而且也撰写并发表了许多并非在现代意义上的“纯经济学”的论文和随笔。收入《市场、法治与民主：一个经济学家的日常思考》中的大部分文章，与其是说“经济学随笔”，不如说是“时评”和“政论”。是由于近几年写作任务的“转型”，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转变，除了前面讲的由于阅读和观察的结果之外，还有一个较为现实的原因：通过对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实际运作的观察和思考，我个人越来越觉得，在近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正在不断积聚，如政府官员腐败，社会财富以及社会收入分配不断拉大，城乡差距、东西部地区发展水平差距的拉大，环境污染，社会诚信短缺，民众的怨气和其他社会等各种不安定元素在积累，如若这些社会问题不能得到解决或缓解，将会对中国经济“长期的”和“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在近几年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尤其是在自己的“博客日记”中，我对当今中国的一些社会现象和问题提出了较为直接的分析和评论，并表达了一些直言的、善意的和建设性的意见。当然，作为一名大学教师，一介书生，我从来不奢望自己的一些建设性意见和评论能够被社会所接纳或“付诸实施”。但是，作为一个学人、一个知识分子，我觉得有必要并有责任把自己那些感觉写出来并尽可能让更多的世人明白其中的道理。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成果巨大而辉煌是无人能置否的；但是，伴随者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取得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社会问题，这也是事实。无论从理论上来讲，还是从现实中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期中不存在一定的社会问题。这里只不过是问题的严重程度、影响面以及对社会的长期发展是否“性命攸关”而已。对于当今中国社会中不断出现并持存、积累的一些社会问题，现在究竟如何看待其严重性和其需要解决的迫切性且不论，但我这些年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克服，而不能经由“走回头路”的方式来解决。
　　近几年来，我一直在研读东西方——尤其是近现代——的经济史、法制史和政制史的有关文献，并正在撰写一部有关东西方市场生成与扩展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方面的专著。随着这方面研究的推进，人类社会运行的一些基本法则在我心中渐渐地明朗起来了：在人类任何社会的任何历史时期中，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均主要有赖于市场分工和交易的深化和扩展；市场分工和交易要不断深化、成长和扩展，需要某种良序的能保障市场交易当事人财产权利的法律制度；没有现代宪政民主政制，确保市场运行的财产的法律制度就建立不起来，或者说就不可能良序运作。西方各国近代兴起的历史非常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明清时期市场经济的兴衰证明了这一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停滞也证明了这一点，甚至当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也正在不断地昭示出这一点。正是基于这一观察和信念，笔者相信，未来中国经济的动态发展，以及当今中国当下社会格局及其动态演变，正在把政制和政府体制改革渐渐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势，是任何人也无法回避和无法改变的大趋势。如果人们能够尽早地意识到这一点，在中国经济体成长的“年轻时期”（即高速成长时期）就积极稳妥且渐进性地启动中国的政制和政府体制改革，我们的社会就可能只需付出较小的“制度变迁的成本”。否则的话，如果认识不到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这一大趋势，或者说为了某种短期的“社会安定”和“近期绩效”而尽量拖后中国政制改革时间表，待到已经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不断积累且绞缠在一起从而社会矛盾已经甚为激化的时候，或者说待到中国经济成长的“成熟期”或“中老年时期”，任何“伤筋动骨”的政制改革，都须得我们的国家和整个民族付出巨大的制度变迁成本。
　　概言之，经历了差不多四十年计划经济的试验和三十年经济改革实践的当代中国，目前正在一步步走向一个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这十字路口，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毫无疑问，在人类二十一世纪初的现今世界格局中，有着数千年文明史和苦难经济演变史的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一个千载难逢的伟大复兴的历史契机。中国三十年经济社会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无疑是巨大和辉煌的，而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这三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但是，我们不能只就这过去的三十年来看三十年，或者说不能仅与中国近四十年的计划经济试验相比来评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成就。只有把中国这三十年改革的巨大成就和辉煌历程置放到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社会发展史中的市场经济周期性兴衰的历史长河里，把它还原到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以及在与其他国家现代化经验的历史比较中，方能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目前到底站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发展过程的位置上。也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在庆贺和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当下，在中华民族二十一世纪的伟大复兴这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面前，谨奉上这本粗浅文论汇编的集子，以期与关注着我们国家命运和未来发展之路的同仁、朋友和学生们一起来共同思考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和这个社会的未来发展道路。
　　（《市场、法治与民主：一个经济学家的日常思考》，韦森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北京世纪文景出版公司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