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纪兰是我国唯一一位连任10后、任期达半个多世纪的全国人大代表。从1954年当选开始，老人家经历了反右、“文革”、改革开放的风风雨雨，一个至今识字不多的农村妇女，没有犯过一次政治错误，这源于她的本色和善良。
　　在山西，申纪兰是一个著名的品牌，从房地产到餐饮都有以她的名字命名的企业，在机场候机厅里随手拿起一本读物，上面就有她的照片。
　　但所有这些降临到一个农村妇女头上，有着历史的很大偶然性。1947年，18岁的申纪兰嫁到西沟村，太行山脉的一个峡谷里，境内7条大沟、232条小沟、332座山头。山是石头山，沟是乱石沟，人称“金本水火土五行俱缺”。
　　但早在1943年，西沟村共产党员李顺达响应毛泽东“组织起来”的号召，带领6户农民办起了“李顺达互助组”，在党的领导下和当地有100多亩土地的地主斗争。申纪兰一嫁到西沟，就申请加入了这个互助组，后来，他们又共同创办了著名的“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在共和国建立以后这里一直被当作集体化的典型来树立，西沟也是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国家唯一在全国地图上被标明出来的行政村。
　　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为《勤俭办社，建设山区》一文加的按语中写道：“这里说的是李顺达领导的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这个合作社办了3年，变成了一个包括383户的大社。这个社所在的地方是那样一个太行山上的穷地方，由于大家的努力，3年工夫，已经开始改变面貌。”
　　在那个产生模范也需要模范的年代，申纪兰无疑是幸运的，她是军属，丈夫平时不在家，有奶奶和婆婆在家里帮她料理家务、带孩子，所以她可以在外面和男人一样劳动，她又很能吃苦，长着像男人一样有力的大手大脚，结果就被当时的社长李顺德当成好苗子培养。村里的妇女告诉笔者，在她之前也曾有一个妇女被李顺德重点培养过，不过生了孩子以后，在家里忙着带孩子就出不来了。
　　当时规定为了妇女解放，合作社社长必须男女搭配，就这样申纪兰当上副社长，头一件事就是苦口婆心地劝说村里的妇女下地劳动，但是她们只能得到男劳力一半的工分，于是姐妹们都不愿再下地了，“还不如坐在家里纳鞋底哩”。为了把妇女们重新组织起来，申纪兰大胆地向村里提出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建议，并以实际行动说服那些有偏见的男人。凡是男劳力能干的活，申纪兰带头争着干，甚至比男人还干得好，说到那段经历，她眼圈就红了，她拉起记者的手说：“你看我的手多有力气，那时候我相当能吃苦呀，现在人吃不了那个苦。”
　　就这样，在西沟村，妇女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了与男劳力同样的工分。由《人民日报》记者蓝邮采写的长篇通讯《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全面介绍了西沟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经过，申纪兰成了故事的主角。
　　1952年，申纪兰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出席山西省工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同年，她作为新中国唯一的农民妇女代表，参加了在丹麦召开的世界妇女代表大会，那是她第一次在“公家”的安排下穿上旗袍，烫起了“香蕉头”，还抹了口红。1953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当选为全国妇联执行委员。1954年，她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这之后的半个世纪里，申纪兰几乎没有悬念地一次又一次连任全国人大代表，经历了反右，“文革”，改革开放的风风雨雨。一个至今仍识字不多的农村妇女，恰恰没有犯过哪怕一次政治错误，这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她的智慧，而是因为她的本色和善良。
　　申纪兰现在肩头的责任很重。县里有个全国人大代表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整个长治地区只有三个，另外两个都是书记、市长。当记者采访她的时候，恰巧赶上平顺县里的书记、县长也在“两会”前赶来看她，还带来了几个提案。他们希望申纪兰能把县里的要求带到上面去，争取上面更大的支持，这些提案分别是：加强对于贫困地区交通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强对于贫困地区水利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强对贫困地区重点企业的扶持力度；加强对贫困地区科技项目的支持力度。申纪兰都一一应诺。
　　书记、县长们走了以后，她收拾起几件换洗衣服，用塑料袋装了几个煮熟的土鸡蛋做路上的干粮，半是自言自语地说：“又要进京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