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参加欧语系博士开题，论文以上世纪七十年代阿尔巴尼亚译制片为题。小时候，阿电影可是大事，片段的台词、支离的画面、散碎的桥段，仍偶尔闪现记忆，却说不清曲直原委，有人专门研究当然可喜。这几年，一碰到老译制片，便买碟回来看看，终不免俗，也怀旧了。观后却兴味索然，怅然若失。以今天的标准，阿尔巴尼亚电影质量不高，手法幼稚粗糙，滥调说教，实难消受。但心里仍想寻找点什么，儿时记忆的碎片？旧梦的残影？
　　七十年代大院里放过一部阿片，名字忘了，未译制，可能属“内参”，才特别期待。好像在露天放映，“内参”气氛总神秘兮兮的，像淘孩子瞒家长干了出格的事。开演前隆重推出特邀“同传”，开头是几个全副武装的人敲开一家房门：某人在你家吗？女主人似乎说不在，眼睛却示意人在里面。这都是猜的，周围大人青筋暴起，屏气凝神等翻译，翻译吭哧吭哧没句整话。不速客又说了句什么，主人大妈说：“屋里喏。”一口南方腔立刻翻译出来：请进。接下来又语焉不详了。总在二十分钟或半小时之间，翻译蹦出一两个不相干的词，观众如坠雾里。可“屋里喏”一出现，他定言之凿凿：请进。孩子们发现规律，一听“屋里喏”，便大喊：请进！翻译索性不吭声了。演完谁也没看懂，却一致评价是惊悚佳片，要求重放，换翻译。
　　果然大礼堂不久重放，翻译仍是这位仁兄，哪容易找阿语人才？显然，他做了功课，先讲故事梗概，我年龄小不记得了，开演后却依然含糊其辞，比上次强不了多少。不过男孩“玩打仗”却添了噱头，追杀坏人对暗号总“屋里喏”，所以至今不忘。对阿片就这点破碎的印象，偶然耳际萦绕一段莫名的旋律，细想可能是某片插曲。“文革”期间，中国人八个样板戏颠来倒去看了十年，辘辘饥肠，阿片算得上是天厨仙供了，可比美国大片。答辩时，有两位阿语老专家回忆，阿电影填补了“文革”初的电影荒，缓解了中国人的审美饥饿—这部分解释了阿电影轰动中国的原因。西方电影史家也说，霍查时代的电影都是政治宣传，无艺术价值。难道阿尔巴尼亚只给我们增加了片源？宣传弦外就没遗音吗？

二

　　持平论来，中国观众迷恋阿片，不完全是没电影看。六十、七十年代之交，除样板戏外，还有“三战一队”—《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平原游击队》，然后是三个社会主义国家进口片。朝鲜的《卖花姑娘》《鲜花盛开的村庄》，哭哭啼啼，男孩喜欢“打仗的”，不看苦戏。越南电影倒是飞机大炮，可连故事都讲不圆，不如再看倒背如流的“三战一队”。阿影片水平也有限，但仍比这些片子高一些。阿语专业的陈逢华博士开题，梳理六十、七十年代中国进口的阿片：《宁死不屈》 （一九六七年）、《海岸风雷》（一九六八年）、《地下游击队》（一九六九年）、《战斗的早晨》（一九七二年）、《第八个是铜像》（一九七三年）、《广阔的地平线》（一九六八年）、《脚印》（一九七一年）、《勇敢的人们》（一九七一年）、《在平凡的岗位上》（一九七四年）等。我脑子里勾出个谱系，回家下载，发现无论叙事、影像、政治基调、题材还是表演，阿片彼此呼应，自成一派。
　　当年最火爆的《地下游击队》，共产党员彼得罗中尉打入意大利军，但渐被法西斯怀疑。为了考验，意军头目命他处决一位女游击队员。驶向郊外法场的漫长车程里，镜头快速切换脸部特写，眼神传递内心纠结：不能亲手杀害同志，但不开枪又会暴露身份，外表仍不流露一丝不安。轿车开到山花烂漫的郊野，手枪交到彼得罗手上。镜头推进，特写枪口一寸寸瞄向游击队员。观众的心提到喉咙，中尉突然潇洒转身，枪口调转向敌人，却哑火了，没装子弹。身份暴露，大义得以保全。生死呼吸之间，游击队神兵天降，大团圆的结局。镜头节奏与音效相得益彰，妙入筋骨，好莱坞式的“最后一分钟营救”吊足胃口。电影千人一面、情节教条的年代，阿尔巴尼亚人还搞点惊悚悬疑，风格算很西化了，尽兴得出人意表。
　　进口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影片，绝非娱乐考量，乃亲密友邦。中朝鲜血凝成的友谊，越南战争少不了中国援助，而中阿之间乃神交魂契，两国皆与美苏两霸抗衡。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抛出“秘密报告”清算斯大林。阿领导人恩维尔·霍查谴责他是江湖骗子，说去斯大林化是以自由民主为饵绑架苏联人民，篡谋布尔什维克政权。一九五九年，中国也放弃“一边倒”外交，开始揭批苏联修正主义。一九六○年六月布加勒斯特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中阿关系戏剧性转折。会前苏共代表散发《致中共通知书》，给中共扣上 “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大帽子。偏袒印度，说毛泽东在中印冲突上左倾冒进，赫鲁晓夫声色俱厉，形容中共“疯子”“要发动战争”“纯粹的民族主义”。东欧各国附和，朝鲜、越南沉默，一时成控诉大会，中共孤立无援。阿劳动党代表团长卡博（Hysni Kapo）站出来，要求停止恶意中伤。赫挥拳跺脚，不无讥讽地问：“卡博同志，我们没人能与中共沟通思想，能否派你去与中国人洽谈？”卡博不慌不忙地说：“恕不从命，我只接受阿劳动党的领导。” （伍修权回忆说卡博只半票支持中国）
　　布加勒斯特会议后，毛泽东派邓小平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起草委员会会议”。招待宴会上，赫鲁晓夫埋怨霍查搞人身攻击，阿劳动党对不起苏共，使得社会主义国家不团结，请中共表态。邓小平回答：“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小党，能够坚持独立自主，你应该更好地尊重人家，不应该施加压力。”中阿再被围攻，两党靠得更近，联手反击苏沙文主义以及赫鲁晓夫与北约“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争”的妥协外交。苏联报复了，一九六一年与阿断交，停止援助，撤走专家。阿遂与一些兄弟党有仇隙，一九六八年退出华约，却与中共成莫逆。弹丸小国，两面出击美苏两大阵营，侠气如云，也势孤寡助。若非中国咬牙接济，恐也无以为继。但其倔强有历史渊源，古阿尔巴尼亚先后被罗马、拜占庭、塞尔维亚、威尼斯和奥斯曼所占，近代大起义方得片刻独立，“一战”又先后沦入奥匈帝国和意、法之手。战后一九二○年再次独立，“二战”再被意大利吞并。熬到墨索里尼倒台，德国又来填补空白，抵抗运动遭反复血腥镇压。所以，民族独立是社会主义时期文艺的永恒主题，不屈不挠成了风格，电影《宁死不屈》最好地诠释了阿尔巴尼亚的民族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