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提出以“普世价值”作为美国核心战略利益兼对外合作共识,既不违背立国时代传承至今的清教徒思想,又构成拉拢全球不同宗教/文化组织沟通的基础;美国由此总结与延续其近年奉行的公共外交,说到底就是为了在各国政府以外结交民间盟友.美国在东南亚重视直接听取民间声音,联系当地信仰群体的意见领袖,交往各国拥有广泛影响力的宗教组织,已经替本身“重返亚洲”作好准备.深入基层合作,除了确保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建立在“兼听则明”基础之上,也使美国能移借重各国宗教组织的关系网络来影响所在国以至第三国的民间或政府.这其中的具体例证,就是美国国际开发署走进拥有东盟半数人口的印尼,支持这个以穆斯林为主国家的世界最大伊斯兰组织进行社区建设以及推动民主选举意识;2010年以后更由印尼积极配合,架构东盟与美国宗教组织的跨国跨教合作机制.到2012年末,奥巴马连任总统没几天,就在首次访问缅甸期间会见当地成立不足三月的“宗教为了和平”组织,显见他关注这个总部设在纽约的国际组织在缅甸的分支.美国在印尼和缅甸支持宗教合作,有助于争取东盟地区宗教界的民间力量,覆盖的地缘势力范围包括东盟的最南与最北方,一直到印度洋、马六甲海峡以及南中国海航道的海岸.另一方面,美国重视建立沟通各国宗教组织的民间联系渠道,也是基于美国长期经历各种宗教组织游说与影响政府政策的历史背景,作为美国关注全球宗教人权依据的“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即是起源于美国基督教呼吁政府关注他们在他国的联系组织或个人的命运.最终是美国国会赋予政府就维护国际宗教自由议题监视、评判与制裁其他国家的权力,并逐年出版对各国宗教状况综述评点的所谓“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从大的方面说,美国针对东南亚宗教组织的公共外交,确实是有利于美国与当地人民建立政府以外的有效沟通.但与此同时,美国听取所在国非政府盟友对当地政府的监督与建议,以及为民间盟友带来各种利益,虽说有助于促进人民的责任和民主意识,但也必然会削弱当地政府不论对美交流或对内施政的话语权威,并可能开启误解或刻意干涉他国的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