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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大社会”计划是英国首相卡梅伦提出的社会改革计划，该计划于2010年7月正式启动，是政府转变管理方式的全新尝试，目的是向当地社区、慈善机构和公众下放更多权力和资金，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水平，从而建立一个更大、更好的社会。
2012年4月10日，英国上议院议员韦鸣恩爵士接受《当代世界》杂志社记者专访，围绕“大社会”的由来、主旨思想及推动进程，介绍了英国社会管理创新方式的基本做法，并对中国的社会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以下是访谈实录。
记者：阁下被卡梅伦首相委任为政府顾问，专门就“大社会”计划提供决策咨询，您甚至被外界称为“大社会先生”，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大社会”的由来？
韦鸣恩：实际上“大社会”思想一直是保守党政府的一部分，保守党认为要想让社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不仅取决于政府，还取决于公众。2010年英国大选之前，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英国，公众参与社会活动的空间有限，很多问题的解决都脱离了公众的参与，同时在英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债务问题，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政府过于庞大，费用超支造成的，以上两点引发了“大社会”计划的讨论。
记者：“大社会”是一项规模庞大的计划，涉及的领域众多，英国政府是如何推进的？
韦鸣恩：实际上“大社会”的思想，更像是一个主导思想和原则，其主旨就是让更多的非政府行为体能够参与政府的服务提供。
“大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把一些中央的机制对公众开放，这就像互联网发展的过程一样。在互联网发展初始阶段，像史蒂夫·乔布斯和比尔·盖茨这些人，他们通过使用校园的电脑，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平台。“大社会”计划有一些具体的实行主体，如社区的组织者、国家服务局等等，这些主体通过提供一些服务，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参与其中。“大社会”计划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例如在教育、医疗等方面逐渐向公众开放，让更多的人受益，这是推行“大社会”的一个主要目的。
“大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中间层的发展。如果说第一阶段就像开发电脑主板一样，那么下一个发展阶段就像开发电脑服务器。在英国，我们在城市层面推行“大社会”计划，比如由当地民众选举市长。另外我们也推崇一些社会型的企业，使他们成为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桥梁，就像发展学校链的时候，单个学校并不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是使相关学校间形成链条，现在我们就比较注意培养很多有社会意识的企业家。
第三阶段就像是现在互联网发展的阶段，有iPad等一系列非常先进的电脑工具，这些电脑工具所具有的各种应用软件，使人们可以更方便地去实现他们对社会的参与。这样，在最高层面上，政府可以下放给公众更多的信息，在中间层面，就像服务器一样拥有高级技术支持，在最底层面，人们拥有很多应用的工具。在这种社会结构下，假设一个人想建立一所法语学校，他就可以集中社区内所有对法语感兴趣的人；另外如果一些退休的人想帮助其他人寻求工作，便会在此构架下直接执行，还能够得到政府的拨款。所以说，“大社会”计划从各个方面为人们参与社会提供了很多便利。
而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就是加快这些变革的发生，这需要很强的执行能力。再拿电脑来举例，我们需要时刻对网络进行升级，从web1.0升级到web2.0 。在减贫这样的非政府莫属领域，就需要政府做出强有力的决定。所以“大社会”计划的实行将是一个有机的系统过程，十分复杂，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一些地方，也许传统的政府还会继续存在，而在另外一些领域，则需要更多的、更新的社会参与。
记者：您个人在推进“大社会”计划中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韦鸣恩：我最深的感触，就是“大社会”计划的实现不仅需要很长的时间，还需要很多的努力，我们都认为“大社会”的实现至少可能需要3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它的实现难度不亚于在四五十年代英国所实行福利制度改革的难度，也许它的难度和广度可以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初始阶段相比。我希望“大社会”理想能够实现，因为英国社会的老龄化在不断加剧，英国的紧缩政策也在不断落实，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找到一个全新的公民参与社会的方式，不能完全依赖政府去提供所有的服务，否则英国将会是下一个希腊。因为在希腊，人们指望政府去做所有的事情，这样只会导致政府债台高筑。对于这两种选择，我非常清楚自己更喜欢哪一种。
记者：中国也在积极进行社会改革和社会管理创新，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努力实现社会的科学发展，您如何评价中国的社会改革实践。
韦鸣恩：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的社会改革侧重于社会的开放、可持续发展、提高人们的参与度等等，这些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农村层面，有很多公民能够参与政策制定。我曾经参观过一个地方，在那里民众自发组织起来开展贸易活动，并为改善当地福利献计献策，这些都是社会参与的表现。另外，中国有一些类似英国社区管理者的人员，他们会组织社区的人去照顾一些需要帮助的老人。所以说，在很多层面，中国的发展水平与英国不相上下，有些方面甚至比英国做得还要好。我认为，和谐社会的理念如果能够实现的话，这将会是很大的社会创新，也将为英国的社会发展提供很多的借鉴。
（责任编辑：魏银萍）
2012年4月10日，英国上议院议员韦鸣恩爵士接受《当代世界》杂志社记者专访，围绕“大社会”的由来、主旨思想及推动进程，介绍了英国社会管理创新方式的基本做法，并对中国的社会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以下是访谈实录。
记者：阁下被卡梅伦首相委任为政府顾问，专门就“大社会”计划提供决策咨询，您甚至被外界称为“大社会先生”，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大社会”的由来？
韦鸣恩：实际上“大社会”思想一直是保守党政府的一部分，保守党认为要想让社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不仅取决于政府，还取决于公众。2010年英国大选之前，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英国，公众参与社会活动的空间有限，很多问题的解决都脱离了公众的参与，同时在英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债务问题，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政府过于庞大，费用超支造成的，以上两点引发了“大社会”计划的讨论。
记者：“大社会”是一项规模庞大的计划，涉及的领域众多，英国政府是如何推进的？
韦鸣恩：实际上“大社会”的思想，更像是一个主导思想和原则，其主旨就是让更多的非政府行为体能够参与政府的服务提供。
“大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把一些中央的机制对公众开放，这就像互联网发展的过程一样。在互联网发展初始阶段，像史蒂夫·乔布斯和比尔·盖茨这些人，他们通过使用校园的电脑，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平台。“大社会”计划有一些具体的实行主体，如社区的组织者、国家服务局等等，这些主体通过提供一些服务，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参与其中。“大社会”计划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例如在教育、医疗等方面逐渐向公众开放，让更多的人受益，这是推行“大社会”的一个主要目的。
“大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中间层的发展。如果说第一阶段就像开发电脑主板一样，那么下一个发展阶段就像开发电脑服务器。在英国，我们在城市层面推行“大社会”计划，比如由当地民众选举市长。另外我们也推崇一些社会型的企业，使他们成为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桥梁，就像发展学校链的时候，单个学校并不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是使相关学校间形成链条，现在我们就比较注意培养很多有社会意识的企业家。
第三阶段就像是现在互联网发展的阶段，有iPad等一系列非常先进的电脑工具，这些电脑工具所具有的各种应用软件，使人们可以更方便地去实现他们对社会的参与。这样，在最高层面上，政府可以下放给公众更多的信息，在中间层面，就像服务器一样拥有高级技术支持，在最底层面，人们拥有很多应用的工具。在这种社会结构下，假设一个人想建立一所法语学校，他就可以集中社区内所有对法语感兴趣的人；另外如果一些退休的人想帮助其他人寻求工作，便会在此构架下直接执行，还能够得到政府的拨款。所以说，“大社会”计划从各个方面为人们参与社会提供了很多便利。
而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就是加快这些变革的发生，这需要很强的执行能力。再拿电脑来举例，我们需要时刻对网络进行升级，从web1.0升级到web2.0 。在减贫这样的非政府莫属领域，就需要政府做出强有力的决定。所以“大社会”计划的实行将是一个有机的系统过程，十分复杂，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一些地方，也许传统的政府还会继续存在，而在另外一些领域，则需要更多的、更新的社会参与。
记者：您个人在推进“大社会”计划中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韦鸣恩：我最深的感触，就是“大社会”计划的实现不仅需要很长的时间，还需要很多的努力，我们都认为“大社会”的实现至少可能需要3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它的实现难度不亚于在四五十年代英国所实行福利制度改革的难度，也许它的难度和广度可以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初始阶段相比。我希望“大社会”理想能够实现，因为英国社会的老龄化在不断加剧，英国的紧缩政策也在不断落实，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找到一个全新的公民参与社会的方式，不能完全依赖政府去提供所有的服务，否则英国将会是下一个希腊。因为在希腊，人们指望政府去做所有的事情，这样只会导致政府债台高筑。对于这两种选择，我非常清楚自己更喜欢哪一种。
记者：中国也在积极进行社会改革和社会管理创新，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努力实现社会的科学发展，您如何评价中国的社会改革实践。
韦鸣恩：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的社会改革侧重于社会的开放、可持续发展、提高人们的参与度等等，这些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农村层面，有很多公民能够参与政策制定。我曾经参观过一个地方，在那里民众自发组织起来开展贸易活动，并为改善当地福利献计献策，这些都是社会参与的表现。另外，中国有一些类似英国社区管理者的人员，他们会组织社区的人去照顾一些需要帮助的老人。所以说，在很多层面，中国的发展水平与英国不相上下，有些方面甚至比英国做得还要好。我认为，和谐社会的理念如果能够实现的话，这将会是很大的社会创新，也将为英国的社会发展提供很多的借鉴。
（责任编辑：魏银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