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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从“钢筋混凝土”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理念,看似简单,但却是日本人付出了长期而惨痛的代价才获得的。
文/雷玉虹胡令远(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
最近媒体报道,我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国人一方面为此而感到欢欣鼓舞——它毕竟标志了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所取得的实绩;同时,人们也在思量:我们为此而失去了什么?我们为此而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似乎是象征性的,近来反复、集中刺激人们思考神经的,是频发的自然灾害。如果我们仅仅把自然灾害推诿给自然,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这些年来伴随着片面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大面积的环境污染、严重的生态破坏,竭泽而渔式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等,已是不争的事实。它们与不断出现的重大工程质量事故、贪污腐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加大、社会诚信缺失等社会问题一起,在不断拷问:人类与自然的伦理、经济发展的精神指归——这些既是现实、更是哲学课题的答案何在。回顾一下邻国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也许能找到他山之石的可资借鉴之处。
“虚幻的乐园”
上个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以东京奥运会和大阪世博会为标志,日本经济经历了与今日中国类似的高速发展期,曾被称为亚洲的奇迹。但与此同时,由于当时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是以大力发展重工业为优先选项,所以钢铁、电力、水泥、造纸、化学品等产业增长迅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连偌大的清澈的濑户内海和碧波荡漾的东京湾,也在一夜之间成为昔日风景。熊本县水俣市因氮肥厂排出的含汞废水污染海水引起的水俣病导致数千人受害,一百多人死亡;神通川沿岸发生由于矿山镉金属污染导致人骨骼软化而痛苦死亡的“痛痛病”;四日市发生因空气污染而导致大量居民哮喘的四日市哮喘病等等,不一而足。
经济的高速增长还滋生了延绵至今、成为顽症的贪污腐败问题。当时伴随着大量的土地开发和政府大型公共工程投资,逐渐形成了政官商相勾结进行权钱交易的所谓“铁三角”贪腐体制。与此相关,日本政府长期奉行重增长、重产出的国家发展战略,而在社会公共投资、福祉支出方面却相对处于低水准。这样,由工业快速发展导致的城市人口畸形膨胀,严重的城市住房短缺,以及教育、医疗保障设施的严重缺位等社会问题日趋尖锐。
以上种种问题的存在,使当时的日本人在感受到经济繁荣的同时,也有一种生活在“虚幻的乐园”中的漂浮感。而一旦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泡沫经济”砰然破灭,由其支撑的虚幻感也就变成实实在在的“失去的20年”。
制度功能及其限界
以上问题,对战后“1955年体制”下作为长期政权的自民党的执政法理和基础形成严重挑战,所以日本政府一方面不得不对片面追求GDP的政策进行修正,同时开始通过法制建设,以求解决或缓冲各种矛盾,主要举措有:
1. 建立完善的法律机制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196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形成了包括《环境污染控制基本法》、《公害对策基本法》、《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等法律在内的法律体系。并且在这些法律的实施过程中,运用市场机制,通过公布全社会污染控制总目标引导企业进行环保。除此之外,还大力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和环保经济的技术开发。为今天日本在这一领域占据世界领先地位、也作为中日合作的新增长点打下了基础。
2. 完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对于城市住房供应紧张问题,日本政府一方面鼓励民间资本发展房屋租赁产业,同时由政府出资成立住宅公团,建造大量可租可售、各种生活配套设施完善的团地住宅,解决工薪阶层的住房困难。此外,还为解决特困的城市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建立了公营住宅制度,采取政府补贴的形式提供廉租房。还通过物业税、高额遗产税等,从税制上抑制房地产投机。
社会保障方面,1959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国民健康保险法》,旨在缩小城乡、企业之间在保险覆盖率和保险待遇上的差距。1961年全面施行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和国民年金制度,实现了“国民皆保险,国民皆年金”的目标。1973年确立了老人医疗制度。进入1980年代后,日本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实现了全国养老保险一体化,变失业保险为雇佣保险。进入21世纪,日本又根据社会高龄化的特点,对雇佣保险进行改革,促进高龄雇佣,创造女性就业环境。以上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获得某种平衡。
3. 建立法律机制防止贪污腐败。
在强大的民意压力和执政危机下,自民党曾致力解散与腐败密切有关的党内派阀以及推动《政治资金规正法》等制度建设。国会通过的《国家公务员法》、《国家公务员伦理法》,严格规定了公职人员的行为规范的同时,还对公务员的道德伦理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商法特例法》、《律师法》、《中间法人法》等一系列法律,对企业及各种法人团体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与限制。以期从政官商三个方面,打破“铁三角”贪腐体系。
以上的制度建设,在对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衍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缓解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之前所带来的一些严重后果,远非制度建设所能遏止。譬如前已言及的与经济发展理念以及贪腐有内在联系的“泡沫经济”及其后遗症,流毒所及以至于今。另外,日本今天依然未走出“金权政治”的怪圈,它所引发的不仅仅是人们对政治的不满,更是对社会公正、政治伦理“失范”的忧虑乃至失去匡正的信心。制度建设及其功能的限界,由此也得到印证与观照。
从“钢筋混凝土”到“以人为本”
日本的政党政治,特别是去年的政权更迭,为以上问题在更深层次上的解决提供了契机。居战后日本政坛主导地位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自民党于去年的大选失去执政党地位的原因固然很多,反言之,取其而代之的民主党之所以能成功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日本经济发展的“伦理”问题。
民主党竞选的纲领性口号为六字方针,即“国民生活第一”。由此可知,与其说是民主党胜选的“得策”,莫如说是日本国民用选票自己匡正了既往日本经济发展的理念和道路。
事实也是如此,无论是鸠山由纪夫前首相旨在匡正市场原教旨主义下的经济至上主义——人只是实现经济指标的工具—— 的“友爱”理念,还是本来就作为民主党经济发展战略思想、菅直人首相依然坚守的“新经济成长战略”,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第三条道路”,一言以蔽之,都是“为了人的经济增长”的具体体现,而非自民党政权下片面的“经济至上主义 ”。
这种从“钢筋混凝土”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理念,看似简单,但却是日本人付出了长期而惨痛的代价才获得的。质言之,它所蕴含的是对人的尊严、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经济发展的本然伦理的回归,以及人们对经济发展中的社会正义与公正的追求。虽然民主党政权的前面并非坦途,但无论如何,它所秉持的这样一种经济发展的理念,无疑是符合事物和历史发展本质及其逻辑的正确选择。
文/雷玉虹胡令远(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
最近媒体报道,我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国人一方面为此而感到欢欣鼓舞——它毕竟标志了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所取得的实绩;同时,人们也在思量:我们为此而失去了什么?我们为此而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似乎是象征性的,近来反复、集中刺激人们思考神经的,是频发的自然灾害。如果我们仅仅把自然灾害推诿给自然,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这些年来伴随着片面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大面积的环境污染、严重的生态破坏,竭泽而渔式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等,已是不争的事实。它们与不断出现的重大工程质量事故、贪污腐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加大、社会诚信缺失等社会问题一起,在不断拷问:人类与自然的伦理、经济发展的精神指归——这些既是现实、更是哲学课题的答案何在。回顾一下邻国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也许能找到他山之石的可资借鉴之处。
“虚幻的乐园”
上个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以东京奥运会和大阪世博会为标志,日本经济经历了与今日中国类似的高速发展期,曾被称为亚洲的奇迹。但与此同时,由于当时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是以大力发展重工业为优先选项,所以钢铁、电力、水泥、造纸、化学品等产业增长迅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连偌大的清澈的濑户内海和碧波荡漾的东京湾,也在一夜之间成为昔日风景。熊本县水俣市因氮肥厂排出的含汞废水污染海水引起的水俣病导致数千人受害,一百多人死亡;神通川沿岸发生由于矿山镉金属污染导致人骨骼软化而痛苦死亡的“痛痛病”;四日市发生因空气污染而导致大量居民哮喘的四日市哮喘病等等,不一而足。
经济的高速增长还滋生了延绵至今、成为顽症的贪污腐败问题。当时伴随着大量的土地开发和政府大型公共工程投资,逐渐形成了政官商相勾结进行权钱交易的所谓“铁三角”贪腐体制。与此相关,日本政府长期奉行重增长、重产出的国家发展战略,而在社会公共投资、福祉支出方面却相对处于低水准。这样,由工业快速发展导致的城市人口畸形膨胀,严重的城市住房短缺,以及教育、医疗保障设施的严重缺位等社会问题日趋尖锐。
以上种种问题的存在,使当时的日本人在感受到经济繁荣的同时,也有一种生活在“虚幻的乐园”中的漂浮感。而一旦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泡沫经济”砰然破灭,由其支撑的虚幻感也就变成实实在在的“失去的20年”。
制度功能及其限界
以上问题,对战后“1955年体制”下作为长期政权的自民党的执政法理和基础形成严重挑战,所以日本政府一方面不得不对片面追求GDP的政策进行修正,同时开始通过法制建设,以求解决或缓冲各种矛盾,主要举措有:
1. 建立完善的法律机制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196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形成了包括《环境污染控制基本法》、《公害对策基本法》、《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等法律在内的法律体系。并且在这些法律的实施过程中,运用市场机制,通过公布全社会污染控制总目标引导企业进行环保。除此之外,还大力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和环保经济的技术开发。为今天日本在这一领域占据世界领先地位、也作为中日合作的新增长点打下了基础。
2. 完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对于城市住房供应紧张问题,日本政府一方面鼓励民间资本发展房屋租赁产业,同时由政府出资成立住宅公团,建造大量可租可售、各种生活配套设施完善的团地住宅,解决工薪阶层的住房困难。此外,还为解决特困的城市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建立了公营住宅制度,采取政府补贴的形式提供廉租房。还通过物业税、高额遗产税等,从税制上抑制房地产投机。
社会保障方面,1959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国民健康保险法》,旨在缩小城乡、企业之间在保险覆盖率和保险待遇上的差距。1961年全面施行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和国民年金制度,实现了“国民皆保险,国民皆年金”的目标。1973年确立了老人医疗制度。进入1980年代后,日本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实现了全国养老保险一体化,变失业保险为雇佣保险。进入21世纪,日本又根据社会高龄化的特点,对雇佣保险进行改革,促进高龄雇佣,创造女性就业环境。以上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获得某种平衡。
3. 建立法律机制防止贪污腐败。
在强大的民意压力和执政危机下,自民党曾致力解散与腐败密切有关的党内派阀以及推动《政治资金规正法》等制度建设。国会通过的《国家公务员法》、《国家公务员伦理法》,严格规定了公职人员的行为规范的同时,还对公务员的道德伦理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商法特例法》、《律师法》、《中间法人法》等一系列法律,对企业及各种法人团体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与限制。以期从政官商三个方面,打破“铁三角”贪腐体系。
以上的制度建设,在对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衍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缓解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之前所带来的一些严重后果,远非制度建设所能遏止。譬如前已言及的与经济发展理念以及贪腐有内在联系的“泡沫经济”及其后遗症,流毒所及以至于今。另外,日本今天依然未走出“金权政治”的怪圈,它所引发的不仅仅是人们对政治的不满,更是对社会公正、政治伦理“失范”的忧虑乃至失去匡正的信心。制度建设及其功能的限界,由此也得到印证与观照。
从“钢筋混凝土”到“以人为本”
日本的政党政治,特别是去年的政权更迭,为以上问题在更深层次上的解决提供了契机。居战后日本政坛主导地位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自民党于去年的大选失去执政党地位的原因固然很多,反言之,取其而代之的民主党之所以能成功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日本经济发展的“伦理”问题。
民主党竞选的纲领性口号为六字方针,即“国民生活第一”。由此可知,与其说是民主党胜选的“得策”,莫如说是日本国民用选票自己匡正了既往日本经济发展的理念和道路。
事实也是如此,无论是鸠山由纪夫前首相旨在匡正市场原教旨主义下的经济至上主义——人只是实现经济指标的工具—— 的“友爱”理念,还是本来就作为民主党经济发展战略思想、菅直人首相依然坚守的“新经济成长战略”,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第三条道路”,一言以蔽之,都是“为了人的经济增长”的具体体现,而非自民党政权下片面的“经济至上主义 ”。
这种从“钢筋混凝土”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理念,看似简单,但却是日本人付出了长期而惨痛的代价才获得的。质言之,它所蕴含的是对人的尊严、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经济发展的本然伦理的回归,以及人们对经济发展中的社会正义与公正的追求。虽然民主党政权的前面并非坦途,但无论如何,它所秉持的这样一种经济发展的理念,无疑是符合事物和历史发展本质及其逻辑的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