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今天的主题叫做“创变者年会”，我谈一下对创变、变化的看法。
我是1990年开始进入到商业世界的，所以这20多年我要不断地面对变化。同时我对变化的理解也有很大的改变。如何理解创变、变化这件事情？在我们的价值观里面，变化到底是什么？
我讲几个跟变化有关的小故事：
一切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
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我到温州去做调研。说有一个人在温州苍南县鳌江边圈了一块儿地，把这个地方叫做中国第一个农民城，自己画了一张地图到温州去招商。花5万买一块地皮，允许在这块地皮上建一间房子，然后你们家门对面的半条马路要你来修。
我去调查的时候这个项目已经忽悠了两千多人，调查完了这个人请我吃饭，我们就在龙港边上喝白酒。他知道我报道出去农民城可能就没有了，他的下场是什么也不好说。喝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讲了一句话：“吴同志你知道吗？一切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你得支持我。”我当时想你这个违法乱纪分子还跟我讲改革。
但是后来仔细想想，温州人多地少（人均只有两分地）、私营企业全国发展最快，中国最早的一批专业市场就是在温州兴起的，他圈的那块地解决了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让个体工商户有地方可以做集约化生产。
回去以后我把這个事儿认认真真地写了一遍，把他那句话也写进去了。这个事儿后来还得到了当时副总理的批示，中央派调查组去调查，最后肯定了龙港的经验，那里后来变成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城。
互联网另一半是魔鬼，抹不平山川大河
第二件事儿是关于互联网，我刚刚写完《腾讯传》，对互联网有很多新的理解。
弗里德曼写了一本书叫《世界是平的》，说这个世界的千山万水都被互联网一刀削平了。
互联网的原教旨主义是让这个世界没有信息的不平等，任何信息都可以无障碍、免费的到达全世界的任何地方。但是这个世界有哪些人、或者哪一种权利能真正把山川大河抹平呢？
我在北京采访过“去哪儿”的庄辰超，他当时跟我讲：中国的在线旅游行业有1万亿的规模，“去哪儿”到2016年底可以做到1000亿，携程可以做到2000亿，我们两家每年保持50%的增长，看看什么时候能够做到1万亿？
我说如果你们两家占到800亿，还剩下2000亿给兄弟们分口粥吃，世界会怎样呢？一定会出现三件事情：
第一，一定会有一户人家控制这个行业的定价权，他掌握了所有的信息。
第二，全中国很多的票务公司、旅行社会倒闭，造成一些人的失业。
第三，你这家公司注册在哪里？北京、上海还是深圳？你能统治80%的在线旅游市场，那么你所在的城市或是一个地方的税务局，会统治这个行业几乎所有的税收。
那时你还能说世界是平的吗？
二十多年来，互联网以革命者的名义改变了我们很多东西。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暴露出了它垄断的一面、拒绝开放的一面，以及攫取利润的一面。
这世界上有两种市场经济
2010年的时候，我写了一本书《吴敬琏传》，那个时候吴敬琏老师八十多岁。我问他你从1952年大学毕业研究中国经济到今天，你对中国改革是怎么看的？
他说：“1978年改革开放，那时候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手脚被绑住的巨人。你只要拼命把这个绳子解开，手脚能够舒展开就可以了。所以所有的变化都是对的。
到了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们这批经济学家的自信心到达了顶点。1998年中国搞了一次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造，在此以后中国的房地产行业起来了、中国的外贸行业起来了、中国的产业转型三年间完成了。2000年中国也加入WTO了。
中国从1978年到2000年，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终于把这个巨人的绳子都解开了，现在还全球化了。中国的商业法律即将跟国际全部接轨。中国的改革会自动实现。”
我最近在写企业史。现在是2017年，中国的改革自动实现了吗？为什么那么多企业家移民？移民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在2009年。
到今天，我认为中国一切以发展为硬道理、以速度为契机和荣耀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拿着“一切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理念去经商，他是会被抓起来的，而且赚不到钱。
所以，今天我对变化有了新的理解，我认为变化是有好有坏的。我写完《吴敬琏传》以后，请吴老师写一个题记，吴老师写到——“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这个词是1994年出现的，到了2010年的时候吴老师说要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市场经济：
第一种市场经济：好的市场经济。第二种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
首先，我们要摒弃坏的市场经济。原来说用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就是一次革命，后来发觉没有成功，因为有好的市场经济、有坏的市场经济，有好的互联网、有坏的互联网。所以变化是有好有坏的。
第二，我认为好的变化是不会自动发生的，咱们都是做企业的，今天要转型升级。
我们必须要试错，要有人去付出、牺牲。不管是一个企业、一个国家还是一个阶层，我们都要有好的处境来获得更多的利润，我们要改善企业的面貌，还要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所有的变化我们都要去努力争取。
所以在最后，我们要理性对待变化。
三年前我提到要把世界交给80后，80后特别高兴，但其实远远没有那么简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价值，也没有必要献媚于年轻人。
陈泽民讲到50岁创业、70岁二次创业，那90后还很牛吗？首先要先活到70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好、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毛病。所以我们面对变化要更理性。
既得利益像沙子，如今的中国“水大鱼大”
我最近在写书，2008-2017年的中国企业史。写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大的焦虑。
我是1990年开始进入到商业世界的，所以这20多年我要不断地面对变化。同时我对变化的理解也有很大的改变。如何理解创变、变化这件事情？在我们的价值观里面，变化到底是什么？
我讲几个跟变化有关的小故事：
一切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
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我到温州去做调研。说有一个人在温州苍南县鳌江边圈了一块儿地，把这个地方叫做中国第一个农民城，自己画了一张地图到温州去招商。花5万买一块地皮，允许在这块地皮上建一间房子，然后你们家门对面的半条马路要你来修。
我去调查的时候这个项目已经忽悠了两千多人，调查完了这个人请我吃饭，我们就在龙港边上喝白酒。他知道我报道出去农民城可能就没有了，他的下场是什么也不好说。喝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讲了一句话：“吴同志你知道吗？一切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你得支持我。”我当时想你这个违法乱纪分子还跟我讲改革。
但是后来仔细想想，温州人多地少（人均只有两分地）、私营企业全国发展最快，中国最早的一批专业市场就是在温州兴起的，他圈的那块地解决了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让个体工商户有地方可以做集约化生产。
回去以后我把這个事儿认认真真地写了一遍，把他那句话也写进去了。这个事儿后来还得到了当时副总理的批示，中央派调查组去调查，最后肯定了龙港的经验，那里后来变成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城。
互联网另一半是魔鬼，抹不平山川大河
第二件事儿是关于互联网，我刚刚写完《腾讯传》，对互联网有很多新的理解。
弗里德曼写了一本书叫《世界是平的》，说这个世界的千山万水都被互联网一刀削平了。
互联网的原教旨主义是让这个世界没有信息的不平等，任何信息都可以无障碍、免费的到达全世界的任何地方。但是这个世界有哪些人、或者哪一种权利能真正把山川大河抹平呢？
我在北京采访过“去哪儿”的庄辰超，他当时跟我讲：中国的在线旅游行业有1万亿的规模，“去哪儿”到2016年底可以做到1000亿，携程可以做到2000亿，我们两家每年保持50%的增长，看看什么时候能够做到1万亿？
我说如果你们两家占到800亿，还剩下2000亿给兄弟们分口粥吃，世界会怎样呢？一定会出现三件事情：
第一，一定会有一户人家控制这个行业的定价权，他掌握了所有的信息。
第二，全中国很多的票务公司、旅行社会倒闭，造成一些人的失业。
第三，你这家公司注册在哪里？北京、上海还是深圳？你能统治80%的在线旅游市场，那么你所在的城市或是一个地方的税务局，会统治这个行业几乎所有的税收。
那时你还能说世界是平的吗？
二十多年来，互联网以革命者的名义改变了我们很多东西。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暴露出了它垄断的一面、拒绝开放的一面，以及攫取利润的一面。
这世界上有两种市场经济
2010年的时候，我写了一本书《吴敬琏传》，那个时候吴敬琏老师八十多岁。我问他你从1952年大学毕业研究中国经济到今天，你对中国改革是怎么看的？
他说：“1978年改革开放，那时候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手脚被绑住的巨人。你只要拼命把这个绳子解开，手脚能够舒展开就可以了。所以所有的变化都是对的。
到了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们这批经济学家的自信心到达了顶点。1998年中国搞了一次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造，在此以后中国的房地产行业起来了、中国的外贸行业起来了、中国的产业转型三年间完成了。2000年中国也加入WTO了。
中国从1978年到2000年，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终于把这个巨人的绳子都解开了，现在还全球化了。中国的商业法律即将跟国际全部接轨。中国的改革会自动实现。”
我最近在写企业史。现在是2017年，中国的改革自动实现了吗？为什么那么多企业家移民？移民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在2009年。
到今天，我认为中国一切以发展为硬道理、以速度为契机和荣耀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拿着“一切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理念去经商，他是会被抓起来的，而且赚不到钱。
所以，今天我对变化有了新的理解，我认为变化是有好有坏的。我写完《吴敬琏传》以后，请吴老师写一个题记，吴老师写到——“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这个词是1994年出现的，到了2010年的时候吴老师说要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市场经济：
第一种市场经济：好的市场经济。第二种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
首先，我们要摒弃坏的市场经济。原来说用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就是一次革命，后来发觉没有成功，因为有好的市场经济、有坏的市场经济，有好的互联网、有坏的互联网。所以变化是有好有坏的。
第二，我认为好的变化是不会自动发生的，咱们都是做企业的，今天要转型升级。
我们必须要试错，要有人去付出、牺牲。不管是一个企业、一个国家还是一个阶层，我们都要有好的处境来获得更多的利润，我们要改善企业的面貌，还要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所有的变化我们都要去努力争取。
所以在最后，我们要理性对待变化。
三年前我提到要把世界交给80后，80后特别高兴，但其实远远没有那么简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价值，也没有必要献媚于年轻人。
陈泽民讲到50岁创业、70岁二次创业，那90后还很牛吗？首先要先活到70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好、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毛病。所以我们面对变化要更理性。
既得利益像沙子，如今的中国“水大鱼大”
我最近在写书，2008-2017年的中国企业史。写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大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