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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总统在外交政策上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主导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管理体系，而要达成这个目标的当务之急，是恢复世界对美国的信任和好感。
从来没有一个总统候选人像奥巴马那样吸引全世界眼球，也没有谁像他那样激起人们对美国的憧憬和幻想。
但是，激情和喧嚣总会退去，奥巴马接手的，是一个处境空前困难的美国：金融危机不仅打击了美国的经济，更使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发生了动摇；美国所大力倡导的、一度被全世界奉为圭臬的自由市场、全球化、民主等理念，现在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挑战；美国的道德形象出现了严重坍塌，第三世界反美情绪高涨，号令不行代替了过去的一呼百应。
金融危机和伊拉克战争终会过去，而如何重构美国和世界的关系、恢复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和吸引力，是更为根本的问题。奥巴马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不仅关乎美国的兴衰和自己的历史地位，也关乎世界的未来。
爱美国
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美国人的建国也经历了一场战争。“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人并没有立即建立起他们的联邦政府，将帅们打下了江山，却没有去坐江山，而是和自己的士兵一样一哄而散，解甲归田。于是，美国的建国过程竟是这样：先有一个关于国家的理想和一种精神，然后有宪法，最后有政府和总统。可以说，在充满流血和杀戮的人类政治史上，美国树立了新的道德标杆。
鸦片战争后，刚刚独立不久的美国，参与了八国联军，在庚子赔款中也捞了一把。但随即美国就将这笔钱，主要用于培养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虽说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但从詹天佑到胡适，一大批对我国近、现代历史有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其最重要的教育阶段都是在美国完成的。而彼时的美国远不似现在这样富得流油，甚至羽毛尚欠丰满。
美国真正走上世界政治的舞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14点计划”，倡导成立了“国际联盟”，并提出“废除秘密外交”、“民族自决”等原则。民族自决不仅意味着公正划定国界，还意味着解放人民，其中的非殖民化原则激发了一战后开始的非殖民化浪潮；外交、盟约的公开化原则开辟了民主外交新时代。虽然威尔逊回国后条约批准在国会受挫、美国未能参加而使国联的权威性和功能大打折扣，但“国联”毕竟是人类有史以来建立全球政府的第一次尝试，威尔逊计划包含的基本原则和体现的精神也代表着一种生机勃勃的人类理想。
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的实力达到顶峰，但美国并没有走上欧洲列强殖民化的老路，它没有要求赔款，而是出台了“马歇尔计划”来支持欧洲的重建，促进了日本的民主化，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并倡导成立了联合国，努力建立一个基于法律与多边机制和进程的世界新秩序。没有美国的参与，想必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行径不会那么快完结，东欧国家也很难结束斯大林式的独裁统治。美国通过自己的实践，使“民主”“自由”“人权”成为了普世价值，极大地提高了国际关系和各国统治者的道德水平，这是美国对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贡献。
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一个人的命运在出生时就注定了，但在逆境中取得成功的美国梦的不断出现，给世界很多地方处于绝望中的人们带来了希望。那么多的人不惜代价、不惧风险、翻山越岭要去美国，无非是相信在那里有更多成功的机会。前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在《走出纯真年代》一书中就认为：“美国与我们这个星球上几十亿穷苦人共同分享的一个最大礼物就是希望。美国让世界人民明白，自己的命运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注定不变了。在一个唯才是举、任人唯贤的社会里，任何人都有可能成功。当美国崛起为一个主要强国，它彻底改变了历史的发展脉络。”
人们对美国的期待和想象，当然包含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成分，但神话的存在往往比实现更重要，美国的所作所为曾使人们对此深怀憧憬。更重要的是，美国藉此和世界建立了良性的关系：不是奴役和被奴役、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而是一种全新的国家关系，其他国家对美国的领导不乏信服和好感。
恨美国
但是，美国对于道德和价值观的强调，本身就孕育了遭人反感的因子。一个整天把道德挂在嘴边的人，人们对他的道德境界自然有更高的期待和要求；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做了一件坏事，比卑劣的人做坏事更让人震惊和难以容忍，这是人性，也一样适用于国际关系。萨达姆无恶不作，人们几乎习以为常；美国虐待了战俘，全世界就指责美国“残忍”“虚伪”，这是美国不得不面对的道德困境。
当坐在“五月花”号船上的移民到达美洲大陆时，他们便以上帝选民的身份预言道：“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美国历史学家伯恩曾写道：“对某些美国领导人来说，这种使命感被解释为伦理的和宗教的。因为我们的德操，人们被上帝挑选出来在公正和正义方面指导和教育其他民族。另一些领导则认为，我们有责任向地球上落后地区传播文明，甚至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统治野蛮和无知的民族。”这种天赋使命和种族优越观念深深地烙印在美利坚民族的思想意识之中，他们像狂热的传教士一样，要把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的“劣等”种族与文明。这种高人一等的观念必然要反映到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中来。
于是乎，美国将对伊战争称之为“解放伊拉克人民”的行动，硬是要将“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强加给阿拉伯国家。然而不幸的是，美国以武力推行“理想”的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到处碰壁，更坏的是给对方带去种种不幸。基于道义价值之上的外交政策，常常混合出一种倔强的盲目行为以及十分危险的单独行动，正如威尔逊和杜勒斯所执行的那样，并没有明显使这个世界更加有道义，相反却导致走向死胡同，或导致走向一系列大灾难。
9·11事件发生后，法里德·扎卡里亚为《新闻周刊》撰写了名为《他们为什么憎恨我们》的封面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该文记录了美国在遭受攻击后的惊慌失措和疑惑，因为所有美国人都感到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国际先驱论坛报》所做的调查显示，90％的美国人认为是美国的强大和财富遭到了世界的忌恨，而压倒多数的非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为这个世界上的不公不义负责任。
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曾经无奈地抱怨美国的“国民性”：有强烈的人世和救世情结，对于美国制度与价值观的特殊性具有根深蒂固的乐观倾向，美国发动的战争必然是基于道义，是为了反对专制、普及民主的崇高目标而绝不是为了改变或维持均势这种卑劣心态。其实这种心态不独美国人有，其它各国包括中国在内亦然。只是美国特殊的国际地位，它的这种自以为是为害更大，更让人难以接受。
奥巴马的舞台
除了这一系列机制性的缺陷之外，布什总统上台后不久便以有损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为由，退出或废止了一系列国际条约：《京都议定书》、《反弹道导弹条约》、《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等，并抛开联合国擅自发动伊拉克战爭，损害和挑战了联合国安理会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权威和作用。美国对国际制度的种种背离和破坏，极大地消耗了其长久以来积累的外交资源，是对领导能力的破坏性开采。
当然，布什在第二任期里试图对以前的错误进行纠正，努力回到多边协商等传统路线上来，但成效不彰，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的道义形象严重受损，世界各国对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动机和公正产生疑虑。敬畏感消失以后，美国低成本的号召力没有了。以前美国发一个号召有很多国家服从，现在它发一个号召估计只有两个国家响应，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以色列，英国都不会跟着它走了。
奥巴马入主白宫，不仅证明了美国长期引以为豪的平等与个人价值理念，更重要的是他给人以更强调谈判，更关注第三世界，更了解世界多样性的印象，从而重新点燃了世界对美国的期待，这将是奥巴马的一个巨大外交资源。奥巴马在海外的超高人气，或许可以为他带来弥合分歧的优势。
未来，美国新总统在外交政策上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主导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管理体系，而要达成这个目标，当务之急是恢复世界对美国的信任和好感，修补美国和世界的传统关系。约瑟夫·奈认为，只要下任美国总统调整好对外政策，美国的“软实力”仍然是可以恢复的。
从来没有一个总统候选人像奥巴马那样吸引全世界眼球，也没有谁像他那样激起人们对美国的憧憬和幻想。
但是，激情和喧嚣总会退去，奥巴马接手的，是一个处境空前困难的美国：金融危机不仅打击了美国的经济，更使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发生了动摇；美国所大力倡导的、一度被全世界奉为圭臬的自由市场、全球化、民主等理念，现在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挑战；美国的道德形象出现了严重坍塌，第三世界反美情绪高涨，号令不行代替了过去的一呼百应。
金融危机和伊拉克战争终会过去，而如何重构美国和世界的关系、恢复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和吸引力，是更为根本的问题。奥巴马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不仅关乎美国的兴衰和自己的历史地位，也关乎世界的未来。
爱美国
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美国人的建国也经历了一场战争。“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人并没有立即建立起他们的联邦政府，将帅们打下了江山，却没有去坐江山，而是和自己的士兵一样一哄而散，解甲归田。于是，美国的建国过程竟是这样：先有一个关于国家的理想和一种精神，然后有宪法，最后有政府和总统。可以说，在充满流血和杀戮的人类政治史上，美国树立了新的道德标杆。
鸦片战争后，刚刚独立不久的美国，参与了八国联军，在庚子赔款中也捞了一把。但随即美国就将这笔钱，主要用于培养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虽说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但从詹天佑到胡适，一大批对我国近、现代历史有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其最重要的教育阶段都是在美国完成的。而彼时的美国远不似现在这样富得流油，甚至羽毛尚欠丰满。
美国真正走上世界政治的舞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14点计划”，倡导成立了“国际联盟”，并提出“废除秘密外交”、“民族自决”等原则。民族自决不仅意味着公正划定国界，还意味着解放人民，其中的非殖民化原则激发了一战后开始的非殖民化浪潮；外交、盟约的公开化原则开辟了民主外交新时代。虽然威尔逊回国后条约批准在国会受挫、美国未能参加而使国联的权威性和功能大打折扣，但“国联”毕竟是人类有史以来建立全球政府的第一次尝试，威尔逊计划包含的基本原则和体现的精神也代表着一种生机勃勃的人类理想。
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的实力达到顶峰，但美国并没有走上欧洲列强殖民化的老路，它没有要求赔款，而是出台了“马歇尔计划”来支持欧洲的重建，促进了日本的民主化，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并倡导成立了联合国，努力建立一个基于法律与多边机制和进程的世界新秩序。没有美国的参与，想必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行径不会那么快完结，东欧国家也很难结束斯大林式的独裁统治。美国通过自己的实践，使“民主”“自由”“人权”成为了普世价值，极大地提高了国际关系和各国统治者的道德水平，这是美国对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贡献。
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一个人的命运在出生时就注定了，但在逆境中取得成功的美国梦的不断出现，给世界很多地方处于绝望中的人们带来了希望。那么多的人不惜代价、不惧风险、翻山越岭要去美国，无非是相信在那里有更多成功的机会。前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在《走出纯真年代》一书中就认为：“美国与我们这个星球上几十亿穷苦人共同分享的一个最大礼物就是希望。美国让世界人民明白，自己的命运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注定不变了。在一个唯才是举、任人唯贤的社会里，任何人都有可能成功。当美国崛起为一个主要强国，它彻底改变了历史的发展脉络。”
人们对美国的期待和想象，当然包含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成分，但神话的存在往往比实现更重要，美国的所作所为曾使人们对此深怀憧憬。更重要的是，美国藉此和世界建立了良性的关系：不是奴役和被奴役、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而是一种全新的国家关系，其他国家对美国的领导不乏信服和好感。
恨美国
但是，美国对于道德和价值观的强调，本身就孕育了遭人反感的因子。一个整天把道德挂在嘴边的人，人们对他的道德境界自然有更高的期待和要求；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做了一件坏事，比卑劣的人做坏事更让人震惊和难以容忍，这是人性，也一样适用于国际关系。萨达姆无恶不作，人们几乎习以为常；美国虐待了战俘，全世界就指责美国“残忍”“虚伪”，这是美国不得不面对的道德困境。
当坐在“五月花”号船上的移民到达美洲大陆时，他们便以上帝选民的身份预言道：“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美国历史学家伯恩曾写道：“对某些美国领导人来说，这种使命感被解释为伦理的和宗教的。因为我们的德操，人们被上帝挑选出来在公正和正义方面指导和教育其他民族。另一些领导则认为，我们有责任向地球上落后地区传播文明，甚至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统治野蛮和无知的民族。”这种天赋使命和种族优越观念深深地烙印在美利坚民族的思想意识之中，他们像狂热的传教士一样，要把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的“劣等”种族与文明。这种高人一等的观念必然要反映到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中来。
于是乎，美国将对伊战争称之为“解放伊拉克人民”的行动，硬是要将“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强加给阿拉伯国家。然而不幸的是，美国以武力推行“理想”的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到处碰壁，更坏的是给对方带去种种不幸。基于道义价值之上的外交政策，常常混合出一种倔强的盲目行为以及十分危险的单独行动，正如威尔逊和杜勒斯所执行的那样，并没有明显使这个世界更加有道义，相反却导致走向死胡同，或导致走向一系列大灾难。
9·11事件发生后，法里德·扎卡里亚为《新闻周刊》撰写了名为《他们为什么憎恨我们》的封面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该文记录了美国在遭受攻击后的惊慌失措和疑惑，因为所有美国人都感到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国际先驱论坛报》所做的调查显示，90％的美国人认为是美国的强大和财富遭到了世界的忌恨，而压倒多数的非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为这个世界上的不公不义负责任。
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曾经无奈地抱怨美国的“国民性”：有强烈的人世和救世情结，对于美国制度与价值观的特殊性具有根深蒂固的乐观倾向，美国发动的战争必然是基于道义，是为了反对专制、普及民主的崇高目标而绝不是为了改变或维持均势这种卑劣心态。其实这种心态不独美国人有，其它各国包括中国在内亦然。只是美国特殊的国际地位，它的这种自以为是为害更大，更让人难以接受。
奥巴马的舞台
除了这一系列机制性的缺陷之外，布什总统上台后不久便以有损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为由，退出或废止了一系列国际条约：《京都议定书》、《反弹道导弹条约》、《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等，并抛开联合国擅自发动伊拉克战爭，损害和挑战了联合国安理会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权威和作用。美国对国际制度的种种背离和破坏，极大地消耗了其长久以来积累的外交资源，是对领导能力的破坏性开采。
当然，布什在第二任期里试图对以前的错误进行纠正，努力回到多边协商等传统路线上来，但成效不彰，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的道义形象严重受损，世界各国对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动机和公正产生疑虑。敬畏感消失以后，美国低成本的号召力没有了。以前美国发一个号召有很多国家服从，现在它发一个号召估计只有两个国家响应，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以色列，英国都不会跟着它走了。
奥巴马入主白宫，不仅证明了美国长期引以为豪的平等与个人价值理念，更重要的是他给人以更强调谈判，更关注第三世界，更了解世界多样性的印象，从而重新点燃了世界对美国的期待，这将是奥巴马的一个巨大外交资源。奥巴马在海外的超高人气，或许可以为他带来弥合分歧的优势。
未来，美国新总统在外交政策上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主导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管理体系，而要达成这个目标，当务之急是恢复世界对美国的信任和好感，修补美国和世界的传统关系。约瑟夫·奈认为，只要下任美国总统调整好对外政策，美国的“软实力”仍然是可以恢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