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素质教育，柳斌先生的解释比较权威：“当前我们提出的素质教育是与应试教育相对立的，它是以全面提高公民思想品德、科学文化和身体、心理、劳动技能素质，培养能力，发展个性为目的的基础教育。”解释的理论依据大概源于“全面发展的教育”理论。
　　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表述，使得我们既没有搞清楚全面发展的教育的真实意义和指向，又没有弄清楚素质教育究竟是怎样的教育。
　　于是在实际工作中，常常出现这样的误区：我们总是将全面发展理解为平均发展，用同样的标准要求所有的学生，企图将所有学生培养成一模一样的人，要求学生在各方面的发展，达到整齐划一的标准，并自信地认为这是在搞素质教育。
　　我们习惯以素质教育为名，把学生每天的时间做统一的规定，让他们几乎没有了自由活动的可能，“把课外活动的时间都固定下来，哪一天集体跳舞，哪一天集体唱歌，每一个人都必须参加，甚至参观运动会都要集体排队，一起在哪里看，不准任何人自由行动。”“这样教育的结果，使得每一个学生的言语、行动都非常机械，不敢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一切只有机械地服从，不敢说出自己的愿望和理想，更谈不到发挥各人特殊的才能。”
　　刘百川先生在《全面发展的教育》中说，“全面发展”可以说是“个性的全面发展”，也可以说是“人的全面发展”。所谓“个性”是指一个人在生理方面和心理方面的各种特点。它包括每一个人的共同特点也包括每一个人的个别特点。每一个人既具有人的共同特点也具有他自己的个别特点。全面发展是既要发展每一个人的共同特点，也要发展每一个人的个别特点。就是说全面发展是既要发展人的“共性”，也要发展人的“个性”，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所谓“全面”是指一个人的体力、智力等各方面而言，而最重要的是要发展人的体力和智力。就是说既要发展人的智力，又要发展人的体力，使智力与体力统一。所谓“发展”，是指将每个人各方面的特点充分地发挥出来，使其在劳动生产和社会生活方面，贡献出最大的效能，才能没有受压制或者被埋没。
　　杜威在《我们如何思维》中告诫我们：“教育者应该注意到个人之间存在的不同，不能将一种模式和类型强加给所有学生。”“教育应当使人都具有学者、科学家和哲学家的精神，不论他们的职业兴趣和目的如何。但没有道理认为一种思维习惯就比另一种优越，也没有理由强制地将实际型的转变为理论型的”，从思维的层面来看“每一个人都有这两种能力，如果这两种能力能够紧密地联系起来，那么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更有效更快乐”。“教育的目标应该保证两种思考态度的平衡融合，并充分考虑到个人的性格，不能阻碍和限制他自身所具有的强大力量”。
　　教育社会学认为，学生不是接受知识的容器，而是主动选择知识的主体，是参与创造知识的人。教师在课堂上如何看待学生的生活经验和独特认识，与是否尊重生命有关！不管我们提倡怎样的教育，都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教育是个性化的，这个性化具体到个体的人，是多元的、变化的，因为生命是多元的、变化的。多元与变化决定了教育必须是多样化的，而不是刻板化的、模式化的。因为人有自己的情感，有自己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由他所接受的教育和所生存的环境决定的，想让所有的人都受一样的教育，那不是教育；同样，想让每一个人的各个方面都走在别人前面的教育，也不是教育。
　　杜威说：“几代人以前，基础教育改革的最大阻碍在于对语言形式（包括数字）的迷信，并据此去训练思维；今天对实物的迷信阻碍着改革的道路。”
　　作为教育实践者，我们必须清楚教育的价值和功能究竟是什么，如何实实在在地探求教育的真谛，而不是在标签式的术语上做文章。（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通洲区教师培训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