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一早，打开手机即收到廖为建教授之子廖达宁用廖兄的手机发来的短信，告知廖兄已于当日凌晨1点30分辞别人世，驾鹤仙去。得此噩耗，如晴天霹雳，我脑子一片空白，一时悲无以为言。当日上班途中，我即给好友谢景芬、胡百精等和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的同事打电话、发短信，通报情况，安排发唁电并嘱了解其后事安排。随后五一节几天与公关界几位朋友出行在外，一路之间言谈话语多念及廖教授英年早逝，唏嘘不已。也许是过度焦虑，我自己也于5月2日急病住进医院，且动了手术挨了一刀，七天后我刀口尚未拆线，即受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赵大力之托飞往广州（同机前往的还有新势整合的陈俐、蓝色光标的陈阳等公关公司领导），于10日出席廖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并代表协会在仪式上致悼词，告慰廖兄在天之灵。
　　一
　　我初识廖为建教授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1983年我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因筹建国际新闻系，去上海复旦大学师从陈韵昭教授进修传播学，在那里我首次接触到了公共关系这门学科。进修结束回到北京后不久，我即随与我校国际新闻系的几位老师和图书馆的领导前往广州中山大学求教拜访王乐夫、廖为建几位老师。我记得廖兄当时在广州老城区的家中热情接待了我们，并给予我们诸多指导。后来，我校图书馆的吴汝华老师（曾任图书馆馆长，已去世）按廖老师提供的线索，收集齐了当时国内各大图书馆所藏英文版的公共关系著作，提供给我们学习研究，这也促成了我与居易先生合编的《公共关系译文集》于1987年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公共关系的翻译文集。
　　1986年，廖教授在中山大学创办了国内最早的公共关系专科专业，1994年他又成功将其升格为教育部认可的国内第一个公共关系本科专业，后来又开设了国内最早的公共关系硕士课程。他长期主持中山大学公共关系专业的学科建设和教育管理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专业教育经验。不夸张地说，此后国内各大学昕办公共关系专业无不受其影响，很多公关教师曾得其点拨辅导。为此，协会悼词中称廖为建教授是“中国公共关系教育的开拓者、旗手”，是“我国最早介绍和导入现代公共关系学科的先驱之一，是我国公共关系教育的主要奠基者，是我国公共关系事业第一代的燃灯者和传灯者之一”。
　　廖教授是一位杰出的公关教育家。他曾不止一次对我说过，不管社会上公关之冷热，这一辈子我们就搞公共关系了（指教学和研究）。他说到做到了。2011年3月3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胡百精副教授主持的“口述中国公关史”课题组采访廖教授，其中开篇廖兄就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谈中山大学的公关教育，可见其对公关教育情结之深（这一珍贵的录音资料，我已受胡老师之托，转赠给了廖兄的家属和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近30年来，廖教授始终如一、心无旁骛地坚守在公关教育一线，他的教材《公共关系学简明教程》20余年来数易其稿，一版再版，发行量过百万，曾获第三届“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中青年奖，国内几十所大学将其作为本科生公共关系学课程的基本教材，影响巨大。他主持的公共关系学课程于2006年成为国家精品课程。廖为建教授挑李满天下，门中人才辈出。自2006年起，他每年保送一名优秀的本科毕业生来我校就读我的研究生，这几位学生社会活动和科研文字能力均十分出色，体现了中山大学人才培养的风格，后来她们都成为我得力的科研助手，参与了我很多科研项目。
　　正如国际著名公关学者、美国马里兰大学荣退教授格鲁尼格夫妇在廖为建教授去世后发来的唁电所言，廖教授的著作（教材）为我们“留下了一笔永恒的财富”，而其最好的作品就是他的学生和受他影响的中国公关事业的后继者们。为此，廖教授曾于2006年荣获中国公共关系教育二十年成就“十大杰出人士”称号。
　　二
　　廖教授也是中国公关界少有的思想家之一。他几乎在中国公共关系发展的每个重要节点，均有代表性的思想观点，如早年的公共关系传播管理说、互联网对公共关系的影响，到后来的政府公共关系的公共性视野、公共危机风险管理与社会建设善治等。在我的记忆中，中国公共关系学术舞台上始终有着廖兄的身影，如历届公共关系理论研讨会、公共关系职业审定会、海峡两岸公共关系理论暨实务研讨会、历届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大会等，廖兄在这些重要学术活动场合都是演讲嘉宾，且多有精彩观点发表。
　　1991年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成立伊始，廖教授就积极参与其中，长期担任协会常务理事，后来他又作为发起者，参与筹建协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并担任委员会第一、二、三届副主任委员，直至他去世。廖兄自1993年以来多次出任协会组织的中国最佳公关案例大赛终审评委，对大赛成为中国公关行业的品牌活动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还大力支持协会主办的中国大学生公关策划大赛，在他亲自指导下，中山大学成功承办了_2010第三届中国大学生公关策划大赛，中山大学的学生团队也在他和同事们的带领下，于历届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廖为建教授还曾参与协会组织的一些政府咨询活动，如10年前的非典危机应对和后来的广州亚运危机预案，他的咨询意见体现了多年的经验积累、深厚的学术造诣和名士的智慧风范，有相当高的学术和实用价值。为此，2011年，廖教授在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成立20年之际，荣获协会颁发的“杰出贡献奖”；今年4月13日又再度获得协会学术工作委员会首度颁发的“杰出贡献奖”（当时他实际已病重无法到会，此奖由他的同事、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宁副教授代领）。
　　现代公共关系是舶来品，廖教授是最早接触海外公共关系的学者之一，他倡导的公共关系传播管理说，是当年最早与国际接轨的观点。因长期参与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的学术交流工作，廖为建教授也有众多机会接触国际一流的公关学者，这中间有布莱克（英国学者、国际公关协会前主席）、格鲁尼格、布鲁姆（美国学者、《有效公共关系》作者之一）、勒宾格（美国学者、著名危机管理专家）等。1996年10月，美国著名公关学者詹姆斯·格鲁尼格教授作为特邀演讲人来北京参加首届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大会。会议期间，我和廖教授利用几天早餐会的时间与格鲁尼格教授就公共关系的一些基本问题交换意见，并约定此后通过电子函件的形式继续讨论。之后的近三年时间里3人陆续通过电子函件交流，2000年由我将3人网上国际对话的主要内容整理成上下篇《关于公共关系学若干基本问题的国际对话》，正式发表。在这篇对话中，廖教授结合中国国情和公关实践，提出了“中国卓越公共关系15项标准”，其中关于“社会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兼容和创新’等内容，得到格鲁尼格教授的高度赞赏。今天回顾起来也许可将其评价为得到国际认可的中国公关本土化最早的学术贡献之一。这篇对话也成了我们这一代公关人的绝唱之作，也是迄今为止被引用最多的文章之一。
　　公共关系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社会学科，它要求其研究者学术精深，而且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唁电中称廖教授“学术精深、术业融通、成就卓著”，评价甚是到位。廖教授在中国公关界是能够把学术思想很好地融于业务实践的少数优秀学者之一。他曾担任多家公关公司和政府企业的顾问和咨询专家（其中包括中国第一代本土唯一的公关公司——中国环球公共关系公司和广东省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专家组），主持或参与过诸多公关课题和项目，如《香港政府行政咨询系统》、《广州国际化大都市形象战略研究》、《广东核电合营公司理念与行为识别系统》等，我还请他参与过我主持的多个公关项目，如北京经济技术开放区的形象建设项目，合作十分愉快。我想正是这些丰富的社会实践，才让他的学术思想得以成熟并升华。
　　廖为建教授是一位儒雅、谦逊、敦厚、包容、高尚的君子，他的离去使中国公关界失去了一员大将，是中国公共关系事业的重大损失。怀念廖兄，如今任何言语都已显得苍白无力，有限的追忆更多的是为给中国公关界留下一些集体记忆。今年元宵节前一日（2月23日），廖兄因言语不便，给我发来“长”短信，谈到我们之间20多年的情谊，并以自己为例劝我保重身体，称他“确实到了工作上做减法、生活上做加法的时候了”，没想到这是他给我的最后一条短信。后来因4月13日召开的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学术工作委员会换届年会，我又与廖兄有过两次短暂的通话，征求他对换届人选意见，他一再表示，尊重各位主任委员意见，并建议多选拔年轻人，让他们多锻炼，多挑重担，没想到这也成了他给我的最后交代（协会第四届学术工作委员会增补胡百精、张宁老师为副主任委员也曾得到他生前高度认可）。
　　最后，我想转述格鲁尼格夫妇在他们发来的唁电中的几句话：“今天我们微笑着是因为他活着；我们睁开双眼看到的是他对公关教育和实践的贡献；我们乐观面向未来是因为他的精神通过他的学生和同事们永存。”正如协会悼词所言：廖为建教授的学术精神、君子人格和家国情怀将永远激励我们后人在中国公关道路上义不容辞、义无返顾、继续前行！愿廖兄英灵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