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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成立前夜的1948年，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民主、进步、光明的力量，与国民党为代表的独裁、落后、黑暗的力量，进人了大决战阶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结束了转战陕北的历程，取道三晋大地，前往河北平山，与中共中央工委和后委机关会合，靠近国民党统治中心，指挥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的大决战，创建新中国。其间，毛泽东在山西已经指明未来新中国的名称。
从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东渡黄河到4月12日离开五台，一路上毛泽东一面指挥解放军在全国战场的作战，一面调研山西老区的情况，指导全国各解放区的工作。以往学界认为毛泽东在山西停留了18天，也曾有一部电影故事片反映毛泽东过山西是18天，现在看来应该是20天。错讹的原因主要在于将繁峙县伯强村停留的时间少算了两天，4月6日毛泽东到达代县，4月7日本欲穿越繁峙县直抵五台县台怀镇，但因大雪阻路，把毛泽东留在了五台山脉北麓的伯强村，直到4月11日，一共在伯强逗留了4天。毛泽东一行虽然在山西只有20天时间，但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却留下了精彩的篇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就有3篇文章形成于山西，第一篇是《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第二篇是《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第三篇是《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
毛泽东此行山西对于创建新中国的意义，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说明：
第一，毛泽东在山西最完整地表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郑重阐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毛泽东还为《晋绥日报》挥毫题写了这两个总路线总政策。毛泽东告诫全党同志，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总政策，否则就会迷失方向。新中国成立前一年多的时间里，党的各项工作突飞猛进，当然与这两个总路线总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前者明确规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群众基础，规定了革命的对象和基本任务；后者明确规定了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规定了土地改革依靠的基本力量和团结力量，规定了土地改革的根本目的和对象；这两个总路线总政策是对中国长期革命斗争基本经验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对这两个总路线总政策的表述，比《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论著的表述有了新的发展。如在1947年12月陕北杨家沟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阐述的土地改革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详加对比，我们从不同的措辞中可以体会到党对中农、富农、地主政策的微妙变化，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历史细节。
第二，毛泽东在山西纠正了土改中“左”的偏差，并以山西为鉴，指导全国。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晋绥土改取得的成绩，认为：晋绥的党组织能够在过去一年内完成巨大的军事勤务，支援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假使没有成功的土地改革工作，那是难以做到的。但是，晋绥党组织在土改工作中存在几个“左”的偏差。一是在划分阶级成分中，把许多并无封建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划到地主富农的圈子里去，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损害了部分中农和贫农的利益；二是侵犯了属于地主富农所有的工商业，不利于发展经济；三是没有能够明确坚持我党严禁乱打乱杀的方针。产生这些偏差的主要原因是：晋绥党组织在对待群众要求的问题上缺乏清醒的分析，笼统地提出了“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口号。晋绥土改偏差在全国各解放区具有代表意义，毛泽东总结的晋绥土改的经验教训统一了全党在土改问题上的认识，昭示着全党，要在老解放区土改中纠正“左”的偏差，而在新解放区的土改中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土地改革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使亿万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彻底摆脱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压迫和剥削，焕发出强大的革命和生产热情，为解放战争源源不断地输出人力和物力，从而奠定了打败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
第三，《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是指导新中国新闻工作的经典文献。毛泽东一生极为重视报纸的作用，战争年代，他每到一地首先就是寻找当地的报纸阅览。《晋绥日报》内容丰富，尖锐泼辣，有朝气，反映了伟大的群众斗争，为群众讲了话，毛泽东很喜欢看，在延安和转战陕北途中坚持阅读《晋绥日报》。应《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请求，4月2日毛泽东亲切接见了报社的同志们，主要谈了党的群众路线和怎样办好党报的问题。因此在党的历史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上，在众多的报刊媒体中，《晋绥日报》可谓独享殊荣。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毛泽东生动地比喻：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这篇重要谈话，不仅反映了毛泽东的新闻工作思想，而且也体现出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的重要思想，成为新中国新闻宣传工作的指针。
第四，毛泽东在山西沿途，十分重视发展生产的问题。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在任何地区，一经消灭了封建制度，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党和民主政府就必须立即提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将农村中的一切可能的力量转移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面去，组织合作互助，改良农业技术，提倡选种，兴办水利，务使增产成为可能。”“在消灭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必须注意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采取办法坚决地反对任何人对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破坏和浪费，反对大吃大喝，注意节约。”毛泽东在路过同蒲铁路阳方口段时，看到被彻底毁掉的路基，心疼地说：“敌人的力量不是太大的地方，铁路破坏到这个程度也就可以了，敌人来不了，将来我们也好修复。”毛泽东的内心萌发着从革命者到建设者的角色转变，他的注意力已经开始由破坏一个旧世界，转 变为建设一个新世界，希冀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国。
第五，毛泽东关于城市工作的一个重要文献是在山西形成的。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一批国民党统治的城市被接连攻克，接管城市这样一个陌生的工作，摆在了以往以农村为工作重心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是毛泽东在繁峙县伯强村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报。因为它的内容不但适用于洛阳，也基本上适用于一切新解放的城市，所以这个电报同时发给了其他前线和其他地区的领导同志。毛泽东在电报中说：“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应该组织工人和技师参加管理，并且信任他们的管理能力。”“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城市一经由我们管理，就必须有计划地逐步解决贫民的生活问题。不要提开仓济贫的口号。”“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此前在临县双塔村中央后委机关所在地，毛泽东对哈尔滨和石家庄等地城市工作予以指导，希望各中央局全面检讨所辖城市的工商业及工运方针，务必使这方面的工作彻底走上正轨。毛泽东的山西之行深刻思考着城市工作问题，探索着实践以农村包围城市到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努力构筑城市工作的政策和策略体系，逐步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这一探索对于建立新中国，对于城市工作的全面开展，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第六，山西之行的毛泽东已经着手致力于中央统一的政治建设。战争环境下，党中央对各根据地千差万别的情况掌握有限，且难以及时作出指示，需要各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但是，不少根据地党政军机关粗率地违背中央政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多报功绩、少报或不报问题的自由主义和地方主义作风严重，造成许多恶劣影响，党内已形成大大小小的“山头”。毛泽东在繁峙县伯强村起草的致华东局及各中央局的电文中指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行政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上政府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重大的统一。”毛泽东的视线已经开始从战争向执政转移，在他的心中已经在谋划着建立统一的全国政权。
未来的新中国将采用什么国号，似乎不是毛泽东山西之行的任务，在一年后的新政协筹备会议上也还是众说纷纭。但是，当时毛泽东在山西兴县蔡家崖已经鲜明地提出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概念。“由这个人民大众所建立的国家和政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联盟的民主联合政府。”由此看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的前一年春天，就已经在黄土高原上的山西思索着中国革命道路的前景，思索着由在野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思索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宏伟蓝图。
(责编 雷蕾)
从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东渡黄河到4月12日离开五台，一路上毛泽东一面指挥解放军在全国战场的作战，一面调研山西老区的情况，指导全国各解放区的工作。以往学界认为毛泽东在山西停留了18天，也曾有一部电影故事片反映毛泽东过山西是18天，现在看来应该是20天。错讹的原因主要在于将繁峙县伯强村停留的时间少算了两天，4月6日毛泽东到达代县，4月7日本欲穿越繁峙县直抵五台县台怀镇，但因大雪阻路，把毛泽东留在了五台山脉北麓的伯强村，直到4月11日，一共在伯强逗留了4天。毛泽东一行虽然在山西只有20天时间，但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却留下了精彩的篇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就有3篇文章形成于山西，第一篇是《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第二篇是《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第三篇是《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
毛泽东此行山西对于创建新中国的意义，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说明：
第一，毛泽东在山西最完整地表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郑重阐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毛泽东还为《晋绥日报》挥毫题写了这两个总路线总政策。毛泽东告诫全党同志，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总政策，否则就会迷失方向。新中国成立前一年多的时间里，党的各项工作突飞猛进，当然与这两个总路线总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前者明确规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群众基础，规定了革命的对象和基本任务；后者明确规定了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规定了土地改革依靠的基本力量和团结力量，规定了土地改革的根本目的和对象；这两个总路线总政策是对中国长期革命斗争基本经验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对这两个总路线总政策的表述，比《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论著的表述有了新的发展。如在1947年12月陕北杨家沟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阐述的土地改革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详加对比，我们从不同的措辞中可以体会到党对中农、富农、地主政策的微妙变化，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历史细节。
第二，毛泽东在山西纠正了土改中“左”的偏差，并以山西为鉴，指导全国。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晋绥土改取得的成绩，认为：晋绥的党组织能够在过去一年内完成巨大的军事勤务，支援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假使没有成功的土地改革工作，那是难以做到的。但是，晋绥党组织在土改工作中存在几个“左”的偏差。一是在划分阶级成分中，把许多并无封建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划到地主富农的圈子里去，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损害了部分中农和贫农的利益；二是侵犯了属于地主富农所有的工商业，不利于发展经济；三是没有能够明确坚持我党严禁乱打乱杀的方针。产生这些偏差的主要原因是：晋绥党组织在对待群众要求的问题上缺乏清醒的分析，笼统地提出了“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口号。晋绥土改偏差在全国各解放区具有代表意义，毛泽东总结的晋绥土改的经验教训统一了全党在土改问题上的认识，昭示着全党，要在老解放区土改中纠正“左”的偏差，而在新解放区的土改中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土地改革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使亿万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彻底摆脱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压迫和剥削，焕发出强大的革命和生产热情，为解放战争源源不断地输出人力和物力，从而奠定了打败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
第三，《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是指导新中国新闻工作的经典文献。毛泽东一生极为重视报纸的作用，战争年代，他每到一地首先就是寻找当地的报纸阅览。《晋绥日报》内容丰富，尖锐泼辣，有朝气，反映了伟大的群众斗争，为群众讲了话，毛泽东很喜欢看，在延安和转战陕北途中坚持阅读《晋绥日报》。应《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请求，4月2日毛泽东亲切接见了报社的同志们，主要谈了党的群众路线和怎样办好党报的问题。因此在党的历史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上，在众多的报刊媒体中，《晋绥日报》可谓独享殊荣。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毛泽东生动地比喻：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这篇重要谈话，不仅反映了毛泽东的新闻工作思想，而且也体现出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的重要思想，成为新中国新闻宣传工作的指针。
第四，毛泽东在山西沿途，十分重视发展生产的问题。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在任何地区，一经消灭了封建制度，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党和民主政府就必须立即提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将农村中的一切可能的力量转移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面去，组织合作互助，改良农业技术，提倡选种，兴办水利，务使增产成为可能。”“在消灭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必须注意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采取办法坚决地反对任何人对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破坏和浪费，反对大吃大喝，注意节约。”毛泽东在路过同蒲铁路阳方口段时，看到被彻底毁掉的路基，心疼地说：“敌人的力量不是太大的地方，铁路破坏到这个程度也就可以了，敌人来不了，将来我们也好修复。”毛泽东的内心萌发着从革命者到建设者的角色转变，他的注意力已经开始由破坏一个旧世界，转 变为建设一个新世界，希冀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国。
第五，毛泽东关于城市工作的一个重要文献是在山西形成的。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一批国民党统治的城市被接连攻克，接管城市这样一个陌生的工作，摆在了以往以农村为工作重心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是毛泽东在繁峙县伯强村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报。因为它的内容不但适用于洛阳，也基本上适用于一切新解放的城市，所以这个电报同时发给了其他前线和其他地区的领导同志。毛泽东在电报中说：“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应该组织工人和技师参加管理，并且信任他们的管理能力。”“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城市一经由我们管理，就必须有计划地逐步解决贫民的生活问题。不要提开仓济贫的口号。”“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此前在临县双塔村中央后委机关所在地，毛泽东对哈尔滨和石家庄等地城市工作予以指导，希望各中央局全面检讨所辖城市的工商业及工运方针，务必使这方面的工作彻底走上正轨。毛泽东的山西之行深刻思考着城市工作问题，探索着实践以农村包围城市到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努力构筑城市工作的政策和策略体系，逐步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这一探索对于建立新中国，对于城市工作的全面开展，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第六，山西之行的毛泽东已经着手致力于中央统一的政治建设。战争环境下，党中央对各根据地千差万别的情况掌握有限，且难以及时作出指示，需要各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但是，不少根据地党政军机关粗率地违背中央政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多报功绩、少报或不报问题的自由主义和地方主义作风严重，造成许多恶劣影响，党内已形成大大小小的“山头”。毛泽东在繁峙县伯强村起草的致华东局及各中央局的电文中指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行政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上政府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重大的统一。”毛泽东的视线已经开始从战争向执政转移，在他的心中已经在谋划着建立统一的全国政权。
未来的新中国将采用什么国号，似乎不是毛泽东山西之行的任务，在一年后的新政协筹备会议上也还是众说纷纭。但是，当时毛泽东在山西兴县蔡家崖已经鲜明地提出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概念。“由这个人民大众所建立的国家和政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联盟的民主联合政府。”由此看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的前一年春天，就已经在黄土高原上的山西思索着中国革命道路的前景，思索着由在野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思索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宏伟蓝图。
(责编 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