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人生，听他们自创前途可也”

　　陈独秀给儿子陈松年的两封信，是迄今仅见的他的两封家书。陈独秀一生走南闯北，家的观念不强，也不大给家人写信，不像“书信作家”胡适那么善作家书。
　　陈松年是陈独秀第三个儿子。他上有两个哥哥：延年、乔年；下有同父异母的弟弟鹤年。另还有一姐一妹。也就是说，陈独秀儿女成群。陈独秀在《敬告少年》等名文中对中国青年有过宏观的期待，这其中自然包括自己的孩子，却没有胡适《我的儿子》、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此文写于1919年，至少十年后鲁迅才真正做上父亲）那么具体的育儿经。
　　陈独秀对儿子的管教是粗放的。他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时（1915年），延年（十七岁）、乔年（十三岁）从家乡安庆到上海读书，寄宿在《新青年》杂志发行店堂地板上，“食则夸饼，饮则自来水”。高君曼既是延年兄弟的姨娘，又是继母，不忍心孩子如此清苦，遂托潘赞化以老朋友的资格去恳请独秀，务让延年兄弟在家吃住，免得在外面受罪。陈独秀反而说，（此乃）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们自创前途可也〔1〕。为此潘与之“强争数次，终不可行”。实则陈独秀是在儿子身上实行“兽性主义”教育：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依他（人）为活；顾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以改变中国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的状况。
　　陈独秀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乍闻似觉残酷，但他还是成功了。仅听潘赞化叙述的一则故事，就可见出延年兄弟在艰苦中已磨砺成钢铁汉子。
　　回忆五四运动之冬十二月某日夜十一时许，法文班散课，余由校归，海上北风大作，气候寒冷，路旁电灯昏蒙不明。远见一团寒气向我方来，近视之，延年也。一身寒雾笼罩，如沙漠上小羔羊，以手抚肩背，仍服袷衣，既问曰：“子无寒乎？”延年路旁拱而立曰：“尚可。”余曰：“望过我家，我将衣子以棉服。”延年道：“不需，谢！”余曰：“近闻汝父在北京因五四学潮已被京警局长吴炳湘（合肥人）逮捕了。同人以同乡关系正在多方营救中，汝知之乎？”曰：“已有所闻。”余试问之曰：“汝对此事感想如何？有无恐怖？”延年曰：“即作不怕，怕则不作，况这次学潮，含有无产阶级斗争之意义，千古未有，空前复杂情况下危险乃意中事，亦分内事。志士仁人，求此机会作光荣之牺牲而不可得，有何恐怖之可言？”余难之曰：“假使同人援救无效，汝之感想将何如？”曰：“不过中国失去一有学识之人，当然可惜耳。”
　　由此则不难想象，延年、乔年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为何成为“陈氏两英豪”；1924年9月、1925年春延年、乔年奉命回国为何担当大任，尤其是延年被人称之为“小马克思”，“比其父独秀办事更彻底痛快”，因为政见不同甚至与身为总书记的父亲分庭抗礼；1927年6月延年在上海被捕，吴稚晖何以电称：“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必欲杀之而后快。次年2月乔年也在上海被捕。陈氏兄弟次第慷慨就义，堪称英烈兄弟。
　　陈松年生于1910年，比两个哥哥小得多。他出生之际，父亲就与他的姨妈高君曼私奔了，1913年反袁失败后再也没回过安庆。松年从小没见过父亲，第一次见到父亲是1933年暑假的事。此时松年已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了。陈独秀1932年10月15日在上海被捕，旋解押南京。次年暑假松年带着安庆蔬菜去探监，两个熟悉的陌生人默然对视，第一次见到父亲，松年不免悲欣交集而潸然泪下。据说陈独秀为此甚为不快，瞪着两眼，呵斥儿子：“没出息，流什么泪。”他见不得人流泪，尤其是儿子。父亲说话两眼发光的表情令儿子震惊，以致终生难忘。陈松年晚年接受《陈独秀大传》作者任建树访问时还说起此情此景。
　　陈独秀爱子之情迥异于常人。延年、乔年牺牲后，高君曼在家中设灵位，为之“剪纸招魂”，“而独秀仍讥其迂腐”。然而在西安事变消息传到南京狱中，陈独秀竟老泪纵横，以酒酹地，祭祀两个壮烈牺牲的儿子——延年、乔年。诚如鲁迅所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只是壮怀激烈的陈独秀寻常难有此表现而已，同狱的濮清泉说，我们见过他大笑，也见过他大怒，但从未见过他流泪〔2〕。

“出门之难如此，幸祖母未同来也”

　　陈松年对父亲又敬又畏。自1933年暑假探监后，他年年暑假到南京狱中看望父亲。他真正跟父亲近距离相处，是陈独秀1937年8月21日释放，经武汉入川避居江津时期。当时陈松年在江津国立九中搞总务，也代一点课，这是潘赞化的安排，潘时任国立九中总务主任，国立九中安徽人多。从此松年与父亲隔江而居，时而带着妻与子去见父亲，让他在艰辛著述之馀享受些许天伦之乐。
　　陈独秀入川时，安庆老家也有沦陷于日寇之手的危险，于是松年携家眷及祖母（陈昔凡之妻，独秀之嗣母）奔父亲而去，独秀的大姐一家也不期而至。不管陈独秀处境多么艰难，在这患难之际他仍是这个大家庭的顶梁柱。现存陈独秀致陈松年的两封信，就是入川之际叮嘱松年如何将这个大家庭团队安全地带到江津。两封信原件现珍藏在松年之子那里，秘不示人。陈独秀留给他们的遗珍仅此而已。本书所获两信手迹的影印件，一来自安庆图书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编的白皮书《陈独秀研究参考资料》上的小照片，很不清晰，只存其意象而已；另一封是从安庆独秀园陈列版上拍摄下来的。
　　两封信内容，在诸多陈独秀研究著述中都有过交代，我更感兴趣的是，陈独秀在信中与儿子交流的那种特有的姿态，以及这种姿态所传递的特殊的父爱，更能见出陈独秀另一精彩的精神片断。先看第一封信：
　　松年：
　　祖母及汝等动身后，曾托李侠公先生以航空信请求史岳门君（信宜昌二马路平和里十七号门牌），派人于大和抵埠时照料，并代购赴重庆船票，不知此信到达否？不论此信曾否达到，你务必到史君处去一趟，留下你们的住址，以便我到宜昌时寻找。我或能于明后日乘行营开重庆的差船（偕包先生家眷同行），在宜昌换船时，我必登岸寻你们。你们有船便行，千万不必在宜昌候我，倘一时买船票不得，我到宜昌时，或随原船同行，或另觅他船同行，都好办。倘收到此信时有船可行，可将我附来寄潘赞化先生信原封由航空信寄去（信中空处填某公司船名，至要！），以便到重庆时有人照料一下好些，到重庆下船登岸到客寓，你们都必须坐轿，万万不（注：掉一“可”字）省此小费！葛康俞（三人同行）已于昨晚乘龙安轮船赴宜昌，你务必打听清楚于船抵宜昌时去接他们一下，并望告诉他们，有船便行，千万不必候我！包先生嘱告恽子世先生在宜昌候他家眷回到重庆，不必回汉口，此信可与恽君一阅，恽子世太太亦同船。 　　父字
　　十四日
　　此信系1938年6月14日寄自汉口。原信封上写明：“宜昌天后宫二十九号，夏侯智安先生转恽子世先生交陈松年收。汉口吉庆街165号陈寄。六月十六日。”
　　在陈独秀儿子中松年可能较为木讷，在那国难当头的乱世由他带着一大家子从宜昌赶往重庆，稍有闪失就会出岔子。所以陈独秀给儿子的信中，对每一个环节都作了极细微的安排，对每个细节都有极周到与坚定的叮嘱，信中反复出现“务必”、“重要”、“千万”的字样，不仅多处使用惊叹号，还再三缀以重点号。这在陈独秀通信史是绝无仅有的，无论是论学、议事，还是论政，哪怕给中共中央致信中谈根本意见也没有如此。可见当时陈独秀的心情是何等焦急，这个闯荡四方的男人第一次感受到对家、对儿子，尤其是对母亲（虽为嗣母，亦待之至孝）的责任，他要动员一切智慧与力量将这个逃难队伍安全转移到抗战的大方后——重庆。
　　再看第二封信：
　　松年：
　　三日抵此，不但用具全无，屋也没有了，方太太到渝，谅已告诉了你们，倘非携带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到重庆矣。倘非孝远先生招待（仲纯之妻简直闭门谢客），即有行李之累，亦不得不回重庆也。幸房东见余进退两难，前日始挪出楼房一间（中午甚热），聊以安身，总比住小客栈好些，出门之难如此，幸祖母未同来也。此间租店屋，非绝对没有，但生意外来人不易做。据邓季宣的意见，景羲仍以和胡子模合力在此开米店为妥当。在此收谷碾米运往重庆出售，与本地人交涉比较少也。季严等已到重庆否？倘大批人俱到，乡壁街住不下，罗太太（方志强女士）及季严夫妇，可住金家巷的房子，此房子可与薛农山先生接洽，此人上午在黄家垭口四达里五号住宅，下午则在《时事新报》社。他们已到后（否），望即写信告诉我。
　　父字
　　八月九日
　　此信系独秀于1938年8月9日寄自江津。
　　信中所称的“孝远”即方孝远（按，方孝远当为方孝博之误），桐城人，后在国立九中教书，系独秀旧交。仲纯即邓仲纯，邓绳侯之子，邓季宣之兄，时在江津开设“延年医院”，独秀即住在医院中。景羲即吴景羲，独秀大姐的儿子，商人，其父吴欣然曾在安庆大新桥开设“吴永顺”酱园。季严是景羲之弟，曾参加革命，在上海被捕，关押在南京军人监狱。1937年抗战前经其妻李秀泉营救出狱。罗太太即罗汉之妻。罗汉，北大学生，曾追随独秀多年，后受北大同学会委托住江津，照顾独秀，同住于“延年医院”中，于1938年五·三、五·四重庆大轰炸时一去不返。不久，独秀的母亲谢夫人病死江津，独秀遂搬往鹤山坪。胡子模应为胡子穆。
　　与第一封信的急促相比，第二封信从语气到书写都从容得多。
　　在第二封信中，陈独秀不仅为这个从重庆再度转移到江津的难民队伍寻找住房，还为大姐的儿子们谋生出谋划策，更有趣的是他毫无顾忌地将自己的困境与难堪告诉儿子。
　　邓仲纯（邓庆初）是著名书法家邓石如之五世孙，早年与陈独秀一起留学日本，他是学医的，抗战初先于陈独秀立足江津，开了个“延年医院”，谋生有方，于是写信邀陈独秀来江津。陈独秀携家欣然前往，没想到邓仲纯之妻闭门谢客。邓医生可能还是个“妻管严”，面对此情此景一时别无招术。陈独秀虽落难，毕竟是个大名士，以往所到之处，都有朋友接待，为之设宴洗尘，如今如此狼狈，累累如丧家之犬，“进退两难”。“出门之难如此，幸祖母未同来也”。这是陈独秀在儿子面前的一声感慨：“出门之难如此”。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四海为家的陈独秀第一次感到出门的困境，“幸祖母未同来也”，独秀嗣母谢氏即松年之祖母，此从松年视角呼之为“祖母”，独秀恐老母经受不起此种打击，所幸她未同来不知其详，当然陈氏父子也不会将此情形告诉她，免得她一同受辱。可见独秀在困境中仍心细如发，体恤母亲。换一个人，对此不堪情节，藏匿尚且惟恐不及，哪肯与外人道及，更何况对自己的儿子。陈独秀则不然，他在致儿子信中娓娓道来，仿佛在说别人的故事，试问中国古往今来谁有陈氏这般坦荡的胸襟。陈独秀在儿子面前，毫不摆父道尊严，在信中似与友人平等交流，不存任何芥蒂。这在中国父子通信中也是少有的。
　　胡适与儿子多有通信，口气也都是平和，但他决不会如陈独秀在通信中将自己的“隐私”暴露给儿子。胡适视父子关系“譬如树上开花，花落偶然结果，那果便是你，那树便是我。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父亲对儿子的教与养，是人道的义务，绝不可居功，绝不可示恩。父亲只希望儿子“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3〕。这自然是五四后新型的父子观。但胡适对儿子仍然是在“教训”，不似陈独秀对儿子是倾吐、是交流，尽管松年终生敬畏父亲，不似胡适之子思杜那么顽劣。

独秀山前日影斜

　　安庆收藏家孙志方先生最近寄我几份有关陈松年资料的复印件，其中有省立安庆黄家狮小学、私立安庆中学、国立安徽第二中学、国立第九中学等校的聘书，从而知道陈松年三十年代曾在这些学校或任自然课（动植物）教员，或任事务员。而我最感兴趣的是《关于陈仲甫先生遗著出版问题谈话会记录》。谈话会1945年11月29日在美专校街七号进行，到会的除陈松年，都是陈独秀的朋友与学生如明甫、王星拱、王云五等十人，由何之瑜记录。这不是原始记录稿，而是陈松年事后“缮印”，分送未能参加会谈的远道亲友，以便周知。
　　这份谈话会记录最精彩处在版税的分配方案与陈氏遗书处理方法。其版税重头用于对遗著的出版与对陈独秀的纪念与宣传，其次再是对后代的教育经费。陈独秀的遗书则赠国立北京大学永久保管。遗憾的是，陈独秀至今逝世已七十周年，当年参会者也已全部逝世，他的遗著仍未按当年的“订约”出版，于是谈话会种种设想都已落空。这份发黄的记录稿早已飘落红尘，幸有心人拾得才作为历史遗存收入本书。
　　“谈话会”后两年的1947年春，陈松年又将父亲的遗骸由长江水路从江津运回安庆，让他“落叶归根”。陈松年将生前离异的父母同穴合葬于安庆市郊的叶家冲。不管陈独秀生前性格何等倔强，死后只能听从这个很内向的儿子安置了。据说，陈独秀原配高氏卒于1930年，临终时叮嘱陈松年，一定要和陈独秀合葬。
　　引笔至此忽然想起房秩五的《感事示陈松年》，录此作为本文的结语：“独秀山前日影斜，几回惆怅故人家。西华葛帔孤儿泪，犹傍青门学种瓜。”〔4〕松年在城门外种地数亩。

注释：

〔1〕见潘赞化：《我所知道的安庆两小英雄故事略述》，《陈独秀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第204页，安庆市历史学会、安庆市图书馆1981年1月编印。

〔2〕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3〕《胡适诗存》，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4页。

〔4〕房秩五：《浮渡山房诗集》，黄山书社2012年版，第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