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来，随着叙利亚内战的演进、土耳其的7·15未遂军事政变、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上台等重要事件的发生，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土耳其的内政外交、美国的中东政策均发生了深刻演变。当土耳其开始追求更为独立自主的外交，并不断强化自身的奥斯曼及伊斯兰属性时，它与倡导实用主义及“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发生对冲，而看似由最近的“牧师案”所引发的美土经济、外交危机实则是此前双方矛盾长期积累的爆发，也是两国国内政治变化的必然反映。但由于北约因素的存在，美土关系短期内不会走向破裂。
　　此番美土关系的恶化，既是近年来国际格局深刻演变、中东地缘政治深度调整的客观反映，也是美国及土耳其国内政局及外交政策变化的深刻结果，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几个原因。

后“伊斯兰国”时代美土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利益对冲

　　在叙利亚危机之初，美国和土耳其有着清晰的共同敌人，即巴沙尔政权。但随着叙利亚危机的演进，尤其是面对2014年起“伊斯兰国”在叙利亚与伊拉克的强势崛起，以及2016年后在“伊斯蘭国”溃退之时，叙北部库尔德武装的不断做大，美土之间的地区利益矛盾日趋深化。尤其是进入2017年，当美土的共同敌人巴沙尔政权在俄罗斯的帮助下已牢牢占据战场主动并节节胜利之时，土耳其已经意识到想要彻底推翻巴沙尔政权已经不切实际。这实际上进一步削弱了美土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合作基石。
　　
　　在“伊斯兰国”问题上，美国对于土耳其最初在“伊斯兰国”问题上的不作为立场乃至暗中支持深感不满。奥巴马政府曾多次对土耳其政府施压，甚至派出副总统拜登两度访问土耳其。但真正让美土利益发生严重对冲的却是叙北部的库尔德人问题。长期以来，土耳其一直对叙北部的库尔德武装颇为忌惮，尤其是对于叙北库尔德武装人民保卫部队，认为其与库尔德工人党存在密切联系。而2016年人民保卫部队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被视为美国及西方最值得依靠的力量时，大批的美军顾问、武器装备开始进入库尔德地区。库尔德政权的合法性也随之逐步得到国际社会认可，当“伊斯兰国”在叙北部地区逐渐溃退时，各库尔德武装在叙北部地区几乎要串连成片。此时，美土之间的地区利益严重对冲。
　　如果说在奥巴马政府执政时期美土之间的库尔德问题还处于可控范围，那么特朗普政府执政后库尔德问题又进一步发酵。2016年8月，土耳其在叙北发动了打击“伊斯兰国”与人民保卫部队的“幼发拉底盾牌”军事行动。在军事行动之初，美国还曾提供过空中火力支援，并派出特种部队与土军一同作战。时任美副总统拜登还在军事行动前专程赴土对土的军事行动表示支持。然而特朗普执政后，埃尔多安并没有得到土方所期待的美国不再或减少对库尔德武装支持的承诺，相反，特朗普政府增加了对库尔德武装的援助力度。到2018年3月，土耳其军队已在库尔德武装重镇曼比季与美军及库尔德武装形成了对峙，甚至有不少外媒认为美军与土军存在擦枪走火的可能。值得关注的是2017年末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已经不再有往年强调“美土间同盟关系”及类似的表述，这表明特朗普执政后，美国认为，美土关系已经有了质的恶化或是土耳其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在下降。

俄罗斯、以色列、伊朗等地缘政治因素的推动

　　美土关系的发展与演变离不开俄罗斯、伊朗及以色列等区域重要国家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这里面尤其重要的是俄罗斯因素。2017年起，随着美国内“通俄门”事件的不断发酵以及美国与俄罗斯在叙利亚、波罗的海等地区的博弈日趋激烈，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跌入了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在这种大背景下，俄土关系的改善对俄罗斯就显得尤为重要。俄罗斯面对北约近年来东扩的步步紧逼，很希望能在北约打开一个缺口，而如果土耳其能向俄罗斯靠拢，那么俄在中东、波罗的海、东南欧地区的压力将得当一定程度的缓解。为此，2016年7月在土耳其未遂政变刚刚发生时，普京便向埃尔多安提供了情报支持，迅速扭转了前期俄土之间由于2015年土击落俄战机事件而恶化的关系，仅2017年—2018年间（截至2018年10月），普京与埃尔多安的会面就已经多达4次。普京称俄土是“真诚的伙伴”，而埃尔多安则称普京是他“亲密的朋友”，俄土在经贸、能源、反恐等地区问题上进行了十分务实的合作。甚至俄罗斯称将提前1年至2019年向土耳其提供S-400防空导弹系统。

　　当特朗普高调宣布退出伊核协定，伊朗与土耳其的关系也在近两年回暖，2017年3月，埃尔多安和鲁哈尼的会晤之后，土伊间原本紧张的关系有所缓和，并在此后不断升温。双方在叙利亚、伊核、伊拉克库尔德人、能源、巴勒斯坦等问题上进行了有效的合作或是配合，2018年7月当特朗普将制裁的大棒同时挥向土伊之时，双方都表示了对对方的坚定支持，而这种情况在3年前的中东则是不可想象的。
　　与此同时，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在近两年严重倒退。在2017年7月的阿克萨清真寺冲突，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及随后的巴勒斯坦人的抗议冲突，2018年5月美国驻以使馆搬迁，加沙地带的新一轮冲突等系列事件中，埃尔多安均表现出了非常强硬的态度，这在往常的巴以冲突中是不多见的。埃尔多安一方面强烈谴责以色列与美国，甚至在公开场合抨击以色列是“恶魔”“恐怖主义国家”“以军在加沙的行径比当年的纳粹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方面又积极呼吁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伊斯兰国家合作组织会议”商讨在加沙部署维和部队，并在2018年5月宣布驱逐以色列驻土大使及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并召回土驻以大使。与此同时，土耳其多地爆发大规模的“反以”示威游行，土耳其民众的“反以”情绪空前高涨。

　　土耳其与俄罗斯、伊朗的靠近以及土以关系的恶化，既是美土关系恶化的必然结果，又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土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土耳其外交转型与美国中东政策的对冲

　　土美关系的恶化实际上是土耳其外交转型与美国中东政策对冲的一个必然结果。2011年的中东剧变以来，土耳其采取了较为积极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它深度介入了叙利亚危机。国际因素来看，之前多年来土耳其所追寻的“欧盟梦”的逐步破碎让土耳其提升了对中东地区事物的热情。土耳其在与欧盟、美国相处的过程中发现无论土耳其如何维护欧洲的利益，或是向欧洲靠拢，其自身核心利益始终得不到尊重，埃尔多安政府认为西方在“亚美尼亚大屠杀”“人权问题”上始终频频挑衅土耳其，而中东地区的乱局更是让土耳其觉得自己可以趁机有所作为，甚至于“重现奥斯曼帝国的荣光”。其实早在2001年，正发党外交理论的奠基人、曾先后任土耳其前外长、总理的达武特奥卢在他的代表作《战略纵深》中就曾明确表示，“奥斯曼帝国应该成为当今土耳其的政治遗产而不应该是政治负担。”不难揣测，一旦中东的地区形势发生变化，并且当土耳其融入西方的努力受到挫折之后，土耳其自身的伊斯兰属性与“新奥斯曼主义”倾向便会愈发强烈。因此，在阿拉伯之春后，埃尔多安政府实际上在国际与国内同时加速了“伊斯兰化”的进程。
　　在土耳其国内因素看，2013年的“加齐公园”抗议示威事件以及同期的“伊斯兰国”在伊拉克与叙利亚疯狂地攻城拔寨就已经充分暗示了土耳其自身的经济问题。埃尔多安政府自从2002年执政以来在经济领域一直推行新自由主义导向的自由化与私有化，与此同时国外大量资本不断涌入。这在为土耳其带来了近1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埋下了祸根，土耳其自身的工业能力、实体经济并没有实质性地发展，自身经济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实际上很脆弱。但同期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腐败、失业率上升等社会问题却日益凸显。2014年后，埃尔多安与曾经的政治盟友居伦彻底决裂，这又进一步造成了正发党内部的分裂，在2015年后的几次选举中正发党已经开始显示颓势。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埃尔多安一方面需要强化自身的伊斯兰属性去更多的稳固自己的阿纳多卢票仓;另一方面埃尔多安需要在外交上表现出强硬立场甚至是直接开展军事行动去转移公众的注意力。

　　从美国方面看，美国奥巴马政府在阿拉伯世界剧变后的最初3年内与土耳其保持了密切合作，双方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问题上进行了有效配合与沟通。在叙利亚危机初期双方联合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比如在叙利亚北部划定禁飞区、在土叙边境地区进行空中与地面的联合军事行动。甚至在土耳其2016年8月发动的“幼发拉底盾牌”军事行动之初，美军特种部队、空军还配合土军一同作战。但是当2018年1月土耳其第2次在叙利亚北部发动“橄榄枝行动”的军事行动之时，美军与土军却已经形成了实质的对峙。造成上述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库尔德人问题。在叙利亚问题上，对于当下的美国而言，最为重要的两个抓手一个是以色列，另一个则是叙北库尔德人。随着2015年后以人民保卫部队为代表的叙北库尔德武装在与“伊斯兰国”作战过程中的不断壮大，整个叙东部东北部几乎都要成为库尔德武装的控制区，并且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对库尔德武装的认可度不断提高，尽管“伊斯兰国”已几乎瓦解，但美国并没有减少对库尔德武装的援助力度，甚至2016年决定要帮助库尔德武装建造兵工厂，叙库区几乎已成为“国中之国”。而这对土耳其而言是不可接受的。这也是土耳其两次在叙北部用兵并且在历次阿斯塔纳会谈上一直强调“保持叙利亚国家完整”的重要原因。
　　库尔德人问题实际上一直是美土关系的软肋。早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结束后的几年内，土耳其社会就在反思当初土耳其不应该同意美军借道土耳其从伊拉克北部发动对萨达姆政权的打击。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土耳其东南部的库尔德人提出更多的权利诉求。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土耳其拒绝了美军再次借道土耳其的要求，其中的重要考量就是库尔德问题，这在当时也一度招致了美国的不满。

　　除此之外，在“伊核”问题上、巴以问题上，土耳其也频频与美国唱反调，这又进一步促进了美土关系的恶化。在奥巴马政府的后期，奥巴马在处理已经开始出现裂痕的美土关系时实质上采取了较为克制的态度，在土耳其的未遂军事政变发生后，奥巴马政府曾表示过愿意协助土耳其进行调查，并且如果土耳其能够提供证据美国愿意引渡居伦。在对库尔德的军售问题上、在“伊核”问题上美土双方均能保持一定程度上的默契。埃尔多安本希望在特朗普的任期上能改善美土关系，在2017年的上半年，美土出现过一些良性互动。但在2017年5月埃尔多安访美后，两国并未能在共同期待的库尔德、叙利亚等问题上达成一致，埃尔多安甚至在回国后还因为安保问题对美大使提出抗议。此后，在土耳其的人权问题、美驻以大使馆迁馆问题、土逮捕美牧师事件上双方争执不断，互不相让。目前特朗普推行的以实用主义与“美国优先”为基础的中东政策还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但可以肯定的是土耳其并不是特朗普中东政策的重点。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以极限施压的方式迫使土耳其在关键问题上对美妥协，美国政府并没有以建设性的、全球性的战略眼光去审视新时期的美土关系。但对于一贯强势的埃尔多安政府而言，特朗普政府的做法也许只会让美国和土耳其日益分道扬镳。
　　摘编自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微信公众号
　　责任编辑：张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