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世界已经触及了无法回头的拐点。这听起来有些可怕，但我们恰恰需要如此：我们无法继续重走老路，必须坚决确定未来的方向。
　　11月至12月期间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将迈出重要的一步，二十多年来，世界领导人将首次达成最重要的气候治理国际协议。我们需要就开辟充满活力的新低碳经济道路作出重要决策，这样的经济模式必须在能够促进长期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能够支撑日益增长的全球人口。
　　由于世界民众、企业和政府终于认识到气候变化的普遍性，今年达成全面协议的前景比2009年哥本哈根峰会无疑要乐观得多。可以肯定，未来的挑战涉及面既广泛又复杂;但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过渡到低碳经济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将十分可观。
　　以城市化为例，今后15年，世界城市注定会取得长足发展，成为60%全球民众（85亿人）的家园，而城市设计将对环境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亚特兰大和巴塞罗那的区别就是例子：这两座城市居民人数相近，但亚特兰大与交通运输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巴塞罗那6倍。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城市扩张，因为建筑面积比巴塞罗那大近12倍，而且亚特兰大鼓励私人轿车的广泛使用，从而加剧了排放、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等问题。
　　像巴塞罗那这样紧凑、四通八达且拥有高效公交系统的城市更可持续、也更加健康。此外，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估计，在今后15年，这样的城市可以在对城市基础建设的资金需求方面减少3万亿以上。可再生能源、混合动力车或电动车等尖端技术的发展在城市建设中起到的作用将不可或缺。虽然仍有不少研究工作要做，但类似的技术已经越来越实用。虽然技术变革带来变化，但既得利益依然是最强大的对手。
　　颠覆现状绝非易事。正如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所警告的那样，当世界认真采取行动阻止气候变化的时候，巨额的化石燃料资产将会陷入困境。上述资产是许多投资组合的关键部分，尽管如此，我们没有理由而因此重新思考前进的方向。
　　幸运的是，公众对化石燃料消费影响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宏观上，世卫组织最近将每年与空气污染相关的早亡人数预期值上调至700万。微观上，在中国等国家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人们用戴口罩的方式要求对现状作出改变。
　　气候变化的全球性质带来另一个公共利益挑战：原则上，在世界其他国家采取行动时，不采取行动符合个别国家的自身利益。难度更大的是，今天行动的好处只会在遥远的未来逐步显现。在此问题上，对气候变化看法的改变带来了新的希望。在公众意识提高和有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国家经济可以从缓和气候变化政策中获取净收益的情况下，世界各国政府正在承诺遏制气候变化——他们利用多边论坛来表达承诺。
　　迄今为止，155个国家，其中包括大的排放国已向联合国递交了“决意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INDC）计划。世界第三大排放国印度已经承诺到2030年实现排放强度比2005年降低33%～35%，并实现非化石燃料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40%。巴西承诺2025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比2005年降低37%，到2030年则降低43%。而欧盟也已做出比1990年最少减排40%的承诺。
　　或许最重要的是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总共排放量占全球温室气体排量三分之一以上的全世界最大的排放国终于加快了脚步，在去年的一份联合声明中两国公开了具体的气候承诺，这极大地推动了全球气候工作。最近，中国又进一步承诺，将在2017年建成二氧化碳排放定价的全国性市场。
　　巴黎即将签署的文件将成为新时代的首份条约。该条约融合了自上而下因素（主要是监测与核查）和自下而上承诺（INDC计划）的混合型治理结构，因而具有革命性效果，我们能借此避开常常伴随着大规模多边治理进程的僵局和停顿。随着国家政策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网站上的公开发布，上述新模式已经有效鼓励了全民参与并提升了透明度。
　　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我们如何才能确保这些自愿的个体承诺结合在一起，构成全球问题的总体解决方案？目前的计算数据表明，如果涉及近90%全球排放的已提交INDC全部得到落實，全球变暖可能仍将超过2摄氏度（3.6华氏度），一旦超过这一阈值就可能引发气候变化最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巴黎的谈判人员加强合作，确定如何提升政策目标至关重要。面对这样一个无法回头的拐点，我们必须协调国家计划和全球目标，从而确保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