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暑时节，南方很多省份进入“烧烤模式”。公共空间的一些另类纳凉，成为一道独特“风景”：图书馆里吃饭、地铁站中遛狗、商场电梯上打闹……这样的“众生相”，让人在高温天气中，更增几分焦躁。
　　只知有我而不知有他，只知有私而不知有公，这是19世纪末外国人对国人的观察。泱泱古国、文明之邦，行礼如仪却更多在家门内、熟人间，至于大街上，则泼脏水者有之，随地便溺者有之，当年古城南京甚至整个成了“大厕所”。惭愧的是，一百多年过去，公园绿地上仍有“随便”之人，地铁公交上还是“大嗓门”云集，而排队加塞、赤膊袒胸、争抢拥挤者，更不在少数。这些公共场合未曾改变的陋习，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中国文化在“公共性”上的缺失。
　　我们也曾有过自己的“公共生活”。新中国成立之后，集体主义的情愫，曾让小我消融于大我。公共食堂、集体学习甚至单位活动，留下了很多关于“大集体”的深刻记忆。不过这样的“公共”，因为对个体的完全放逐，走向了一种难以持久的“道德真空”。30多年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个体意识，十亿支麦克风重构的众声喧哗的公共空间，让社会交往形态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物流、人流、信息流前所未有的奔涌交汇，格式化了人与人之间的传统联系。每个人的言语行为的半径都大大拓展了，个人与社群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每个人在公共空间的一言一行，都构成了影响他人福祉的宇宙粒子。在这个层面，诗人的名句同样适用：“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
　　站立在这块联系空前紧密的大陆，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培育一种契合现代文明的全新文化素养。这样的文化素养，核心要素是基于公共空间的“公共性”。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一个社会交往日益频繁、人与人依赖日益增强的现代社会，有什么样的文化素养，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这种文化素养，不仅仅是一些在公共场合的“注意事项”、出行出游的“文明守则”、与人往来的“交际法则”等浅层次的碎片化集成，而应是对“公共意识”深层次、系统性的理解。
　　公共意识无疑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但我们所强调的公共意识，并非期望每个人必须变得无私，也不是要求在行动上完全利他，而是意味着公民有责任既“发现”个人利益、也“发现”社群利益，最终认识到每个人对所在社群，都负有社会“契约性”的自治责任，都承担着文明“诠释者”的社会使命。如果说是公共规范意识、公共利益意识、公共环境意识、公共参与意识，构筑了现代公共意识的底座，那么“公共性”在每个人身上折射出的现代素养，则标注了一个民族迈向现代化的文明高度。
　　这让人想起征战美职篮9年、被赞为“一个伟大球员”的姚明。美职篮总裁大卫·斯特恩曾这样评价：“姚明是一个有礼貌、有良好教养的年轻人……在赛场上和社会活动中，他是中西两个文化之间的桥梁。”喜爱姚明，不仅是因为球技，更是从他身上，世界看到了一代中国青年所具有的文化气度。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化的承载者与传播者。在陌生的外国人眼里，你的文化气度有多优雅，他眼里的中华文化就有多厚重；你的行为陋习有多醒目，他眼里的中华文化就有多“粗俗”，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一张中国的名片”。
　　有文化学者言，“人本是散落的珍珠，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坚韧的细线，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不仅体现为一种公共生活理念，更体现为一种社会交往价值观，这样的文化素养，才会塑造令人敬重的现代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