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了，抗战才用几年，一个群体，一个特殊群体，一个病毒造成的特殊群体，我们就想得到一个比较满意的善后。
　　——方渤
　　灭顶变故
　　非典后遗症患者无疑是2003年SARS这场灾难最惨烈的受害者。作为这个群体的民意代表，方渤并不抗拒媒体的来访，仅今年的头三个月里，他就带着病友们接受了上百家媒体的采访。他们向不同人一遍又一遍的诉说着当年的遭遇、十年来的苦闷。每一次的讲述都似利器直捅内心。
　　“不就是我爱人的姐姐，他们一家子来北京探亲。然后全家去爬山，回来大姨子就发烧了。送医院没几天，这人不明不白就没了。”方渤说这个故事他重复了十年。那一年，方家9人在几天里接连感染SARS，妻姐和妻子接连去世。
　　“他们一家子每年都五月份来，那年不知道怎么，三月份就来了，五月份来不就没事吗？” 在方渤看来，03年发生的一切都好像是命中注定。
　　妻子下葬时，女儿问他：“手里捧得骨灰是我妈吗？ ”他只能无奈的回答，“不管她是谁，你就哭吧。你妈在别的盒子里可能也有人在哭，你不能让这个盒子里的骨灰没人哭，没人送她一程。”
　　方渤形容当年的情景就像是刻在骨子里，刻在心里，然后一点点收缩。这些年，妻子的遗像就摆在橱窗里。
　　方渤曾以为非典是个结束，一家人可以重新开始生活，却不想苦难并未终结，而是几乎将他吞没。
　　被毁掉的生活
　　方渤年轻的时候是运动健将，长短跑、篮球、足球样样精通。当年工作时，一人可以当三个人干活。他想不明白一场病毒，竟能把自己身体和心理完全摧毁。
　　“我原来是个厨师，现在不看菜谱改看骨科学、影像学了。我得自己会看片子，知道自己的病情。”方渤摊开望京医院出具的病例资料，已经61岁的他，如今疾病缠身，情绪暴戾。
　　十年来，方渤髋关节、肩部、双膝骨先后出现坏死，接受了一轮接一轮的手术，病情反复，医院俨然成了他第二个家。
　　“我早上起来洗脸，都不是手找脸，而是脸去找手，因为胳膊抬不起来。”他形容病痛给自己生活带来的不便。
　　与病痛相比，心理创伤却是无药可医。受歧视、生活不如意、病情反复，他们易怒、敏感、悲观偏执。
　　一位因非典痛失亲人的女病友说，“我现在心理有问题了，没事就愿意上八宝山参加葬礼，到那以后我能痛痛快快的哭上一会儿，别人以为我在哭逝者，其实我在哭我爸和我妈……”这些年，他们眼泪流了又干，干了又流。
　　余生保障
　　在北京有超过300人被确诊为非典后遗症患者，有一些后遗症不严重的，渐渐恢复正常生活。还有一类是像方渤一样，身患多种后遗症患者，他们中很多是家中多人感染SARS去世，幸存者备受非典后遗症的折磨，接连遭遇失业、离婚等变故。
　　从05年开始，官方开始筛查非典后遗症患者。06年，后遗症患者可以接受每年一次的免费体检。08年以后，非典后遗症患者开始享受生活补助，有工作的的每人每年补助4000元，失业补8000元。到今年，补助的金额分别提高到4500元、9000元。
　　尽管官方连续出台一系列补助措施，可结果却一直未能让后遗症群体满意。“解决非典后遗症患者生活和治病的后顾之忧”成了这个群体的一致诉求。
　　一位非典后遗症患者的母亲抱怨说，女儿因为后遗症失业，生活费只能从老两口的养老金中出。“我们又不可能陪着她一辈子，我们死了以后他们靠什么活？”面对举步维艰的后遗症家庭，补助显的杯水车薪。
　　像方渤这样非因公的后遗症患者，有152人被列入北京市免费治疗名单，可以去定点医院接受免费治疗，包括股骨头坏死置换的费用。但官方只认定了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抑郁症为主要的非典后遗症，这也是让非典后遗症群体不满的另一问题。方渤认为，SARS病毒还没有弄清楚，无法限定由它带来的后遗症。
　　方渤列举了香港在SARS后的援助措施。香港政府于2003年成立SARS信托基金，非典后遗症患者最多可获援50万元。2006年，香港政府又建议取消50万元的上限，并计划向立法会申请，继续向基金拨款。
　　“十年了，抗战才用几年，一个群体，一个特殊群体，一个病毒造成的特殊群体，我们就想得到一个比较满意的善后。”方渤说道。
　　多年的等待，依然对未来深感迷茫，“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成了横亘在非典后遗症患者心中的痛。方渤说，北京是自己向往的地方，也是自己的老巢。“但我已经不愿意这么待着，因为呆在这个地方太痛苦了……”如今，他选择不去面对这一切，逃离曾经的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