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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政府和学界忽视了出口管制与自由贸易区两种制度之间的必要联系。实际上，通过考察两者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制度并不是割裂开来，毫不相关的；恰恰相反，两者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合理的出口管制是自由贸易区制度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表面上存在矛盾
通过考察发展历史，自由贸易区制度是为满足资本扩张的需求，随着自由贸易的推行而迅速发展起来的。自由贸易区成员国之间实施特殊优惠的贸易政策，削减甚至取消关税和限制性贸易法规，最终达到商品自由流通，从而帮助成员国扩大出口，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自贸区制度的基本价值是鼓励出口，创造统一市场，实现自由贸易，从而追求个人和国家的经济利益。
反观出口管制却是对出口的管理和控制。出口管制通常被界定为一国为达到特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目的，对出口进行限制的行为。出口管制是国家干预贸易的方式之一，管制的理由主要有维护国家安全、外交政策以及战略性资源保护等。出口管制可以防范敏感商品和技术流向那些可能威胁本国或国际社会安全的国家和地区，但是它同时也意味着对本国经济利益一定程度的牺牲。出口经营者需要花费人力、物力申请出口许可证，国家管理部门需要大量的工作进行管制审查；出口管制范围内的商品和技术通常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和较高的经济价值，限制出口给企业带来的损失也更大；从整个国际市场范围内来讲，严格的出口管制还会造成本国经营者丧失贸易机会，降低国际竞争力，导致经营者和国家经济利益受损。从这个角度来看，出口管制的制度初衷的确与自贸区制度的价值核心相悖，但是，在自贸区内应当排除出口管制么？我们还必须深入考察出口管制制度的根本价值。
出口管制是自由贸易区存在的前提
应该说，出口管制与自由贸易区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自由贸易与贸易管制之间的矛盾。经济学理论和社会实践都证明，自由贸易只能是一种相对的贸易自由化趋势而不可能是一种绝对的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和贸易干预表象是矛盾的，但从政策选择的出发点来看，自由贸易和贸易干预的政策取向具有一定的统一性，即都立足于本国经济及其他利益的考虑。
这一原理也体现在出口管制和自由贸易区之间的关系上。无论是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还是防止短缺性资源流失，出口管制的核心价值都是维护国家、公民的基本生存安全。出口管制所关注的是社会秩序的稳定，而自由贸易区的制度安排关注的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稳定、安全的社会秩序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实践中值得注意的是，一国特别是大国的出口管制制度不仅是对本国安全的维护，在自由贸易协定中，对自贸区所有成员国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自由贸易区成员国之间可以实现货物或技术的自由流通，但各成员国对非成员国的贸易政策则各自独立，严宽不一。这给敏感物项或技术流向带来了风险，一些恐怖主义国家或组织有可能利用出口管制制度相对宽松或监管不力的自由贸易区成员国获取敏感物项或技术。这种情况下，成员国，特别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科技经济实力较强成员国实施完善的出口管制制度就对整个自贸区建设非常必要，例如完善出口管制中的“视同出口”制度。
可见，自由贸易区与出口管制表面上存在矛盾冲突，但从政策选择的出发点来看，自由贸易区和出口管制的政策取向具有统一性，即必须立足于国家安全，进而追求和维护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个意义上来说，出口管制是自由贸易区的前提和基本保障。
两者需有机结合
既然出口管制和自由贸易区制度是紧密联系的整体，出口管制更是自由贸易区制度存在的前提和基本保障，那么在制度的战略执行上必须将两者统一起来。
一方面，出口管制应当成为自由贸易协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主要是关于关税减免、非关税壁垒的消除、争端解决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渐增加了环境和劳工保护，甚至政治对话等更多领域的相互承诺。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包括，降低与取消关税、汽车产品、开放金融保险市场、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争议解决等内容。在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并没有关于出口管制的明确约定。这一方面是由于出口管制属于一国的国内安全政策，并不需要其他国家的认可；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在当前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各国并没有给出口管制制度以应有的重视。
如前所述，出口管制与自由贸易区是有机的统一体，出口管制制度是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有效保障，有必要在自由贸易协定中明确约定。通过明确说明，可以将出口管制作为自由贸易的例外，从而减少贸易争端；同时，通过双边或多边的谈判，一国可以将本国的出口管制制度推行到自由贸易区各成员国，从而最大程度上避免管制物项流向威胁本国的国家或地区。
在自由贸易区协定中对出口管制的约定应当包含“全面管制”原则。出口管制主要的方式是清单控制，即把许可、禁止以及限制出口的物项归类成不同的清单，由管理部门按照清单进行管制。但是，管制清单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管制需求。很多非清单类物品仍可能具有军事用途，例如，某些普通设备、钢板却可称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原料；而且，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新技术层出不穷，但是修改清单需要复杂的程序，很难达到同步管制。因此，为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必须采取全面管制原则，即出口经营者知道或应该知道所出口的物项和技术将被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即使拟出口的物项或技术可能不属管制淸单范围，都应当申请出口许可证。
另一方面，选择出口管制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自由贸易区因素。
制定国别清单是各国出口管制制度的通行做法，这是因为不同国家对本国的国家安全威胁是不同的。因此，需要根据其威胁程度对不同国家采用不同程度的管制，例如美国根据出口管制的严厉程度，将出口目的国家分为A、B、C、D、E共5组，其中E组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和单边禁运国家。在制定国别清单时，应当对自由贸易区的合作伙伴予以充分考虑。对于拥有共同利益、地缘优势的贸易伙伴可以选择较为宽松的出口管制政策。例如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于1994年组成北美自由贸易区，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美国一直将加拿大和墨西哥作为盟国，采取宽松的出口管制政策，甚至对加拿大采取了几乎不管制的态度。
综上所述，出口管制和自由贸易区制度在表面上存在着冲突，但是在实质上却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研究这两者的关系对中国也有着现实的意义。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起步较晚，为了应对国际竞争，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中国自由贸易区发展很快。目前，中国正与五大洲的29个国家和地区建设16个自贸区。其中，已经签署并实施10个自贸协定，分别是中国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自贸协定，中国大陆与香港、澳门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以及与台湾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在商建的自贸区有6个，分别是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澳大利亚、挪威、瑞士、冰岛、韩国自贸区。厘清自由贸易区制度和出口管制制度的关系将有助于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并在自由贸易区实践中取得优势地位。
表面上存在矛盾
通过考察发展历史，自由贸易区制度是为满足资本扩张的需求，随着自由贸易的推行而迅速发展起来的。自由贸易区成员国之间实施特殊优惠的贸易政策，削减甚至取消关税和限制性贸易法规，最终达到商品自由流通，从而帮助成员国扩大出口，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自贸区制度的基本价值是鼓励出口，创造统一市场，实现自由贸易，从而追求个人和国家的经济利益。
反观出口管制却是对出口的管理和控制。出口管制通常被界定为一国为达到特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目的，对出口进行限制的行为。出口管制是国家干预贸易的方式之一，管制的理由主要有维护国家安全、外交政策以及战略性资源保护等。出口管制可以防范敏感商品和技术流向那些可能威胁本国或国际社会安全的国家和地区，但是它同时也意味着对本国经济利益一定程度的牺牲。出口经营者需要花费人力、物力申请出口许可证，国家管理部门需要大量的工作进行管制审查；出口管制范围内的商品和技术通常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和较高的经济价值，限制出口给企业带来的损失也更大；从整个国际市场范围内来讲，严格的出口管制还会造成本国经营者丧失贸易机会，降低国际竞争力，导致经营者和国家经济利益受损。从这个角度来看，出口管制的制度初衷的确与自贸区制度的价值核心相悖，但是，在自贸区内应当排除出口管制么？我们还必须深入考察出口管制制度的根本价值。
出口管制是自由贸易区存在的前提
应该说，出口管制与自由贸易区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自由贸易与贸易管制之间的矛盾。经济学理论和社会实践都证明，自由贸易只能是一种相对的贸易自由化趋势而不可能是一种绝对的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和贸易干预表象是矛盾的，但从政策选择的出发点来看，自由贸易和贸易干预的政策取向具有一定的统一性，即都立足于本国经济及其他利益的考虑。
这一原理也体现在出口管制和自由贸易区之间的关系上。无论是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还是防止短缺性资源流失，出口管制的核心价值都是维护国家、公民的基本生存安全。出口管制所关注的是社会秩序的稳定，而自由贸易区的制度安排关注的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稳定、安全的社会秩序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实践中值得注意的是，一国特别是大国的出口管制制度不仅是对本国安全的维护，在自由贸易协定中，对自贸区所有成员国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自由贸易区成员国之间可以实现货物或技术的自由流通，但各成员国对非成员国的贸易政策则各自独立，严宽不一。这给敏感物项或技术流向带来了风险，一些恐怖主义国家或组织有可能利用出口管制制度相对宽松或监管不力的自由贸易区成员国获取敏感物项或技术。这种情况下，成员国，特别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科技经济实力较强成员国实施完善的出口管制制度就对整个自贸区建设非常必要，例如完善出口管制中的“视同出口”制度。
可见，自由贸易区与出口管制表面上存在矛盾冲突，但从政策选择的出发点来看，自由贸易区和出口管制的政策取向具有统一性，即必须立足于国家安全，进而追求和维护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个意义上来说，出口管制是自由贸易区的前提和基本保障。
两者需有机结合
既然出口管制和自由贸易区制度是紧密联系的整体，出口管制更是自由贸易区制度存在的前提和基本保障，那么在制度的战略执行上必须将两者统一起来。
一方面，出口管制应当成为自由贸易协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主要是关于关税减免、非关税壁垒的消除、争端解决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渐增加了环境和劳工保护，甚至政治对话等更多领域的相互承诺。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包括，降低与取消关税、汽车产品、开放金融保险市场、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争议解决等内容。在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并没有关于出口管制的明确约定。这一方面是由于出口管制属于一国的国内安全政策，并不需要其他国家的认可；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在当前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各国并没有给出口管制制度以应有的重视。
如前所述，出口管制与自由贸易区是有机的统一体，出口管制制度是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有效保障，有必要在自由贸易协定中明确约定。通过明确说明，可以将出口管制作为自由贸易的例外，从而减少贸易争端；同时，通过双边或多边的谈判，一国可以将本国的出口管制制度推行到自由贸易区各成员国，从而最大程度上避免管制物项流向威胁本国的国家或地区。
在自由贸易区协定中对出口管制的约定应当包含“全面管制”原则。出口管制主要的方式是清单控制，即把许可、禁止以及限制出口的物项归类成不同的清单，由管理部门按照清单进行管制。但是，管制清单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管制需求。很多非清单类物品仍可能具有军事用途，例如，某些普通设备、钢板却可称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原料；而且，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新技术层出不穷，但是修改清单需要复杂的程序，很难达到同步管制。因此，为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必须采取全面管制原则，即出口经营者知道或应该知道所出口的物项和技术将被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即使拟出口的物项或技术可能不属管制淸单范围，都应当申请出口许可证。
另一方面，选择出口管制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自由贸易区因素。
制定国别清单是各国出口管制制度的通行做法，这是因为不同国家对本国的国家安全威胁是不同的。因此，需要根据其威胁程度对不同国家采用不同程度的管制，例如美国根据出口管制的严厉程度，将出口目的国家分为A、B、C、D、E共5组，其中E组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和单边禁运国家。在制定国别清单时，应当对自由贸易区的合作伙伴予以充分考虑。对于拥有共同利益、地缘优势的贸易伙伴可以选择较为宽松的出口管制政策。例如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于1994年组成北美自由贸易区，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美国一直将加拿大和墨西哥作为盟国，采取宽松的出口管制政策，甚至对加拿大采取了几乎不管制的态度。
综上所述，出口管制和自由贸易区制度在表面上存在着冲突，但是在实质上却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研究这两者的关系对中国也有着现实的意义。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起步较晚，为了应对国际竞争，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中国自由贸易区发展很快。目前，中国正与五大洲的29个国家和地区建设16个自贸区。其中，已经签署并实施10个自贸协定，分别是中国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自贸协定，中国大陆与香港、澳门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以及与台湾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在商建的自贸区有6个，分别是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澳大利亚、挪威、瑞士、冰岛、韩国自贸区。厘清自由贸易区制度和出口管制制度的关系将有助于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并在自由贸易区实践中取得优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