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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我到伊犁的一家医院打工之前，已在乌鲁木齐几家私立医院零零散散地工作了几个月，那时候，我刚刚经历又一次投资失败，只好灰溜溜地重操医生这个我最为不愿的职业。其实，那些年我一直在外经商，从1993年开始，每年在家的时日很少，可当我坐上车，去往西北更西的伊犁时，忽然有了一种很深的漂泊感，悲凉油然而生。那一年我四十五岁，不惑已过，天命将至，我却真正过起漂泊的日子来。
《木垒河》就是这一时期写的。
在此之前，我是一名医生，这一职业是我父亲替我规划的，30岁之前，我一直按父亲为我设计的生活轨迹行进。
我父亲1959年支边来疆。那时候，所谓的支边青年，一般分为两种：一是根正苗红，心怀理想来扎根边疆的；一是家境窘迫，借此改变处境，换一种活法的。我父亲属于后一种。我时常以此笑谑父亲，他如果不来疆，说不定连老婆都找不到。不过，父亲运气不错，因为老实能干，来疆的第二年被推荐到地区卫校，毕业后当了一名医生。父亲一生谨小慎微，从不越雷池半步。
我和父亲的关系属于传统的那种，父为子纲，他为我制定未来的生活方向。他恪守“身怀一技，遍行天下”之古训，希望我能好好读书，将来考个大学，学一门手艺，也好有个安身立命之本。我在不到一岁的时候，一场高热让我变得残疾，我未来的生活成为父亲最大的隐忧，而我却总想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后来的时间证明了我的幼稚，我们谁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喜欢小说源于一天晚上父亲给母亲讲的故事。那时我10岁左右，上小学三四年级。父亲在医院上班，家离医院五六公里，在一个叫果树园子的地方。那地方东西两面是连绵起伏的黄土梁，南面是天山，北面是空旷寥远的戈壁荒漠。日子虽说清苦，但很快乐。家里一面大土炕，每天晚上，兄妹三人在阔大的炕面上，嬉闹玩耍得累了，才在父亲的呵斥声中，很不甘心地躺下。
那天夜里，屋外大雪。朦胧中，听父亲在说话，声音很轻，但我还是醒了。父亲在给母亲讲故事。说的是一个叫小梅的女人，在监狱里被严刑逼供，刑讯的手段如何如何残忍，母亲不时地轻呼感叹……我不敢动，怕惊动了父亲的故事，悄悄躺在被窝里，屏息静气，听父亲绘声绘色地讲黑老蔡、牛大水等共产党人如何营救这个叫小梅的女人。不知过了多久，父亲和母亲已发出轻轻鼾声，我依然沉浸在父亲的故事中，心里充满对父亲的钦敬。这是我第一次听父亲讲故事，也是唯一一次，后来才知道，这也是父亲这辈子读过的唯一一本小说。
第一次写小说是在80年代末，一位亦师亦友的兄长邀我参加了一次改稿会，随后，发了一篇千把字的小说，得了八块钱稿费，得意得了不得。1992年末，写了个中篇《青杏》，大约四万字，投给《十月》，自然是石沉大海。可当时不这么想，正是年少轻狂，挽弓射天狼的时候，你不发，我两眼反白，望望天，哼哼，不发算球！我现在依然没能在《十月》发稿，不过，我现在不这么说了。
1993年初，我停职下海了。虽然手里就捏着百十块钱，还是当月的工资，那不要紧，年轻嘛，年轻就是本钱，你看满世界都是金子，就等着咱去捡呢，指不定就能捡个金娃娃，啧啧，那家伙，光宗耀祖，富妻荫子的……十多年间，三次失败，且一次比一次惨。十多年后，我也不再年轻，当年，“左牵黄，右擎苍”的豪气也已消磨殆尽。在伊犁，我换了手机号，断了所有联系，除了家人，几乎没人知道我去了哪里，我独自躲在一隅舔伤。每天白天，穿着白大褂，坐在诊断桌前，为一日三餐操劳，晚上，夜深人静之时，面对荧屏，敲我的命运。
我母亲说，日子就是一个连着一个的日起日落，中间那些烟熏火燎的小磕碰，吹一吹，舔一舔，也就过去了。母亲生于一个大家族，她的家族里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和传奇，只可惜老一辈人都已故去，再也无从追寻，只知道，姥爷是个富绅，在江北那么一个国共日伪交错拉锯的地方，怎么着也不可能独善其身。母亲三岁失恃失怙，她是跟她的姥姥长大的，姥姥去世后，又跟着她的哥嫂。哥哥倒好说，毕竟是一个娘胎里掉出来的，嫂子就不好说了。嫂子是大上海的弄堂里长大的，再说，那些年，谁家都缺吃的，多一张嘴，就夺人一口粮，嫂子言语之间难免多了些冷言冷语，少一些骨肉相连的亲情。母亲虽然骨子里遗着小姐气，又读过几年书，但自小寄人篱下，自知无所依恃，低眉顺眼地过了几年，后来，跟着姐姐到新疆，匆匆忙忙找个人，把自己嫁了。临到她自己过日子了，自然少了些计较，多了些淡然和通达。母亲不似父亲。父亲每见我总是我的瘸儿子将来如何生活，他总让我心生抵抗，让我生出冲破既定轨道的冲动。而母亲不然，她总说每个小瞎雀，嘴下都会有一粒瘪谷子。我得益于母亲对生活的理解，待在伊犁一隅，探寻我嘴下的那一粒瘪谷子。
重新坐在书桌前已是物非人亦非，看世界的眼光也多了很多世故。早年父亲命运的变轨，还有母亲的，我自己的，想人生于这个界地，暗含于命运中的很多必然與偶然。人是如此渺小无助，而现实却又如此强大坚硬，恍然间，就觉得世间万物不过都是命运掌股间的玩物。谁也无法逃遁命运对我们的役使，就像每次看到关于地震、洪水、暴雨的报道，都会让我想起小时候一伙小娃儿对着蚁窝撒尿，然后用棍子拨捣蚁窝，看着原本安然有序的蚂蚁，骤然变得一片混乱。
人生如蚁，我们谁都无法预知，下一刻等待我们的是什么。
这时候，内心无法隐忍的激荡，让我有种讲述的冲动。那些小说里的人和事，一个个跳出来，在我眼前晃，那些变轨的命运与我自己的命运重合，我的脑子满是儿时的生活记忆和情景，老城的街道上走着穿红袄的麦秀，汪秀英白皙的脸上挂着苦相，魏啸才梗着脖子，魏啸铭阴郁的脸，三月的阳光照着即将开冻的木垒河，还有那些偷鸡摸狗跳墙翻院子的逸闻趣事，以及山道上吼着的小曲儿：
日落西山，
羊儿上圈
……
敲打这些文字，让我感到生活也好，故事也好，我们探寻的关于命运的另一种可能就在自己脚下，我们只能脚踏实地，与命运抗争，然后被命运阉割。
就生命本身而言，我是个悲观主义者，若论文学，我相信另外一种可能。《木垒河》是我为自己创造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我用心血滋养我的每一个臣民，让他们为我再一次经历命运带给我关于生命，关于生活的感悟，让我在我的王国里驰骋，在王国外履冰。记得有一次和董立勃老师聊起《木垒河》，他问我，为什么你的文字里有种很冷峻的东西？我沉默良久，说：“您没有穿一双漏底皮鞋，走在雨天的经历……”
我在《木垒河》的后记里写到：“我说不清，人之一生所经历的无数变数是否真的暗含宿命，不知道当我们回望来路时，会有怎样的怆然和感慨，但我知道，人生经历的每一次变数，都意味着一次再生。”
这就是我写《木垒河》的意义。
（作者简介：李健，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22期高研班学员，《木垒河》获新疆第五届天山文艺奖。）
《木垒河》就是这一时期写的。
在此之前，我是一名医生，这一职业是我父亲替我规划的，30岁之前，我一直按父亲为我设计的生活轨迹行进。
我父亲1959年支边来疆。那时候，所谓的支边青年，一般分为两种：一是根正苗红，心怀理想来扎根边疆的；一是家境窘迫，借此改变处境，换一种活法的。我父亲属于后一种。我时常以此笑谑父亲，他如果不来疆，说不定连老婆都找不到。不过，父亲运气不错，因为老实能干，来疆的第二年被推荐到地区卫校，毕业后当了一名医生。父亲一生谨小慎微，从不越雷池半步。
我和父亲的关系属于传统的那种，父为子纲，他为我制定未来的生活方向。他恪守“身怀一技，遍行天下”之古训，希望我能好好读书，将来考个大学，学一门手艺，也好有个安身立命之本。我在不到一岁的时候，一场高热让我变得残疾，我未来的生活成为父亲最大的隐忧，而我却总想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后来的时间证明了我的幼稚，我们谁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喜欢小说源于一天晚上父亲给母亲讲的故事。那时我10岁左右，上小学三四年级。父亲在医院上班，家离医院五六公里，在一个叫果树园子的地方。那地方东西两面是连绵起伏的黄土梁，南面是天山，北面是空旷寥远的戈壁荒漠。日子虽说清苦，但很快乐。家里一面大土炕，每天晚上，兄妹三人在阔大的炕面上，嬉闹玩耍得累了，才在父亲的呵斥声中，很不甘心地躺下。
那天夜里，屋外大雪。朦胧中，听父亲在说话，声音很轻，但我还是醒了。父亲在给母亲讲故事。说的是一个叫小梅的女人，在监狱里被严刑逼供，刑讯的手段如何如何残忍，母亲不时地轻呼感叹……我不敢动，怕惊动了父亲的故事，悄悄躺在被窝里，屏息静气，听父亲绘声绘色地讲黑老蔡、牛大水等共产党人如何营救这个叫小梅的女人。不知过了多久，父亲和母亲已发出轻轻鼾声，我依然沉浸在父亲的故事中，心里充满对父亲的钦敬。这是我第一次听父亲讲故事，也是唯一一次，后来才知道，这也是父亲这辈子读过的唯一一本小说。
第一次写小说是在80年代末，一位亦师亦友的兄长邀我参加了一次改稿会，随后，发了一篇千把字的小说，得了八块钱稿费，得意得了不得。1992年末，写了个中篇《青杏》，大约四万字，投给《十月》，自然是石沉大海。可当时不这么想，正是年少轻狂，挽弓射天狼的时候，你不发，我两眼反白，望望天，哼哼，不发算球！我现在依然没能在《十月》发稿，不过，我现在不这么说了。
1993年初，我停职下海了。虽然手里就捏着百十块钱，还是当月的工资，那不要紧，年轻嘛，年轻就是本钱，你看满世界都是金子，就等着咱去捡呢，指不定就能捡个金娃娃，啧啧，那家伙，光宗耀祖，富妻荫子的……十多年间，三次失败，且一次比一次惨。十多年后，我也不再年轻，当年，“左牵黄，右擎苍”的豪气也已消磨殆尽。在伊犁，我换了手机号，断了所有联系，除了家人，几乎没人知道我去了哪里，我独自躲在一隅舔伤。每天白天，穿着白大褂，坐在诊断桌前，为一日三餐操劳，晚上，夜深人静之时，面对荧屏，敲我的命运。
我母亲说，日子就是一个连着一个的日起日落，中间那些烟熏火燎的小磕碰，吹一吹，舔一舔，也就过去了。母亲生于一个大家族，她的家族里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和传奇，只可惜老一辈人都已故去，再也无从追寻，只知道，姥爷是个富绅，在江北那么一个国共日伪交错拉锯的地方，怎么着也不可能独善其身。母亲三岁失恃失怙，她是跟她的姥姥长大的，姥姥去世后，又跟着她的哥嫂。哥哥倒好说，毕竟是一个娘胎里掉出来的，嫂子就不好说了。嫂子是大上海的弄堂里长大的，再说，那些年，谁家都缺吃的，多一张嘴，就夺人一口粮，嫂子言语之间难免多了些冷言冷语，少一些骨肉相连的亲情。母亲虽然骨子里遗着小姐气，又读过几年书，但自小寄人篱下，自知无所依恃，低眉顺眼地过了几年，后来，跟着姐姐到新疆，匆匆忙忙找个人，把自己嫁了。临到她自己过日子了，自然少了些计较，多了些淡然和通达。母亲不似父亲。父亲每见我总是我的瘸儿子将来如何生活，他总让我心生抵抗，让我生出冲破既定轨道的冲动。而母亲不然，她总说每个小瞎雀，嘴下都会有一粒瘪谷子。我得益于母亲对生活的理解，待在伊犁一隅，探寻我嘴下的那一粒瘪谷子。
重新坐在书桌前已是物非人亦非，看世界的眼光也多了很多世故。早年父亲命运的变轨，还有母亲的，我自己的，想人生于这个界地，暗含于命运中的很多必然與偶然。人是如此渺小无助，而现实却又如此强大坚硬，恍然间，就觉得世间万物不过都是命运掌股间的玩物。谁也无法逃遁命运对我们的役使，就像每次看到关于地震、洪水、暴雨的报道，都会让我想起小时候一伙小娃儿对着蚁窝撒尿，然后用棍子拨捣蚁窝，看着原本安然有序的蚂蚁，骤然变得一片混乱。
人生如蚁，我们谁都无法预知，下一刻等待我们的是什么。
这时候，内心无法隐忍的激荡，让我有种讲述的冲动。那些小说里的人和事，一个个跳出来，在我眼前晃，那些变轨的命运与我自己的命运重合，我的脑子满是儿时的生活记忆和情景，老城的街道上走着穿红袄的麦秀，汪秀英白皙的脸上挂着苦相，魏啸才梗着脖子，魏啸铭阴郁的脸，三月的阳光照着即将开冻的木垒河，还有那些偷鸡摸狗跳墙翻院子的逸闻趣事，以及山道上吼着的小曲儿：
日落西山，
羊儿上圈
……
敲打这些文字，让我感到生活也好，故事也好，我们探寻的关于命运的另一种可能就在自己脚下，我们只能脚踏实地，与命运抗争，然后被命运阉割。
就生命本身而言，我是个悲观主义者，若论文学，我相信另外一种可能。《木垒河》是我为自己创造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我用心血滋养我的每一个臣民，让他们为我再一次经历命运带给我关于生命，关于生活的感悟，让我在我的王国里驰骋，在王国外履冰。记得有一次和董立勃老师聊起《木垒河》，他问我，为什么你的文字里有种很冷峻的东西？我沉默良久，说：“您没有穿一双漏底皮鞋，走在雨天的经历……”
我在《木垒河》的后记里写到：“我说不清，人之一生所经历的无数变数是否真的暗含宿命，不知道当我们回望来路时，会有怎样的怆然和感慨，但我知道，人生经历的每一次变数，都意味着一次再生。”
这就是我写《木垒河》的意义。
（作者简介：李健，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22期高研班学员，《木垒河》获新疆第五届天山文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