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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北京市朝阳区劲松街道的郭女士已经习惯在家里放两个垃圾桶，一个放果皮菜叶等厨余垃圾，一个放其他干垃圾。
她知道厨余垃圾可以沤肥，分类有利于小区环境，“国家鼓励咱们做”。她不知道的是，简单的干湿分离步骤，可使垃圾焚烧设施发电量增加，分类利用率提高，甚至每年可能节约上千萬元垃圾处理费。
2016年底，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提出，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关系13亿多人生活环境改善，关系垃圾能不能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努力提高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
201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下称《方案》），提出到2020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在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
另据11月30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召开的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消息，目前全国12个城市已有垃圾分类地方法规或政府规章，24个城市已出台垃圾分类工作方案。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评论说：“垃圾分类原来只是在部门层面上推，就是孤军奋战。现在是在国家层面上推，垃圾分类工作已体现出联动性，一些地方一把手亲自抓，群众主动行动，这在以前是没有的。”
鼓励、强制双管齐下
鉴于垃圾分类的重要性，早在17年前，我国就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率先启动“城市垃圾分类”试点。如今，这一探索仍在路上。
这不是靠摆放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能完成的简单工作。垃圾的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是系统工程，各环节须配套衔接，一环断，满盘乱，而关键在一头一尾。“现在主要问题是垃圾源头分类投放准确率低制约了分类处理设施的运行效果；处理设施不完善和低效率又影响了居民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刘建国说。
在从事了30多年垃圾处理工作的北京市人大代表王维平看来，垃圾分类可分为四个流程：第一是大类粗分，如建筑垃圾、园林垃圾、医疗垃圾等要分开。第二是可回收资源的回收。第三是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第四是机械分选。经过多年探索，一二四类已逐渐成熟，最难推进的仍属生活垃圾分类，这使生活垃圾干湿分离成为前端分类工作的重点。
“1.4公斤，记2.8分。”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中社区的“绿馨小屋”前，垃圾分类指导员周丽萍一手为垃圾称重，一手接过居民李女士的智能卡，在POS机上一刷，积分转到了卡里。在这个小区，居民只要将厨余垃圾或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就能积分，兑换卷纸、洗手液等。
李女士说，她所住的楼前原来就是一个垃圾投放点。“什么都往这里扔，夏天一开窗就有味儿。现在厨余垃圾集中起来，清理很及时，没什么味儿了。”
“参与分类的居民大都能把干湿垃圾分开，有奖励积极性特别高。”周丽萍说，小区参与分类登记的家庭已达80%。
事实上，引导和激励机制正成为各地提高居民垃圾分类积极性和参与度的主要方式，比如浙江金华对分得好的家庭进行奖励，而上海推行的“绿色账户”激励机制已覆盖服务200万户居民。
效果在统计数字上得到回应：以北京为例，2017年1-8月，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厨余垃圾日均分出量为495吨，较2016年增长了7.7%。
但在业内人士看来，前端垃圾分类要落到实处，光有奖励还远远不够。刘建国认为，垃圾分类是社会治理工程，需要有章可循，刚性措施必不可少。
前述《方案》提出，2020年底前将在46个城市先行试点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已实施；北京、上海等地也出台规定，企事业单位、餐饮企业等要强制开展垃圾分类，探索垃圾不分类、不收集机制。
北京市通州区小堡村徐宋路上的“人民公社大食堂”是垃圾强制分类试点之一。该店陆经理告诉记者，“餐厨垃圾里的筷子、纸巾都要挑走，不然不给运”，但他“不觉得麻烦，垃圾分类是好事”。
虽然目前垃圾分类强制对象主要还是试点城市的事业单位及一些公共场所，但受访专家认为，引入强制分类概念是一个好的开始，现阶段可以将强制手段与激励措施结合，但未来，激励需要向强制过渡。
“强制先从单位做起，之后可慢慢过渡到小区，在适当引导的前提下，垃圾不分类可以考虑记入不良记录。”王维平说。
收运、处理规范发展
刘建国说，之前推行垃圾分类收效甚微。“先分后混”饱受诟病，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尚未建成现代化的垃圾处理设施。“只有具备这样的设施，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垃圾分类成效。现在不一样了，多样化、现代化的处理设施已逐步建立起来。”
挂靠、启动、上提——在北京环卫集团固废物流公司清运二中心餐厨班副班长崔新的操作下，一桶混合着菜叶、剩饭的居民餐厨垃圾被倒进全封闭的餐厨垃圾车厢内。“直接从小区收餐厨垃圾，就不会跟其他垃圾混一起了。”他说。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固体废弃物管理处处长冯向鹏向记者介绍，小区垃圾往往先由物业运到垃圾楼，再由正规收运公司运走，混装混运很多发生在小区到垃圾楼的过程中。为避免这种情况，北京推进专业化作业单位向社区延伸，替代“低、小、散”的非正规收运队伍。2017年增设的1000余辆湿垃圾专用运输车已开始运行。
崔新开的就是集团2016年配置的纯电动餐厨垃圾运输车。它每天会跟着崔新“巡逻”四五个小区，随后载着“战利品”出现在北京大兴区的南宫垃圾菌肥厂。经过高温、时间和菌的助力，这些餐厨垃圾将会化身土壤改良剂和有机肥返还自然。
在南宫垃圾菌肥厂几百米外，是2017年刚刚建成投产的北京南部第一座生活垃圾焚烧厂——南宫生活垃圾焚烧厂。这也是北京第五座生活垃圾焚烧厂，每天能“吃掉”1200吨分类筛下的生活垃圾。在一个深28米、能容纳1万吨垃圾的垃圾储仓里，两个巨大的抓斗起降张合，不断将垃圾投入2个温度在850℃以上的焚烧炉中。几个小时后，这些垃圾将化为原体积1/5的炉渣，随后被运往20公里外的安定垃圾填埋场。在那里，它们会被制成填埋作业道路所需的材料，实现再利用。而每天燃烧垃圾所产生的能量将转化为40万度以上电能，并入电网，照亮北京的夜。
在这些后端处理设施中，前端垃圾分类效果会得到最充分的体现。负责该焚烧厂的北京环卫集团南宫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满昌告诉记者，“生活垃圾经过转运站等分选后，垃圾热值提升20%以上，大大提升了垃圾焚烧的发电量，随着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一方面垃圾焚烧厂在环保排放控制方面的压力会降低，另一方面再生能源转换率会进一步提升。”
通过垃圾分类实现减量化的另一个关键是再生资源回收。过去这往往由拾荒大军承担，但在近年再生资源价格下跌的情况下，生活垃圾网与废旧物资网的融合已势在必行。生态岛、回收APP纷纷涌现，规范化再生资源利用设施建设迅速推进。
自2015年起，隶属北京环卫集团的北京城市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陆续建成投产了一批废旧橡胶、塑料、纺织品、纸张的回收再利用处理厂和工业园区。“小散企业做回收利用，有污染大、社会责任缺失等问题。由专业公司规模化经营，工艺技术先进，环保指标也按国家标准执行。”公司总经理沈凤武介绍，“现在再生资源市场很好，产品不愁销售。”
持续是关键
对于垃圾分类这项已经推进了十几年的工作而言，政策行之有效已不足为奇，“有效”能否持续，才是关键。
“前几年分类的人还比较多，后来就越来越少了。”北京某小区的垃圾分拣员周师傅无奈地告诉记者。
每天早上7点到9点，周师傅和同事都要到小区站点将厨余垃圾单独挑出。但因为未分类的太多，能分出的量非常有限。在记者观察的一个小时中，前来扔垃圾的居民没有一人分类。而站点宣传牌上显示，该小区是垃圾分类试点小区。
就在旁边，一台可以刷卡的智慧厨余垃圾桶已无人问津。“没人管，就摆这里。”周师傅说。多位居民表示不知道有这台机器。“社区对垃圾分类宣传很少，我们也想分，可不知道怎么做。”一位居民说。
这并非个案。2017年11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下称“报告”）指出，生活垃圾分类探索了多年，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公众参与分类意识薄弱，一些居民区垃圾分类设施形同虚设，基本上还是“混合倾倒、混合清运、混合堆放、混合处理”。
“分类好的小区基本上靠积分或分拣员二次分类，治标不治本。”刘建国说，前端垃圾分类的落实，宣传、指导和监督缺一不可，但目前宣传不充分、监督指导成本过高，没有形成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
垃圾分类收运网络不健全也在“拖后腿”，让“先分后混”难以杜绝。从事前端垃圾分类的北京城市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朝辉对此有切身体会，“一个街道里经常不同公司管不同环节，标准、衔接不统一。我只敢保证我负责这一段的分类效果，不能保证下一环节。”他对此很无奈，“应该将垃圾分类全过程形成统一链条，同时链条的每个环节要规范化管理。”
后端處理设施问题也不容忽视，“不平衡不充分”情况突出。“报告”指出，相比城市，农村环保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全国只有43%的村庄实现了生活垃圾集中收运，一些地方还出现城市垃圾“上山下乡”，使农村成为垃圾集聚地。
“全国2900多个人口在10万以上的中心镇没有垃圾处理厂，更别说分类了。大城市投资火热，某些类型的处理设施超量建设，整体结构多样化却不足。”王维平说。
多位专家指出，根本而言，法规体系不健全是垃圾分类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比如法治强制刚性不足，现行法规体系限制了垃圾的跨区域协同处理等。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建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加快立法进程将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但对于垃圾分类会不会再次成为“摆样子”的疑问，刘建国持乐观态度，他的理由是：垃圾分类已上升到国家层面，法治化水平在逐步提高，后端分类处理设施已有一定基础。“只要政府、居民、垃圾处理企业各负其责，坚持不懈，求真务实，垃圾分类无疑会加快推进步伐。”
她知道厨余垃圾可以沤肥，分类有利于小区环境，“国家鼓励咱们做”。她不知道的是，简单的干湿分离步骤，可使垃圾焚烧设施发电量增加，分类利用率提高，甚至每年可能节约上千萬元垃圾处理费。
2016年底，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提出，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关系13亿多人生活环境改善，关系垃圾能不能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努力提高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
201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下称《方案》），提出到2020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在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
另据11月30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召开的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消息，目前全国12个城市已有垃圾分类地方法规或政府规章，24个城市已出台垃圾分类工作方案。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评论说：“垃圾分类原来只是在部门层面上推，就是孤军奋战。现在是在国家层面上推，垃圾分类工作已体现出联动性，一些地方一把手亲自抓，群众主动行动，这在以前是没有的。”
鼓励、强制双管齐下
鉴于垃圾分类的重要性，早在17年前，我国就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率先启动“城市垃圾分类”试点。如今，这一探索仍在路上。
这不是靠摆放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能完成的简单工作。垃圾的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是系统工程，各环节须配套衔接，一环断，满盘乱，而关键在一头一尾。“现在主要问题是垃圾源头分类投放准确率低制约了分类处理设施的运行效果；处理设施不完善和低效率又影响了居民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刘建国说。
在从事了30多年垃圾处理工作的北京市人大代表王维平看来，垃圾分类可分为四个流程：第一是大类粗分，如建筑垃圾、园林垃圾、医疗垃圾等要分开。第二是可回收资源的回收。第三是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第四是机械分选。经过多年探索，一二四类已逐渐成熟，最难推进的仍属生活垃圾分类，这使生活垃圾干湿分离成为前端分类工作的重点。
“1.4公斤，记2.8分。”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中社区的“绿馨小屋”前，垃圾分类指导员周丽萍一手为垃圾称重，一手接过居民李女士的智能卡，在POS机上一刷，积分转到了卡里。在这个小区，居民只要将厨余垃圾或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就能积分，兑换卷纸、洗手液等。
李女士说，她所住的楼前原来就是一个垃圾投放点。“什么都往这里扔，夏天一开窗就有味儿。现在厨余垃圾集中起来，清理很及时，没什么味儿了。”
“参与分类的居民大都能把干湿垃圾分开，有奖励积极性特别高。”周丽萍说，小区参与分类登记的家庭已达80%。
事实上，引导和激励机制正成为各地提高居民垃圾分类积极性和参与度的主要方式，比如浙江金华对分得好的家庭进行奖励，而上海推行的“绿色账户”激励机制已覆盖服务200万户居民。
效果在统计数字上得到回应：以北京为例，2017年1-8月，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厨余垃圾日均分出量为495吨，较2016年增长了7.7%。
但在业内人士看来，前端垃圾分类要落到实处，光有奖励还远远不够。刘建国认为，垃圾分类是社会治理工程，需要有章可循，刚性措施必不可少。
前述《方案》提出，2020年底前将在46个城市先行试点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已实施；北京、上海等地也出台规定，企事业单位、餐饮企业等要强制开展垃圾分类，探索垃圾不分类、不收集机制。
北京市通州区小堡村徐宋路上的“人民公社大食堂”是垃圾强制分类试点之一。该店陆经理告诉记者，“餐厨垃圾里的筷子、纸巾都要挑走，不然不给运”，但他“不觉得麻烦，垃圾分类是好事”。
虽然目前垃圾分类强制对象主要还是试点城市的事业单位及一些公共场所，但受访专家认为，引入强制分类概念是一个好的开始，现阶段可以将强制手段与激励措施结合，但未来，激励需要向强制过渡。
“强制先从单位做起，之后可慢慢过渡到小区，在适当引导的前提下，垃圾不分类可以考虑记入不良记录。”王维平说。
收运、处理规范发展
刘建国说，之前推行垃圾分类收效甚微。“先分后混”饱受诟病，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尚未建成现代化的垃圾处理设施。“只有具备这样的设施，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垃圾分类成效。现在不一样了，多样化、现代化的处理设施已逐步建立起来。”
挂靠、启动、上提——在北京环卫集团固废物流公司清运二中心餐厨班副班长崔新的操作下，一桶混合着菜叶、剩饭的居民餐厨垃圾被倒进全封闭的餐厨垃圾车厢内。“直接从小区收餐厨垃圾，就不会跟其他垃圾混一起了。”他说。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固体废弃物管理处处长冯向鹏向记者介绍，小区垃圾往往先由物业运到垃圾楼，再由正规收运公司运走，混装混运很多发生在小区到垃圾楼的过程中。为避免这种情况，北京推进专业化作业单位向社区延伸，替代“低、小、散”的非正规收运队伍。2017年增设的1000余辆湿垃圾专用运输车已开始运行。
崔新开的就是集团2016年配置的纯电动餐厨垃圾运输车。它每天会跟着崔新“巡逻”四五个小区，随后载着“战利品”出现在北京大兴区的南宫垃圾菌肥厂。经过高温、时间和菌的助力，这些餐厨垃圾将会化身土壤改良剂和有机肥返还自然。
在南宫垃圾菌肥厂几百米外，是2017年刚刚建成投产的北京南部第一座生活垃圾焚烧厂——南宫生活垃圾焚烧厂。这也是北京第五座生活垃圾焚烧厂，每天能“吃掉”1200吨分类筛下的生活垃圾。在一个深28米、能容纳1万吨垃圾的垃圾储仓里，两个巨大的抓斗起降张合，不断将垃圾投入2个温度在850℃以上的焚烧炉中。几个小时后，这些垃圾将化为原体积1/5的炉渣，随后被运往20公里外的安定垃圾填埋场。在那里，它们会被制成填埋作业道路所需的材料，实现再利用。而每天燃烧垃圾所产生的能量将转化为40万度以上电能，并入电网，照亮北京的夜。
在这些后端处理设施中，前端垃圾分类效果会得到最充分的体现。负责该焚烧厂的北京环卫集团南宫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满昌告诉记者，“生活垃圾经过转运站等分选后，垃圾热值提升20%以上，大大提升了垃圾焚烧的发电量，随着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一方面垃圾焚烧厂在环保排放控制方面的压力会降低，另一方面再生能源转换率会进一步提升。”
通过垃圾分类实现减量化的另一个关键是再生资源回收。过去这往往由拾荒大军承担，但在近年再生资源价格下跌的情况下，生活垃圾网与废旧物资网的融合已势在必行。生态岛、回收APP纷纷涌现，规范化再生资源利用设施建设迅速推进。
自2015年起，隶属北京环卫集团的北京城市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陆续建成投产了一批废旧橡胶、塑料、纺织品、纸张的回收再利用处理厂和工业园区。“小散企业做回收利用，有污染大、社会责任缺失等问题。由专业公司规模化经营，工艺技术先进，环保指标也按国家标准执行。”公司总经理沈凤武介绍，“现在再生资源市场很好，产品不愁销售。”
持续是关键
对于垃圾分类这项已经推进了十几年的工作而言，政策行之有效已不足为奇，“有效”能否持续，才是关键。
“前几年分类的人还比较多，后来就越来越少了。”北京某小区的垃圾分拣员周师傅无奈地告诉记者。
每天早上7点到9点，周师傅和同事都要到小区站点将厨余垃圾单独挑出。但因为未分类的太多，能分出的量非常有限。在记者观察的一个小时中，前来扔垃圾的居民没有一人分类。而站点宣传牌上显示，该小区是垃圾分类试点小区。
就在旁边，一台可以刷卡的智慧厨余垃圾桶已无人问津。“没人管，就摆这里。”周师傅说。多位居民表示不知道有这台机器。“社区对垃圾分类宣传很少，我们也想分，可不知道怎么做。”一位居民说。
这并非个案。2017年11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下称“报告”）指出，生活垃圾分类探索了多年，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公众参与分类意识薄弱，一些居民区垃圾分类设施形同虚设，基本上还是“混合倾倒、混合清运、混合堆放、混合处理”。
“分类好的小区基本上靠积分或分拣员二次分类，治标不治本。”刘建国说，前端垃圾分类的落实，宣传、指导和监督缺一不可，但目前宣传不充分、监督指导成本过高，没有形成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
垃圾分类收运网络不健全也在“拖后腿”，让“先分后混”难以杜绝。从事前端垃圾分类的北京城市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朝辉对此有切身体会，“一个街道里经常不同公司管不同环节，标准、衔接不统一。我只敢保证我负责这一段的分类效果，不能保证下一环节。”他对此很无奈，“应该将垃圾分类全过程形成统一链条，同时链条的每个环节要规范化管理。”
后端處理设施问题也不容忽视，“不平衡不充分”情况突出。“报告”指出，相比城市，农村环保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全国只有43%的村庄实现了生活垃圾集中收运，一些地方还出现城市垃圾“上山下乡”，使农村成为垃圾集聚地。
“全国2900多个人口在10万以上的中心镇没有垃圾处理厂，更别说分类了。大城市投资火热，某些类型的处理设施超量建设，整体结构多样化却不足。”王维平说。
多位专家指出，根本而言，法规体系不健全是垃圾分类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比如法治强制刚性不足，现行法规体系限制了垃圾的跨区域协同处理等。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建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加快立法进程将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但对于垃圾分类会不会再次成为“摆样子”的疑问，刘建国持乐观态度，他的理由是：垃圾分类已上升到国家层面，法治化水平在逐步提高，后端分类处理设施已有一定基础。“只要政府、居民、垃圾处理企业各负其责，坚持不懈，求真务实，垃圾分类无疑会加快推进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