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与朋友谈论科学美学，说到三位大师，他们在诸多方面都很相像。这三个人就是梁启超、苏东坡和歌德。
　　
　　一个趣味始终的人
　　
　　在我国，有不少教育家、学者提倡情感教育、兴趣教育。梁启超(1873～1929)便是其中一位。
　　梁启超于1922年8月6日在东南大学为暑期学校学员做了一次演讲，题目是《学问之趣味》。他在各个大学演讲，不仅形象生动、情真意切、思想活跃，而且“气度雍容，言若金石，入人脑海”。这篇演讲辞很短，不足3000字。梁启超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把如何产生“学问之兴趣”，讲得明白、可信，听讲的学子们自然乐于接受他的教诲。就是今天读了梁启超这篇演讲辞，你也会愿意学着先生的样子，做一个趣味人生的实践者。
　　开门见山，梁启超就颇带几分幽默地宣布：“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原文如此——注)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0了。”接着，他表示：“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我只嫌二十四点钟不能扩充到四十八点，不够我享用。”这位博学不厌的学者，对学生们说：“我一年到头不肯歇息，问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我以为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我常常想运动别人也学我这样生活。”
　　接着，梁启超给“趣味”定了一个判据：“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他认为，能“以趣味始以趣味终”的，只有学问、艺术、游戏、工作这四项。实际上，他说的能称为“趣味”的这四件事，对应于人类的四项天性：神圣的好奇(问学)、神圣的审美(艺术)、神圣的游戏与神圣的自由创造(工作)。
　　怎样才能体验问学的趣味?梁启超提供了四条道路，即：一，无所为(“为”读去声)而为；二，问学不息；三，深入研究；四，寻找共学朋友。梁启超所言，是他几十年问学经历的人生体验，是很实际、很普遍的经验。
　　还是在1922年，梁启超在直隶教育联合会做演讲，题目是《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他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这一年，梁启超50岁(虚岁)，这是他热隋谈论“趣味主义”的一年。
　　梁启超激情飞扬、趣味广泛，具有“非凡的精神活力和自成一格的文风”，被称颂为当时“世界第一之博学家”、“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美学思想，以趣味为核心，以情感为基石。梁启超以及后来的中国美学家，提出“生活情趣化”、“人生艺术化”。在物质生活之外的文化生活的世界，“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他拼命读书、拼命问学、拼命著述，活得有趣、活得快乐。他说：“从事著述生涯，自觉其乐无量。”
　　梁启超心中的“趣味”，是“无所为而为”与“为而不有”的统一，是“兴味”与“责任”的统一。责任、趣味、无为(读去声)而为、为而不有，就是梁启超“趣味主义”的关键词。
　　“无所为而为的玩索”与“为而不有”，便是抛弃了一切功利的念头，以情(感)趣(味)为中心。因此，也就进入了科学探索和艺术人文创造的忘我境界。 大师致力科学文化、人文文化事业的精神境界，用得上古人的一句话：“大体则有，具体则无”。“无所为而为的玩索”，是“具体则无”；“有所为而为的人生”，便是“大体则有”了。“大体则有”，就是要有责任、有担承。
　　这里选梁启超的一段话，看看他是怎样一个“趣味主义”者：
　　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而有余。(《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