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序文，提到了“充分就业”的目标，但劳动标准仍然被多边贸易机制远远排除在外。唯一的例外是1947年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的前身）的一则条款，允许政府限制监狱劳工制作的进口商品。
　　相反，地区贸易组织向来重视劳动标准。这些协定与最惠市场准入和遵守核心劳工权利之间的联系日益明确。在最初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签署于1992年）中，劳动标准被收入附则。此后，美国参与的地区贸易协定通常都会包括劳工一章。
　　支持者说，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TPP）原本将要求越南、马来西亚和文莱大幅改善劳工政策—越南还需要支持独立工会。特朗普政府宣称，其与墨西哥的修订版协定，包含了所有贸易协定中最严格的劳工条款。
　　发展中国家一般会限制贸易协定中的劳动标准，担心发达国家滥用这些条款，行使保护主义目的。当要求超过了核心劳工权利，提出特殊的工资和其他物质要求时，这一担忧便成立。比如，新美墨协定要求40%～45%的汽车由时薪不低于16美元的工人生产。
　　汽车公司完全付得起更高的工资，这一条款本身也许并不会破坏墨西哥的就业前景，但它也无法成为有用的先例，因为它建立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工资底线—比墨西哥制造業总体平均水平高出许多倍。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没有理由拒绝能够解决职场议价不对称性和保障基本人权的劳动标准。核心劳动标准，如自由结社、集体议价权和禁止强迫劳动等，对于经济发展并无阻挠作用，反而是经济发展的前提。
　　在实践中，贸易协定的劳工条款的问题不在于它们对发展中国家过于严格，而在于它们基本上只是摆设，毫无实际作用。一个关键问题是执行。在那些国家，违反劳工权利的案件只能由政府发起，而无法由工会或人权组织发起。相反，投资纠纷可以由公司本身发起。
　　批评者正确地担心，对劳工条款不太友好的政府不会热烈遵循。到目前为止，劳工权利在贸易协定纠纷解决过程中被要求伸张的例子只有一个，并且结果也无法令人鼓舞。
　　在美国和危地马拉工会进行了两年的投诉之后，美国政府在2010年正式发起了针对危地马拉官方的诉讼。2017年最终裁决公布时，距离最初的不满曝光已经过去了近十年，仲裁委员会做出不利于美国的裁决，但不是因为危地马拉根据自身法律兑现了劳工权利义务。委员会确实发现有违反危地马拉劳动法的情况，比如，禁止雇主解雇参与工会活动的工人的法院令没有得到执行。但法院裁定这些违法行为没有影响到危地马拉的竞争优势和出口，因此不受贸易协定覆盖！
　　关注劳动标准的人还会说，我们有改善全世界工作条件的人道主义渴望。但在这方面，我们对于国内经济中的工人和出口行业工人应该一视同仁。重点关注后者可能会适得其反，深化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
　　理论上，我们可以扩大贸易协定中的可执行劳工条款，以覆盖整个经济的工作条件。但这一逻辑从一开始就有问题：为什么要让贸易谈判员和商业利益相关方坐下来谈判劳工权利，作为市场准入条件的“人质”？
　　如果我们认真想要改善全世界的工作条件，就应该求助于人权、劳动力市场和发展专家，提升国际劳工组织规格。与贸易挂钩，通过威胁阻止物质好处—援助或市场准入—无法实现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