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沙韬，在20世纪50年代曾担任过康生的秘书。沙韬叔叔与我父亲王涛江是30年代在延安时的老相识；在60年代轰动中调部的“沙韬事件”（人称“杀头”事件）中，我父亲也曾帮助过他。因此，他与我父亲的关系一直很好。1995年我父亲过世之后，沙韬叔叔曾多次来到我家，向我和我的母亲谈他的经历，特别是历史上所谓的“沙韬事件”。
在我的记忆中，沙韬叔叔虽年事已高，但头脑清楚。他到我家做客时，常向我出具涉及“沙韬事件”的资料和档案，使我对这一事件有了一些了解。下面我将自己从沙韬叔叔及他的亲属、原中调部部长罗青长、我父亲（原中调部副部长）等人那里了解到的“沙韬事件”的大致情况写出，以此纪念沙韬叔叔。
为康生当秘书
1948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的康生，向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提出他需要重新配备一位兼文书、生活服务、安全保卫等工作集于一身的秘书。沙韬由于忠厚、可靠、能干，经李克农推荐，由周恩来批准，于1948年8月至1950年7月担任康生的秘书。
在沙韬给康生当秘书初期，康生对沙韬是满意的。如康生在翻阅沙韬的一份个人鉴定时曾说过，沙韬的优点比他自己列举的要多；康生曾对沙韬的母亲说过，你儿子在我这里工作很好；康生也向李克农表示过对沙韬的好评，说有沙韬在这儿，我很放心；等等。甚至有一次，沙韬误拆了曹轶欧给康生的信（沙韬的责任之一即帮助康生处理信件，当时康生、曹轶欧不住在一处——作者注）而得罪了曹轶欧，但康生当时未曾多想什么。当然十几年后，康生翻脸不认人，给沙韬扣上了偷拆信件的帽子，这是后话。
1949年山东分局成立，康生出任山东分局书记。半年以后，他的情绪开始消沉。在沙韬眼里，康生像是得了什么病：只见他有时在屋中走来走去，自说自话，但说的是什么，旁人听不清；有时他卧床发呆，显得心事重重，神情恍惚；在与人交谈时，他也一度有过说话语无伦次的情况。对此，康生身边的大夫却无事可做，苏联专家在为康生查体后也曾说过他无大病。倒是十几年以后曹轶欧讲过的“康生之所以从中央调往山东是由于党内其他人的排斥”这句话，道破了康生得的是什么“病”。原来，康生当时身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按理说在党内的地位，他比饶漱石高，但中央任命饶漱石做了华东局书记，康生仅为山东分局书记，因山东分局有事向中央请示报告前，必先报华东局，这使康生感到自己的地位、权势均低于饶漱石了。为此，康生曾不止一次向饶漱石提出，希望他出面向中央建议把山东分局改成省委，但没有得到中央的批准。这样一来，权势欲逐渐膨胀的康生，将自己在仕途中的某种压抑心理莫名其妙地迁怒于秘书沙韬。由于长期压抑导致的心理扭曲，使康生对沙韬渐渐表现出积怨积恨，并且这种情绪的释放，又是以康生阴险残暴的性格来显现的。在这种情况下，性格耿直的沙韬最终难逃“一劫”。
沙韬自担任康生的秘书后，对康生的照顾可以说无微不至。康生对此不但不感激，反而怀疑沙韬是被派来监视他的。他常常唠唠叨叨地对饶漱石和沙韬说：“我不是特务。”听到沙韬叔叔的这些叙述，我曾好奇地问过他：“康生身为党的高级干部，他毫无原由地对自己的上级与下属总是提及‘我不是特务’，这句话像是有意识地对自己某段历史的‘过去时’做一个判断。换句话说，像是针对自己曾做过的什么事而去有意识地证实自己，也许这块心结正是康生怀疑他不能得到升迁的原因？！”沙韬叔叔对此也有同感。但当时身为秘书，他的最大职责是照顾康生的工作、生活，对康生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自然无言以对。
1949年8月，为了调整身心，康生到济南休养。之后，又脱离工作岗位易地青岛休养。为了康生的安全，沙韬与当时的青岛市公安局长商议，对康生住所周围加强了警力。夜间，康生因爱琢磨事经常失眠又有烟瘾，有一次把被子烧了个洞。所以沙韬经常守夜，小心谨慎地陪伴在康生的左右，等康生睡熟了他再去睡。守夜时，沙韬为了避免自己的走动影响康生，经常在门口踱步。对此，康生在十几年后说，沙韬是特务，在监视他。
1950年3月，康生在情绪低潮中迎来了山东省人代会的选举。选举结果，康生拟任省主席的得票数不够。这使康生夫妇极为不满，曹轶欧甚至因承受不了这种“打击”，曾为此神经质地指责“沙韬的背后有人指使”，因而引起沙韬的反感。沙韬认为：既然不被信任何苦再做秘书，便请示调动工作。曹轶欧考虑到康生的身体健康，没有应允。但这件事情过后，康生夫妇对沙韬的言行有了更多的戒备和挑剔。在一次人多的场合，曹轶欧竟然无端地指责沙韬“有政治问题”，但沙韬为顾全大局，没有去反驳什么。我也曾问过沙韬叔叔：这种无声的隐忍是不是对思维方式不正常的人的不屑一顾？沙韬说：伴君如伴虎。
1950年5月，康生又想到杭州去疗养（多年后康生却把自己的杭州之行说成是沙韬等人故意把他带到杭州以害他——作者注）。走之前，康生提出，孙医生、沙韬把他送到杭州后即从杭州返回，秘书工作让曹轶欧的妹妹苏枚来做，但曹轶欧不同意，尤其反对让孙医生离开杭州。康生夫妇为身边工作人员走与留的问题闹得很不愉快。
在杭州时，正巧饶漱石、陈毅等华东局的几位领导有一天来探望康生。事后，沙韬代替康生对几位领导的探望作了回访，并向他们提到：康生想让孙大夫离杭，是否可以让他走？自己对康生的生活情况较熟，为康生着想自愿留下。饶漱石采纳了沙韬的建议，由此一时缓解了康生夫妇生活中的不和谐气氛。由于有记日记的习惯，沙韬把那天他见到饶漱石的情况特别是他与饶漱石的谈话写在日记中，而十几年后康生得到了这本日记并在此处让人做了修改，以陷害沙韬。
1950年5月至7月，康生在杭州住了一段时间，又想回北京了。走之前，康生夫妇为是否带苏枚一起走的问题发生了口角，苏枚与曹轶欧之间也发生了争吵，苏枚为此还哭肿了眼睛。这之后，苏枚的情绪很不稳定，结果发生了苏枚跳楼自杀事件（但未遂）。事发时，沙韬不在现场，是康生身边的警卫人员告诉后才知道出事了，并赶到现场。沙韬到现场后，听康生讲到“苏枚跳楼了”。并看到曹轶欧正把苏枚抱在怀中。于是，沙韬催促赶紧把苏枚送往医院救治，但曹轶欧听到后并没有什么反应。后经沙韬一催再催，曹轶欧才松手。大家把苏枚送到医院，进行抢救。经抢救，苏枚总算保住了性命。沙韬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可以说尽到了一个秘书的责任，按说康生夫妇应感谢他才对，但事后他们颠倒黑白，说沙韬想害死苏枚，于是将苏枚从楼上推下去了。苏枚事件之后，康生夫妇即回京，不久他们住进了北京医院，沙韬也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意，结束了为康生当秘书的生涯。
受政治审查
沙韬结束秘书工作后，于1950年9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但三个月后，中央军委联络部（中调部前身——作者注）办公室主任杜长天受李克农部长之托，找到沙韬，对他说：曹轶欧已向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汇报，说你有政治问题，要你中断学习。自此，沙韬中断学业，回到原单位，边工作边接受审查。1953年高饶事件发生后，康生把沙韬的“问题”与饶漱石的问题牵扯到一起，由曹轶欧出面公开说沙韬“有政治问题”，饶漱石是沙韬的政治后台，由此沙韬被硬扯进当时的政治漩涡中。
当时，中央出于对康生的尊重，十分重视康生夫妇对沙韬问题的态度。1954年3月，由李克农部长主持，我父亲王涛江等具体运作，开始对沙韬本人和他夫人的情况进行审查。经过派人调查，由我父亲签署了对沙韬问题的调查报告，大意是：我们掌握了沙韬同志各个历史阶段的历次鉴定材料，据此我们的调查小组可确认，沙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尤其是在恶劣的环境中，表现始终是好的，这一点也已为群众所公认。根据沙韬参加革命后的表现，我们认为他无政治问题。沙韬夫人鱼惠茹同志在党的考验与自己的努力下，1947年入党，参加革命后表现好，政治上也无问题。这份调查报告送给了李克农审阅，李克农又召集中组部、公安部的领导进行研究，大家同意后报告送到刘少奇那里。刘少奇审阅、认可了这份报告，并批示说，康生怀疑沙韬有政治问题属他病时所言。经过调查，沙韬没有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康生曾在这个调查报告上批示：王涛江包庇刘少奇，替地主、国民党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沙韬辩护等——作者注）。当时对沙韬的审查是采取背对背的方式，沙韬本人对这些情况并不了解，是沙韬家人通过家信向他传递了这些消息。于是，沙韬要求组织上对自己的秘书工作做出一个结论，毛诚副部长便以李部长所说的话，“你没有问题，不用做结论”，肯定地答复了沙韬。尽管如此，在以后的时间里，沙韬仍被所谓的“政治问题”纠缠着。
1955年5月，根据康生的意思，李克农、罗青长、毛诚等人集体同沙韬做了一次面对面的交谈，要沙韬把康生提出的有关“沙韬与饶漱石的问题”谈出来。沙韬认为不存在这个问题，只好把做康生秘书时的情况认真地作了叙述。随后李克农部长表示让沙韬再好好想一想，写出一个文字材料，并强调一定要如实。几天后，沙韬写出文字材料，并送军委联络部领导传看。以后，在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建议下，此件一直存档。因对沙韬“背对背”与“面对面”的审查结果都不如康生所愿，康生又委派北京市公安系统的刘涌，直接参与对沙韬的政审，但因原则上公安系统的工作范围不涉及对这类问题的处理，以致搞得刘涌不知如何是好。后由李克农部长出面向刘涌等交底，“沙韬没有问题，没有必要这么做”，以免去了又要无端生出是非。
1955年底，组织决定对沙韬的工作进行调动，这也是康生向组织提出的要求。但由于康生同时强调，沙韬不能留在北京、不能进中央机关及要害部门，部领导无奈，只好将沙韬调往甘肃。当时我父亲（时任干部局局长）等建议要对沙韬采取保护措施，所以未把康生编造的所谓沙韬“有政治问题”的材料转去。沙韬到甘肃工作后将名字改为张韬，他原名就叫张韬，所以也是恢复本姓。在甘肃工作期间，沙韬的情绪从某种压抑感中解脱，工作起来渐渐感到心境宽松、愉快。
牢狱之灾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康生趁机培植亲信，纠集造反派势力，给沙韬罗列了“特务”、“罗瑞卿的走狗”等罪名，对他进行迫害。1967年8月上旬，中调部的造反派抄了部干部局的档案室，从保险柜中拿到有关“沙韬问题”的档案，将此交到部造反联络站，联络站的人又将这些文件作为绝密文件送到康生手里。8月17日，沙韬被人强行挟持到其工作单位的一间空屋内，被打得遍体鳞伤，随后被非法关押，失去人身自由长达8年之久。
在沙韬受政治审查及在甘肃工作期间，鉴于他本人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中调部领导遵循对党的干部政治生命负责的原则，对沙韬始终给予保护，从而得罪了康生。1967年8月底，康生召见了中调部罗青长和我父亲等人，用了5个多小时的时间对他们“训话”，大骂，你们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包庇地主、特务、“三反”分子沙韬。你们是我培养的人（康生当时负责中调部工作，包括干部任免——作者注），却站在我的对立面：刘少奇的批示向我隐瞒，还背着我重用沙韬。我算弄清楚了，你们是修正主义黑线上的人，中调部的领导是反党集团，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当时我父亲实事求是地讲了沙韬的情况，并说“沙韬没有问题”，康生便骂我父亲是“坏人”。为此，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戴高帽、游街、示众、批斗达300多次。尽管如此，以后每当提起“沙韬事件”，我父亲便会这样说：“共产党员不能说假话，瞎编出来的东西硬要我承认，我做不出来，打死我也做不出来。”后来，沙韬叔叔曾对我说过，“你父亲始终坚持‘沙韬政治历史清楚、品质好、没有问题、是好同志’的公道话，尤其是在逆境中。”杨尚昆、罗青长、凌云、毛诚等人也因“沙韬事件”受到牵连。被“沙韬事件”牵连的人还有安子文、罗瑞卿、谭震林、李克农、习仲勋、黄火青等。
1969年，曹轶欧给康生写报告，把沙韬的问题上挂到刘少奇、杨尚昆、罗瑞卿、安子文、饶漱石等人的问题上，并指出，沙韬的问题也与中调部领导的“问题”有关。这样，沙韬的问题便被定性为属于党的最高领导内部的“反革命叛徒集团”的“阴谋问题”。康生在曹轶欧的报告上做出意思相同的批示，并说中调部领导跟随刘少奇在以往对沙韬问题的处理中，采取了包庇态度，他对中调部将沙韬的职务予以提升的情况（甘肃省组织部副部长）表示不满，还鼓动中调部领导揭露刘少奇等人的问题。康生夫妇背着中央，在甘肃、吉林、中调部设立了三个沙韬专案组，并亲自出马，具体过问专案组的人事任命、工作计划、工作步骤、调查情况的编写等。康生曾授意甘肃的沙韬专案组：一定要“攻下”沙韬。他们强加给沙韬的罪名也越来越多，什么“蓝衣社特务”、“假党员”等。
在狱中，他们还逼迫沙韬反复交代问题，如调任秘书的内幕是什么？与李克农的特殊关系是怎样的？曾接受过李克农所布置的特殊任务是什么？为什么偷拆康生、曹轶欧的信？为什么监视康生？为什么害苏枚？与饶漱石有什么密谋与勾结？罗瑞卿、谭震林如何指使你迫害康生？怎样与山东分局副书记（傅秋涛）一起谋害康生？你要揭发后台刘少奇，等等。他们还按照康生的意志修改沙韬的日记，逼迫沙韬重抄这本已经修改过的日记，想依据被修改过的沙韬日记与笔记的手抄本（如增加了饶漱石与沙韬“密谋对付康生的对话”等等），达到他们落井下石的目的，而沙韬原来的真实日记则石沉大海，直到后来沙韬平反后仍未归还。
康生对沙韬等人的迫害是他20世纪50年代某种心病的彻底暴露与释放：康生对沙韬的怀疑，从客观视角上看，始终是子虚乌有的事，但他始终不能化解以至放弃这种不符合事实的揣测之心，由此转化为一种变态心理，即像我父亲所说：“这桌子上原本没有茶杯，偏偏说这桌子上确实有一个茶杯”，甚至“有时还会把桌子上的杯子说成是茶壶。”
1971年12月至1973年7月，沙韬在狱中曾8次写信给毛泽东，申诉自己的冤情。当时，他只有一支别人送给他的笔（为此，沙韬在出狱后一直未忘这位好心人——作者注），他只能用报刊的空白处和卫生纸写字。在信中，他曾说：“我的案子很大，为什么扣压，不让您知道？”“他们说我的主要问题已查清，但我的问题先不给定，让我等着；还说，我写什么材料由我，转不转，转给谁不由我，说因为我已没有党籍，没权利反映问题”；“他们说不能放我出去，怕我上北京告状”；“他们究竟欲求什么？他们这样做更深的用意是什么？我做交代、做检查已有十几年，我的问题究竟在哪儿？是什么……毛主席啊毛主席，我有冤不能伸，我冤、冤、冤……”作为西北汉子，沙韬性格中有倔强的一面，他把“近8年的囚徒生涯”看做是“没有硝烟的战场”，面对“康生、曹轶欧专权下的暴行”，他“凭借事实，凭借真理”与之抗争，哪怕把牢底坐穿，也要与“窃居我们党内崇高地位的野心家、阴谋家康曹夫妇”“顽强抗争”（引号内为沙韬语——作者注）。年过半百的沙韬在狱中已不指望自己还能活着出去，但是不把自己的冤情大白于天下，他死不瞑目。正是靠着这种宁死不屈、坚忍不拔的精神，沙韬于1975年5月17日出狱。沙韬叔叔曾对我说：“我有幸活着出狱”，说明“冬天总会过去”。
“我信历史最公平”
1977年10月24日，中央批文：康生、曹轶欧等人制造的张韬案件纯属冤案。经过反复审查，张韬政治历史清楚、无问题。过去强加于张韬的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有关材料予以销毁。在张韬案件中，张韬长期蒙受不白之冤，在政治上、精神上受到种种折磨与迫害，但面对康生、曹轶欧等人的无情打击与摧残，张韬一直坚持向党中央反映事实真相，这是正确的做法。就此，“沙韬的问题”得到彻底平反。
1979年3月，中央决定派沙韬进入中纪委的“康生专案组”，负责调查康生在中调部的问题。1980年10月，中央宣布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对其所做的《悼词》。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在党纪国法的公正审判下，康生、曹轶欧“带着沉重的孽债去见阎王了” （引号内为沙韬语——作者注）。提起往事，沙韬总是说：“我信天总会亮”，“我信历史最公平”。
（责任编辑 刘荣刚）
在我的记忆中，沙韬叔叔虽年事已高，但头脑清楚。他到我家做客时，常向我出具涉及“沙韬事件”的资料和档案，使我对这一事件有了一些了解。下面我将自己从沙韬叔叔及他的亲属、原中调部部长罗青长、我父亲（原中调部副部长）等人那里了解到的“沙韬事件”的大致情况写出，以此纪念沙韬叔叔。
为康生当秘书
1948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的康生，向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提出他需要重新配备一位兼文书、生活服务、安全保卫等工作集于一身的秘书。沙韬由于忠厚、可靠、能干，经李克农推荐，由周恩来批准，于1948年8月至1950年7月担任康生的秘书。
在沙韬给康生当秘书初期，康生对沙韬是满意的。如康生在翻阅沙韬的一份个人鉴定时曾说过，沙韬的优点比他自己列举的要多；康生曾对沙韬的母亲说过，你儿子在我这里工作很好；康生也向李克农表示过对沙韬的好评，说有沙韬在这儿，我很放心；等等。甚至有一次，沙韬误拆了曹轶欧给康生的信（沙韬的责任之一即帮助康生处理信件，当时康生、曹轶欧不住在一处——作者注）而得罪了曹轶欧，但康生当时未曾多想什么。当然十几年后，康生翻脸不认人，给沙韬扣上了偷拆信件的帽子，这是后话。
1949年山东分局成立，康生出任山东分局书记。半年以后，他的情绪开始消沉。在沙韬眼里，康生像是得了什么病：只见他有时在屋中走来走去，自说自话，但说的是什么，旁人听不清；有时他卧床发呆，显得心事重重，神情恍惚；在与人交谈时，他也一度有过说话语无伦次的情况。对此，康生身边的大夫却无事可做，苏联专家在为康生查体后也曾说过他无大病。倒是十几年以后曹轶欧讲过的“康生之所以从中央调往山东是由于党内其他人的排斥”这句话，道破了康生得的是什么“病”。原来，康生当时身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按理说在党内的地位，他比饶漱石高，但中央任命饶漱石做了华东局书记，康生仅为山东分局书记，因山东分局有事向中央请示报告前，必先报华东局，这使康生感到自己的地位、权势均低于饶漱石了。为此，康生曾不止一次向饶漱石提出，希望他出面向中央建议把山东分局改成省委，但没有得到中央的批准。这样一来，权势欲逐渐膨胀的康生，将自己在仕途中的某种压抑心理莫名其妙地迁怒于秘书沙韬。由于长期压抑导致的心理扭曲，使康生对沙韬渐渐表现出积怨积恨，并且这种情绪的释放，又是以康生阴险残暴的性格来显现的。在这种情况下，性格耿直的沙韬最终难逃“一劫”。
沙韬自担任康生的秘书后，对康生的照顾可以说无微不至。康生对此不但不感激，反而怀疑沙韬是被派来监视他的。他常常唠唠叨叨地对饶漱石和沙韬说：“我不是特务。”听到沙韬叔叔的这些叙述，我曾好奇地问过他：“康生身为党的高级干部，他毫无原由地对自己的上级与下属总是提及‘我不是特务’，这句话像是有意识地对自己某段历史的‘过去时’做一个判断。换句话说，像是针对自己曾做过的什么事而去有意识地证实自己，也许这块心结正是康生怀疑他不能得到升迁的原因？！”沙韬叔叔对此也有同感。但当时身为秘书，他的最大职责是照顾康生的工作、生活，对康生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自然无言以对。
1949年8月，为了调整身心，康生到济南休养。之后，又脱离工作岗位易地青岛休养。为了康生的安全，沙韬与当时的青岛市公安局长商议，对康生住所周围加强了警力。夜间，康生因爱琢磨事经常失眠又有烟瘾，有一次把被子烧了个洞。所以沙韬经常守夜，小心谨慎地陪伴在康生的左右，等康生睡熟了他再去睡。守夜时，沙韬为了避免自己的走动影响康生，经常在门口踱步。对此，康生在十几年后说，沙韬是特务，在监视他。
1950年3月，康生在情绪低潮中迎来了山东省人代会的选举。选举结果，康生拟任省主席的得票数不够。这使康生夫妇极为不满，曹轶欧甚至因承受不了这种“打击”，曾为此神经质地指责“沙韬的背后有人指使”，因而引起沙韬的反感。沙韬认为：既然不被信任何苦再做秘书，便请示调动工作。曹轶欧考虑到康生的身体健康，没有应允。但这件事情过后，康生夫妇对沙韬的言行有了更多的戒备和挑剔。在一次人多的场合，曹轶欧竟然无端地指责沙韬“有政治问题”，但沙韬为顾全大局，没有去反驳什么。我也曾问过沙韬叔叔：这种无声的隐忍是不是对思维方式不正常的人的不屑一顾？沙韬说：伴君如伴虎。
1950年5月，康生又想到杭州去疗养（多年后康生却把自己的杭州之行说成是沙韬等人故意把他带到杭州以害他——作者注）。走之前，康生提出，孙医生、沙韬把他送到杭州后即从杭州返回，秘书工作让曹轶欧的妹妹苏枚来做，但曹轶欧不同意，尤其反对让孙医生离开杭州。康生夫妇为身边工作人员走与留的问题闹得很不愉快。
在杭州时，正巧饶漱石、陈毅等华东局的几位领导有一天来探望康生。事后，沙韬代替康生对几位领导的探望作了回访，并向他们提到：康生想让孙大夫离杭，是否可以让他走？自己对康生的生活情况较熟，为康生着想自愿留下。饶漱石采纳了沙韬的建议，由此一时缓解了康生夫妇生活中的不和谐气氛。由于有记日记的习惯，沙韬把那天他见到饶漱石的情况特别是他与饶漱石的谈话写在日记中，而十几年后康生得到了这本日记并在此处让人做了修改，以陷害沙韬。
1950年5月至7月，康生在杭州住了一段时间，又想回北京了。走之前，康生夫妇为是否带苏枚一起走的问题发生了口角，苏枚与曹轶欧之间也发生了争吵，苏枚为此还哭肿了眼睛。这之后，苏枚的情绪很不稳定，结果发生了苏枚跳楼自杀事件（但未遂）。事发时，沙韬不在现场，是康生身边的警卫人员告诉后才知道出事了，并赶到现场。沙韬到现场后，听康生讲到“苏枚跳楼了”。并看到曹轶欧正把苏枚抱在怀中。于是，沙韬催促赶紧把苏枚送往医院救治，但曹轶欧听到后并没有什么反应。后经沙韬一催再催，曹轶欧才松手。大家把苏枚送到医院，进行抢救。经抢救，苏枚总算保住了性命。沙韬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可以说尽到了一个秘书的责任，按说康生夫妇应感谢他才对，但事后他们颠倒黑白，说沙韬想害死苏枚，于是将苏枚从楼上推下去了。苏枚事件之后，康生夫妇即回京，不久他们住进了北京医院，沙韬也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意，结束了为康生当秘书的生涯。
受政治审查
沙韬结束秘书工作后，于1950年9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但三个月后，中央军委联络部（中调部前身——作者注）办公室主任杜长天受李克农部长之托，找到沙韬，对他说：曹轶欧已向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汇报，说你有政治问题，要你中断学习。自此，沙韬中断学业，回到原单位，边工作边接受审查。1953年高饶事件发生后，康生把沙韬的“问题”与饶漱石的问题牵扯到一起，由曹轶欧出面公开说沙韬“有政治问题”，饶漱石是沙韬的政治后台，由此沙韬被硬扯进当时的政治漩涡中。
当时，中央出于对康生的尊重，十分重视康生夫妇对沙韬问题的态度。1954年3月，由李克农部长主持，我父亲王涛江等具体运作，开始对沙韬本人和他夫人的情况进行审查。经过派人调查，由我父亲签署了对沙韬问题的调查报告，大意是：我们掌握了沙韬同志各个历史阶段的历次鉴定材料，据此我们的调查小组可确认，沙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尤其是在恶劣的环境中，表现始终是好的，这一点也已为群众所公认。根据沙韬参加革命后的表现，我们认为他无政治问题。沙韬夫人鱼惠茹同志在党的考验与自己的努力下，1947年入党，参加革命后表现好，政治上也无问题。这份调查报告送给了李克农审阅，李克农又召集中组部、公安部的领导进行研究，大家同意后报告送到刘少奇那里。刘少奇审阅、认可了这份报告，并批示说，康生怀疑沙韬有政治问题属他病时所言。经过调查，沙韬没有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康生曾在这个调查报告上批示：王涛江包庇刘少奇，替地主、国民党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沙韬辩护等——作者注）。当时对沙韬的审查是采取背对背的方式，沙韬本人对这些情况并不了解，是沙韬家人通过家信向他传递了这些消息。于是，沙韬要求组织上对自己的秘书工作做出一个结论，毛诚副部长便以李部长所说的话，“你没有问题，不用做结论”，肯定地答复了沙韬。尽管如此，在以后的时间里，沙韬仍被所谓的“政治问题”纠缠着。
1955年5月，根据康生的意思，李克农、罗青长、毛诚等人集体同沙韬做了一次面对面的交谈，要沙韬把康生提出的有关“沙韬与饶漱石的问题”谈出来。沙韬认为不存在这个问题，只好把做康生秘书时的情况认真地作了叙述。随后李克农部长表示让沙韬再好好想一想，写出一个文字材料，并强调一定要如实。几天后，沙韬写出文字材料，并送军委联络部领导传看。以后，在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建议下，此件一直存档。因对沙韬“背对背”与“面对面”的审查结果都不如康生所愿，康生又委派北京市公安系统的刘涌，直接参与对沙韬的政审，但因原则上公安系统的工作范围不涉及对这类问题的处理，以致搞得刘涌不知如何是好。后由李克农部长出面向刘涌等交底，“沙韬没有问题，没有必要这么做”，以免去了又要无端生出是非。
1955年底，组织决定对沙韬的工作进行调动，这也是康生向组织提出的要求。但由于康生同时强调，沙韬不能留在北京、不能进中央机关及要害部门，部领导无奈，只好将沙韬调往甘肃。当时我父亲（时任干部局局长）等建议要对沙韬采取保护措施，所以未把康生编造的所谓沙韬“有政治问题”的材料转去。沙韬到甘肃工作后将名字改为张韬，他原名就叫张韬，所以也是恢复本姓。在甘肃工作期间，沙韬的情绪从某种压抑感中解脱，工作起来渐渐感到心境宽松、愉快。
牢狱之灾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康生趁机培植亲信，纠集造反派势力，给沙韬罗列了“特务”、“罗瑞卿的走狗”等罪名，对他进行迫害。1967年8月上旬，中调部的造反派抄了部干部局的档案室，从保险柜中拿到有关“沙韬问题”的档案，将此交到部造反联络站，联络站的人又将这些文件作为绝密文件送到康生手里。8月17日，沙韬被人强行挟持到其工作单位的一间空屋内，被打得遍体鳞伤，随后被非法关押，失去人身自由长达8年之久。
在沙韬受政治审查及在甘肃工作期间，鉴于他本人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中调部领导遵循对党的干部政治生命负责的原则，对沙韬始终给予保护，从而得罪了康生。1967年8月底，康生召见了中调部罗青长和我父亲等人，用了5个多小时的时间对他们“训话”，大骂，你们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包庇地主、特务、“三反”分子沙韬。你们是我培养的人（康生当时负责中调部工作，包括干部任免——作者注），却站在我的对立面：刘少奇的批示向我隐瞒，还背着我重用沙韬。我算弄清楚了，你们是修正主义黑线上的人，中调部的领导是反党集团，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当时我父亲实事求是地讲了沙韬的情况，并说“沙韬没有问题”，康生便骂我父亲是“坏人”。为此，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戴高帽、游街、示众、批斗达300多次。尽管如此，以后每当提起“沙韬事件”，我父亲便会这样说：“共产党员不能说假话，瞎编出来的东西硬要我承认，我做不出来，打死我也做不出来。”后来，沙韬叔叔曾对我说过，“你父亲始终坚持‘沙韬政治历史清楚、品质好、没有问题、是好同志’的公道话，尤其是在逆境中。”杨尚昆、罗青长、凌云、毛诚等人也因“沙韬事件”受到牵连。被“沙韬事件”牵连的人还有安子文、罗瑞卿、谭震林、李克农、习仲勋、黄火青等。
1969年，曹轶欧给康生写报告，把沙韬的问题上挂到刘少奇、杨尚昆、罗瑞卿、安子文、饶漱石等人的问题上，并指出，沙韬的问题也与中调部领导的“问题”有关。这样，沙韬的问题便被定性为属于党的最高领导内部的“反革命叛徒集团”的“阴谋问题”。康生在曹轶欧的报告上做出意思相同的批示，并说中调部领导跟随刘少奇在以往对沙韬问题的处理中，采取了包庇态度，他对中调部将沙韬的职务予以提升的情况（甘肃省组织部副部长）表示不满，还鼓动中调部领导揭露刘少奇等人的问题。康生夫妇背着中央，在甘肃、吉林、中调部设立了三个沙韬专案组，并亲自出马，具体过问专案组的人事任命、工作计划、工作步骤、调查情况的编写等。康生曾授意甘肃的沙韬专案组：一定要“攻下”沙韬。他们强加给沙韬的罪名也越来越多，什么“蓝衣社特务”、“假党员”等。
在狱中，他们还逼迫沙韬反复交代问题，如调任秘书的内幕是什么？与李克农的特殊关系是怎样的？曾接受过李克农所布置的特殊任务是什么？为什么偷拆康生、曹轶欧的信？为什么监视康生？为什么害苏枚？与饶漱石有什么密谋与勾结？罗瑞卿、谭震林如何指使你迫害康生？怎样与山东分局副书记（傅秋涛）一起谋害康生？你要揭发后台刘少奇，等等。他们还按照康生的意志修改沙韬的日记，逼迫沙韬重抄这本已经修改过的日记，想依据被修改过的沙韬日记与笔记的手抄本（如增加了饶漱石与沙韬“密谋对付康生的对话”等等），达到他们落井下石的目的，而沙韬原来的真实日记则石沉大海，直到后来沙韬平反后仍未归还。
康生对沙韬等人的迫害是他20世纪50年代某种心病的彻底暴露与释放：康生对沙韬的怀疑，从客观视角上看，始终是子虚乌有的事，但他始终不能化解以至放弃这种不符合事实的揣测之心，由此转化为一种变态心理，即像我父亲所说：“这桌子上原本没有茶杯，偏偏说这桌子上确实有一个茶杯”，甚至“有时还会把桌子上的杯子说成是茶壶。”
1971年12月至1973年7月，沙韬在狱中曾8次写信给毛泽东，申诉自己的冤情。当时，他只有一支别人送给他的笔（为此，沙韬在出狱后一直未忘这位好心人——作者注），他只能用报刊的空白处和卫生纸写字。在信中，他曾说：“我的案子很大，为什么扣压，不让您知道？”“他们说我的主要问题已查清，但我的问题先不给定，让我等着；还说，我写什么材料由我，转不转，转给谁不由我，说因为我已没有党籍，没权利反映问题”；“他们说不能放我出去，怕我上北京告状”；“他们究竟欲求什么？他们这样做更深的用意是什么？我做交代、做检查已有十几年，我的问题究竟在哪儿？是什么……毛主席啊毛主席，我有冤不能伸，我冤、冤、冤……”作为西北汉子，沙韬性格中有倔强的一面，他把“近8年的囚徒生涯”看做是“没有硝烟的战场”，面对“康生、曹轶欧专权下的暴行”，他“凭借事实，凭借真理”与之抗争，哪怕把牢底坐穿，也要与“窃居我们党内崇高地位的野心家、阴谋家康曹夫妇”“顽强抗争”（引号内为沙韬语——作者注）。年过半百的沙韬在狱中已不指望自己还能活着出去，但是不把自己的冤情大白于天下，他死不瞑目。正是靠着这种宁死不屈、坚忍不拔的精神，沙韬于1975年5月17日出狱。沙韬叔叔曾对我说：“我有幸活着出狱”，说明“冬天总会过去”。
“我信历史最公平”
1977年10月24日，中央批文：康生、曹轶欧等人制造的张韬案件纯属冤案。经过反复审查，张韬政治历史清楚、无问题。过去强加于张韬的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有关材料予以销毁。在张韬案件中，张韬长期蒙受不白之冤，在政治上、精神上受到种种折磨与迫害，但面对康生、曹轶欧等人的无情打击与摧残，张韬一直坚持向党中央反映事实真相，这是正确的做法。就此，“沙韬的问题”得到彻底平反。
1979年3月，中央决定派沙韬进入中纪委的“康生专案组”，负责调查康生在中调部的问题。1980年10月，中央宣布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对其所做的《悼词》。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在党纪国法的公正审判下，康生、曹轶欧“带着沉重的孽债去见阎王了” （引号内为沙韬语——作者注）。提起往事，沙韬总是说：“我信天总会亮”，“我信历史最公平”。
（责任编辑 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