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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民族院校及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学生的增多，少数民族师生关系成为少数民族教育教学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笔者结合多年对民族班级的教学管理经验及思考，基于符号互动理论，对其师生交往符号特征进行分析和总结，并提出重构少数民族师生交往关系的建议。
关键词：师生交往、少数民族、符号互动理论
【中图分类号】G424.1
乔治·米德和赫伯特·布卢默等人创立的符号互动论指出社会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产生的，个体在交往活动中，扮演角色、采纳他人的态度并以此来控制和调节自身的行为和能力，而这一切基于具有共同意义的符号及其应用成为现实[1]。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认为人不仅是理性的动物，还是符号的动物，他将符号定义为“人们共同约定的用来指称一定对象的标志物，它包括以任何形式通过感觉来显示意义的全部现象。”并指出符号包括“表意的姿态”与“语言”[2]。符号不仅具有指称、交流的的功能，还是人类进行逻辑思维的载体，因此在人类社会交往的过程中，交往主体无不通过符号来表达、解释自我的意义和探寻他人的态度，从而达成共同的理解。作为人类社会交往关系中的一种，师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交往关系也基于符号的互动对话来完成，教师和学生作为互动的双方，通过具有协定意义的姿态和语言，对教学内容达成解释和理解，并因此而调控下一步的行动。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少数民族学生人数急速增长，教师与少数民族学生之间常处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在日常管理和教育教学的交流和沟通过程中出现的磨合和摩擦，使少数民族师生关系成为教育教学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笔者结合多年对民族班级的教学管理经验及思考，基于符号互动理论，对高校少数民族师生间教学交往的符号特征进行分析和总结，并提出重构少数民族师生交往关系的建议。
一、高校少数民族师生教学交往的符号特征
中国各少数民族社会形态十分复杂，随地域、历史、环境等因素，民族间社会经济、文化和制度发展表现出极大差异，同时，同一民族自身社会发展也相差甚远，因此属于不同社会的群体进行交流与沟通时所使用的语言、行为、表情等符号带有其深刻的文化烙印，反映出不同的社会特征。
（1）少数民族师生交往中符号的社会性
符号的意义产生于社会关系和过程中，脱离社会关系，则符号失去其产生和依赖的客观基础。作为米德符号互动理论的基础，米德社会心理学更为重视社会中个体或群体之间交互作用的社会过程，社会在个体运用符号进行交互联系和沟通的过程中产生，社会关系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教学过程中师生间发生的交往行为本身反映出特定的社会关系，符号作为载体和工具也带有明显的社会性，体现出个体与制度之间的理解和制度对个体交往行为的影响，如学校管理制度、教学制度、班级规定等在教学交往过程中的体现。另外，教学交往行为本身及其目的，都反映着社会的需求和期盼，教学中交往主体的注意力更集中于认知过程中沟通符号的社会感知和社会意义方面。少数民族师生间交往也难以避免不同社会不同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尤其站在符号互动理论的角度，少数民族师生间交往过程中的语言、行为、表情等符号有其特定的社会建构性，具有不同的涵义和解释，师生交往内容和形式变得更为复杂，具有鲜明的社会性特征。
（2）少数民族师生交往符号意义的生成性与教育性
交往符号的意义具有普遍性的同时又具有灵活多变性，不同的场域与情境下，同一符号可由主体赋予不同的意义。少数民族师生间的教学过程也是基于教学行为和语言通过交互对话完成，但其中掺杂着两种文化的交融和碰撞，其符号意义的生成一方面源于教学内容的解释和理解，一方面源于师生姿态和言语的对话性生成，而教学也基于此既达成对教学内容的深化和内化，同时在对话互动过程中创造出符号的新内涵。少数民族师生教学交往过程所用符号包含文本形式的呈现、教师学生的口头语言及其所表现的表情、动作、行为等姿态，在交互使用的过程中，须以共同的符号约定为基础，交往双方体悟并理解相互的观点、情感，从而达成知识的共同理解。
米德常使用“突现”来描绘新语义不断产生的过程，但这过程只发生在特定的情况和境遇下，并基于符号的社会建构性和灵活多变性，通过解释过程不断加以修正而产生，“客体并没有固定的意义，意义在互动过程中形成与变化；在符号互动中，客体被创造、被肯定、被改变、被抛弃。”[3]处于教学互动中的师生不时的根据其已有经验和当下所处情境和教学及学习目的来选择、检查、重组和改变自己原来符号系统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交往主体能动的做出抉择，而不是环境刺激的被动反应，这种符号意义的不断变化使教学过程中突现的产生成为可能。
（3）少数民族师生交往符号的文化差异性
少数民族师生交往互动中所使用的符号来自不同社会群体，交往主体在教学活动和关系中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使用自己群体的语言、行为符号，表达着自己的个人意愿，在两种文化的交互沟通中便会出现符号意义的歧义性。教师作为主流文化的传递者和社会代表者，其言行举止、价值观念、信念、态度等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具有非主流文化背景的少数民族学生作为文化的接受者和学习者，在其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常成为教师权威的附庸，文化的被动接受者，难以理解知识的本质，不能体悟教学交往真正的教育目的。师生间的文化差异性一方面是交往双方基于对彼此文化的兴趣，能够了解和包容彼此，能深入文化的差异，并达成共识和同情，从而促进良好交往关系的建立。但另一方面，由于文华差异性表现在交往工具的语言、姿态符号上的差异，造成交流和沟通的不畅和困难，表错意或不达其意造成双方理解的偏差，使教学过程难以进行或效果甚微，从而阻碍对师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文化差异性是少数民族师生交往关系复杂化的主要原因。
二、基于符号互动理论重构高校少数民族师生交往关系
（1）重构少数民族师生交往关系中“我”与“你”的平等关系。 处于不同文化和社会群体的少数民族师生进行互动对话的前提和基础应是平等，是“我”与“你”的关系，教学中主体双方参与的是一种精神交往过程，符号是交往的主要手段，其关系发展过程经历三个阶段：对话、理解和共生，对话由以相互理解、相互合作、共生共存的对话意识为宗旨，师生共同塑造对话文本，并通过对文本的解释和内化促进师生关系的自主建构和自我发展。对交往符号意义的理解和共识是师生关系发展的重要驱动，建立在平等对话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才能达成师生间和谐的共生与共存，才是师生关系追求的理想境界。
（2）打破少数民族师生交往互动的时空局限
符号的意义与形式是某一群体共同协商和赋予的，是一种社会共识，被同一社会群体流传和使用，如语言、表情、行为符号都是如此，都具有其约定俗成的意义，尤其如社会制度和规定，被大家共同遵守与应用。“意义的客观基础存在于社会行动中，或者说，实际上存在于它与这样一种社会行动的关系之中”[4]。来自不同社会群体和文化环境的少数民族师生，带着不同民族的文化烙印，在学校教育教学过程中相遇，使得教学不单是一种知识的传递，而是互动双方表达自己的意义和体悟对方的理解，并通过对话使教师和学生之间达成一种视域融合和文化融合。在现代教育理论和技术的支持下，符号互动论应扩大所关注的范围，从个人与个人之间直接的面对面的互动，到信息时代网络背景下各种沟通渠道、多种形式、多主体间的领域更为广阔的师生互动，从课堂教学内容到彼此学习生活的各个领域，从学校生活到校外社会活动参与，从有限课时到课余生活中各时段各种媒介，打开了师生互动的新时代，而在更为广阔的互动领域中，教师和学生也面临着更多挑战。
（3）创建互动情境促进少数民族师生交往关系的发展
符号的形式和意义是由某一群人共同约定并建构的，并符合一定的场域和情境，由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社会和文化影响，“人所使用的所有符号都是有意义的，对于构成生活环境的所有事物，人都可以主观地赋予意义和解释，并能理解其意义。”[5]但使交往复杂化的是符号的意义并不是不变的，而是基于特定的环境和境遇变化而生成的，人类社会的交往随着不断变化的符号及其意义产生新的矛盾冲突并通过沟通与协调从而达成共识。因此在少数民族师生互动过程中重视教育教学情境的创设和营造，教学中使用的有声的语言、无声的表情、行为和姿势在特定的境遇下才能生成和突现新的意义和情感，基于此的交流和互动都会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并教育彼此，双方在个人生动的经验中分析和理解意义，在交流中不断发展和丰富认识。
参考文献：
[1][4]乔治·米德著，赵月瑟译.心灵、自我与社会[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26，63.
[2]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3，51
[3]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277.
[5]雷德鹤.论个体互动中的符号田[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4（l2）
[6]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277.
关键词：师生交往、少数民族、符号互动理论
【中图分类号】G424.1
乔治·米德和赫伯特·布卢默等人创立的符号互动论指出社会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产生的，个体在交往活动中，扮演角色、采纳他人的态度并以此来控制和调节自身的行为和能力，而这一切基于具有共同意义的符号及其应用成为现实[1]。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认为人不仅是理性的动物，还是符号的动物，他将符号定义为“人们共同约定的用来指称一定对象的标志物，它包括以任何形式通过感觉来显示意义的全部现象。”并指出符号包括“表意的姿态”与“语言”[2]。符号不仅具有指称、交流的的功能，还是人类进行逻辑思维的载体，因此在人类社会交往的过程中，交往主体无不通过符号来表达、解释自我的意义和探寻他人的态度，从而达成共同的理解。作为人类社会交往关系中的一种，师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交往关系也基于符号的互动对话来完成，教师和学生作为互动的双方，通过具有协定意义的姿态和语言，对教学内容达成解释和理解，并因此而调控下一步的行动。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少数民族学生人数急速增长，教师与少数民族学生之间常处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在日常管理和教育教学的交流和沟通过程中出现的磨合和摩擦，使少数民族师生关系成为教育教学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笔者结合多年对民族班级的教学管理经验及思考，基于符号互动理论，对高校少数民族师生间教学交往的符号特征进行分析和总结，并提出重构少数民族师生交往关系的建议。
一、高校少数民族师生教学交往的符号特征
中国各少数民族社会形态十分复杂，随地域、历史、环境等因素，民族间社会经济、文化和制度发展表现出极大差异，同时，同一民族自身社会发展也相差甚远，因此属于不同社会的群体进行交流与沟通时所使用的语言、行为、表情等符号带有其深刻的文化烙印，反映出不同的社会特征。
（1）少数民族师生交往中符号的社会性
符号的意义产生于社会关系和过程中，脱离社会关系，则符号失去其产生和依赖的客观基础。作为米德符号互动理论的基础，米德社会心理学更为重视社会中个体或群体之间交互作用的社会过程，社会在个体运用符号进行交互联系和沟通的过程中产生，社会关系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教学过程中师生间发生的交往行为本身反映出特定的社会关系，符号作为载体和工具也带有明显的社会性，体现出个体与制度之间的理解和制度对个体交往行为的影响，如学校管理制度、教学制度、班级规定等在教学交往过程中的体现。另外，教学交往行为本身及其目的，都反映着社会的需求和期盼，教学中交往主体的注意力更集中于认知过程中沟通符号的社会感知和社会意义方面。少数民族师生间交往也难以避免不同社会不同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尤其站在符号互动理论的角度，少数民族师生间交往过程中的语言、行为、表情等符号有其特定的社会建构性，具有不同的涵义和解释，师生交往内容和形式变得更为复杂，具有鲜明的社会性特征。
（2）少数民族师生交往符号意义的生成性与教育性
交往符号的意义具有普遍性的同时又具有灵活多变性，不同的场域与情境下，同一符号可由主体赋予不同的意义。少数民族师生间的教学过程也是基于教学行为和语言通过交互对话完成，但其中掺杂着两种文化的交融和碰撞，其符号意义的生成一方面源于教学内容的解释和理解，一方面源于师生姿态和言语的对话性生成，而教学也基于此既达成对教学内容的深化和内化，同时在对话互动过程中创造出符号的新内涵。少数民族师生教学交往过程所用符号包含文本形式的呈现、教师学生的口头语言及其所表现的表情、动作、行为等姿态，在交互使用的过程中，须以共同的符号约定为基础，交往双方体悟并理解相互的观点、情感，从而达成知识的共同理解。
米德常使用“突现”来描绘新语义不断产生的过程，但这过程只发生在特定的情况和境遇下，并基于符号的社会建构性和灵活多变性，通过解释过程不断加以修正而产生，“客体并没有固定的意义，意义在互动过程中形成与变化；在符号互动中，客体被创造、被肯定、被改变、被抛弃。”[3]处于教学互动中的师生不时的根据其已有经验和当下所处情境和教学及学习目的来选择、检查、重组和改变自己原来符号系统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交往主体能动的做出抉择，而不是环境刺激的被动反应，这种符号意义的不断变化使教学过程中突现的产生成为可能。
（3）少数民族师生交往符号的文化差异性
少数民族师生交往互动中所使用的符号来自不同社会群体，交往主体在教学活动和关系中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使用自己群体的语言、行为符号，表达着自己的个人意愿，在两种文化的交互沟通中便会出现符号意义的歧义性。教师作为主流文化的传递者和社会代表者，其言行举止、价值观念、信念、态度等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具有非主流文化背景的少数民族学生作为文化的接受者和学习者，在其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常成为教师权威的附庸，文化的被动接受者，难以理解知识的本质，不能体悟教学交往真正的教育目的。师生间的文化差异性一方面是交往双方基于对彼此文化的兴趣，能够了解和包容彼此，能深入文化的差异，并达成共识和同情，从而促进良好交往关系的建立。但另一方面，由于文华差异性表现在交往工具的语言、姿态符号上的差异，造成交流和沟通的不畅和困难，表错意或不达其意造成双方理解的偏差，使教学过程难以进行或效果甚微，从而阻碍对师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文化差异性是少数民族师生交往关系复杂化的主要原因。
二、基于符号互动理论重构高校少数民族师生交往关系
（1）重构少数民族师生交往关系中“我”与“你”的平等关系。 处于不同文化和社会群体的少数民族师生进行互动对话的前提和基础应是平等，是“我”与“你”的关系，教学中主体双方参与的是一种精神交往过程，符号是交往的主要手段，其关系发展过程经历三个阶段：对话、理解和共生，对话由以相互理解、相互合作、共生共存的对话意识为宗旨，师生共同塑造对话文本，并通过对文本的解释和内化促进师生关系的自主建构和自我发展。对交往符号意义的理解和共识是师生关系发展的重要驱动，建立在平等对话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才能达成师生间和谐的共生与共存，才是师生关系追求的理想境界。
（2）打破少数民族师生交往互动的时空局限
符号的意义与形式是某一群体共同协商和赋予的，是一种社会共识，被同一社会群体流传和使用，如语言、表情、行为符号都是如此，都具有其约定俗成的意义，尤其如社会制度和规定，被大家共同遵守与应用。“意义的客观基础存在于社会行动中，或者说，实际上存在于它与这样一种社会行动的关系之中”[4]。来自不同社会群体和文化环境的少数民族师生，带着不同民族的文化烙印，在学校教育教学过程中相遇，使得教学不单是一种知识的传递，而是互动双方表达自己的意义和体悟对方的理解，并通过对话使教师和学生之间达成一种视域融合和文化融合。在现代教育理论和技术的支持下，符号互动论应扩大所关注的范围，从个人与个人之间直接的面对面的互动，到信息时代网络背景下各种沟通渠道、多种形式、多主体间的领域更为广阔的师生互动，从课堂教学内容到彼此学习生活的各个领域，从学校生活到校外社会活动参与，从有限课时到课余生活中各时段各种媒介，打开了师生互动的新时代，而在更为广阔的互动领域中，教师和学生也面临着更多挑战。
（3）创建互动情境促进少数民族师生交往关系的发展
符号的形式和意义是由某一群人共同约定并建构的，并符合一定的场域和情境，由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社会和文化影响，“人所使用的所有符号都是有意义的，对于构成生活环境的所有事物，人都可以主观地赋予意义和解释，并能理解其意义。”[5]但使交往复杂化的是符号的意义并不是不变的，而是基于特定的环境和境遇变化而生成的，人类社会的交往随着不断变化的符号及其意义产生新的矛盾冲突并通过沟通与协调从而达成共识。因此在少数民族师生互动过程中重视教育教学情境的创设和营造，教学中使用的有声的语言、无声的表情、行为和姿势在特定的境遇下才能生成和突现新的意义和情感，基于此的交流和互动都会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并教育彼此，双方在个人生动的经验中分析和理解意义，在交流中不断发展和丰富认识。
参考文献：
[1][4]乔治·米德著，赵月瑟译.心灵、自我与社会[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26，63.
[2]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3，51
[3]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277.
[5]雷德鹤.论个体互动中的符号田[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4（l2）
[6]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