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季羡林的鼎鼎大名，同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同样研究印度文化的金克木，并不那么广为人知。1960年，北大开设第一届梵文巴利文班，季羡林、金克木两位先生交叉授课，风格却迥然不同：季羡林总是抱着一大堆事先夹好小条的书来，按计划讲课，绝不拖堂;金克木则是一支粉笔，口若悬河，例行拖堂。他的一大绝活是吟唱梵文颂诗。及至1984年，第二届梵文巴利文班重开，两位老先生已不再授课，学生们只能在录音带中聆听金克木的“天竺之音”。当时的学生之一钱文忠回忆：“带子一放，金先生的梵文吟唱如水银泻地般充满了整个教室，教室里一片寂静。”学生们垂头丧气，他们平日练习梵文发音，被周遭人嘲笑为夹杂着马、牛、狗叫的“噪音”，“我们一直认为梵文是世界上最难听的语言。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梵文是圣语，为什么梵文有神的地位”。
　　比较季羡林和金克木，格外有趣。上世纪80年代，两位老先生都住在未名湖畔的朗润园，右边是季宅，左边是金宅，就像他们的学术之路，紧密相连又截然不同。季羡林是现代大学教育的正途出身，金克木走的则是一条羊肠小道。他只有小学文凭，20世纪30年代到北京求学，曾在北大图书馆任职员，他就在这里自学成才，学了英语、法语、德语、世界语等多种语言，更重要的是，养成了有别于科班训练的杂食口味。上世纪40年代，金克木到印度求学3年。他的梵文是和一位婆罗门学的，“两人在大炕上盘腿坐着对话”。他住在招待香客的“法舍”里，每天太阳西下时，就与陆续到来的和尚、居士结伴奔走，大步流星。
　　此时的印度，正从殖民时代走向独立。金克木的印度学研究，远离文献，走近了活生生的人与文化。“‘西天’真是广阔天地而且非常复杂！”终其一生，金克木都在那些多变、复杂的知识中穿梭，从无序、混沌中摸清文化的底牌。
　　晚年的金克木，杂食主义的趣味更甚以往。他公开拒绝“专家”称号：“我不是专家，也许可称杂家，是摆地摊的，零卖一点杂货”。1979年，《读书》杂志创刊，金克木与张中行、费孝通、钱锺书等成为第一批“拓荒者”，由此开启了人文学界的黄金十年。在这些老先生中，金克木是最高产的作者。《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回忆，“找金克木去谈事，在门口已经握手告别了，在门槛上他还要跟你谈15分钟呢。他说你们一个月才发我一篇，我一个月至少写四五篇”。
　　
　　金克木的“雜货铺”里琳琅满目，有《十三经》《庄子》《文选》，也有张恨水、金庸、琼瑶;有弥尔顿、乔伊斯、普鲁斯特，也有围棋、天文、数学。除了这些“活蹦乱跳”、元气淋漓的杂学，他又花了数十万言来谈自己，尤其是成长时期的自己。这些文章如今收录在《漂泊者》中，各篇相互勾连，连缀出金克木孜孜以求的一生。这份坦诚自述，不是对岁月残渣的把玩、咀嚼，也不是依凭阅历和学识去炫耀伟业、抚摸伤痕、裁决历史，而是一个平凡人在时代潮汐中的自白：“这一生东打一拳，西踢一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什么也说不上会”“于是以书生始，以书生终，其命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