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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君主制国家沙特、阿曼的统治者面临代际更替，这一方面可能造成政局动荡，但另一方面，年轻一代统治者可能对外界更为开放。这些因素决定变革势在必行。
新近造访沙特阿拉伯的奥巴马总统，没有受到一年前那样由沙萨勒曼国王亲到机场迎接的礼遇，直到4月21日美国与海合会六国峰会开幕前，才在厄加宫见到了81岁的萨勒曼。一大原因，是他出访前曾有美国官员放风称，2002年美当局曾在沙特驻美使馆内的一个信封里发现“基地”炸弹专家Al Sharbi藏匿的飞行执照。这引发人们追问：沙特政府里的高级别官员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9·11恐怖袭击？
2016年4月22日，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沙特阿拉伯国王沙尔曼和巴林国王哈马德出现在利雅得湾合作峰会期间。
尽管奥巴马此访带来了厚礼—美国将与沙特领导的逊尼派联军合作，阻止伊朗向也门什叶派叛军运送武器—但沙特仍对奥巴马在早前文章中呼吁沙特与伊朗“共享”中东耿耿于怀。再加上，现在9·11遇难者的家属要求美国国会允许他们控告沙特政府，尽管奥巴马不肯迁就，可沙特方面并不完全信任他。
沙特国王萨勒曼2015年初登基后，阿拉伯剧变警报刚刚解除，该国便陷入王位继承、军事失利和油价暴跌的多重挑战。如果对美关系再糟糕下去，真有可能面临亨廷顿所描述的政治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的“国王困境”。在阿拉伯世界现存7个君主国（不含阿联酋）中，沙特和阿曼属君主专制，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约旦等国虽设立了议会，但国王仍大权在握，他们会将保守进行到底吗？
对于政治制度而言，保守与进步总是相对的概念。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和适应性，才是决定其前景的主要因素。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阿拉伯君主国无疑相当保守。首先，它们至今仍实行家族统治，多数仍垄断政权。最典型的是沙特，该国禁止政党活动；沙特国王兼任首相，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王储一般兼任副首相；外交、国防和内政等重要内阁部门，也多由王室成员把控。
其次，政权具有显著的前现代属性。王室依靠部落、教派等原生态社会组织实施统治。如沙特是世界上唯一以家族名命名的国家，其王位世袭制脱胎于酋长世袭制，为拓宽统治基础，王室通过部落联姻“化敌为友”。沙特家族与瓦哈比派的谢赫家族结成政教联盟，国王兼任教长。沙特王室将“瓦哈比主义”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不仅在国内推行，还向全世界传播。又如，摩洛哥王室联合社会精英，组成隐形统治集团“马赫赞”，约旦王室则依靠约旦河东岸的部落维持统治。
再次，王室垄断经济命脉。阿拉伯王室控制国家主要经济来源，产油国有丰厚的石油收入，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是向老百姓分配财富。王室还主导经济活动，控制大型项目的发包权。因此，阿拉伯君主国经济被称为“王子经济”。
最后，王室公开对妇女，以及特定族群、教派实行歧视性政策。沙特妇女刚刚获得地方议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至今仍被剥夺驾驶权和自由出行权。
在外人看来，阿拉伯君主制的确与现代政治格格不入，甚至有人将其视为反动势力。但悖论是，阿拉伯君主制表现出相当程度的韧性，这种韧性来源于传统的政治合法性、石油收入、外部大国支持、自身的可控改革等因素。
再以沙特王国为例。从历史上看，沙特家族发迹于18 世纪中叶，酋长穆罕穆德·伊本·沙特与来到当地的宗教改革家阿卜杜勒·瓦哈卜合作，从两个村庄起家，建立了第一个沙特国；后来他的孙子建立了第一个沙特王朝，但被奥斯曼帝国几番镇压；余部又在与其他部落混战多年后，流亡他乡。1902年，22岁的伊本·沙特带领40人从科威特奔袭利雅得，占城为王，后经20多年的南征北战，才建立面积广袤的新沙特王国。新王国至今不过84年，国民仍对建国大业记忆犹新。
从经济基础来看，按照摩洛哥学者贾比里的说法，石油大国沙特是典型的分配型国家，公民不仅不纳税，政府还有能力向公民提供高福利，扮演“施与者”的角色，所以形成了“不纳税，无代表”的现象。
从法理基础来看，沙特以瓦哈比教义立国，无宪法，号称以《古兰经》和《圣训》作为国家执法的依据，沙特国王亦自号为“两圣地的仆人”，以彰显其在伊斯兰世界执牛耳者的身份。
2011年阿拉伯动乱爆发后，世俗政治力量的溃败，反而使君主制政权获得某种合法性背书。因此，不应简单地给阿拉伯君主国贴上“保守”、“反动”的标签，更不宜无端猜测其政权何时垮台。
君主制在阿拉伯世界固然有其合法性和适应性，但其面临的挑战同样巨大。阿拉伯王室始终面临两大考验：对内维持政权稳定，对外防范地区对手。
以“街头民主”为特征的阿拉伯动乱发生后，阿拉伯王室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位于波斯湾西南部的岛国巴林，是海湾君主制的最薄弱链条。
巴林王室哈利法家族属逊尼派，该家族历史上曾席卷过阿拉伯半岛，而占巴林人口约70%的什叶派受到压制，甚至被剥夺了参军资格。巴林王室还利用允许非什叶派外国人入籍，企图逐步改变人口结构。几年前，巴林什叶派举行大规模抗议示威，反对教派歧视，要求国王的叔父—建国以来一直担任首相的哈利法下台，甚至呼吁推翻王室统治。在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安全部队“半岛之盾”的武装干涉下，抗议示威被压制。
在埃及、叙利亚和利比亚等国，沙特、卡塔尔王室也是频频出手、深度介入，期望扩大势力范围。然而，除了沙特最近跟埃及塞西政府谈成“跨亚喀巴湾大桥”计划外，总体效果并不理想。在与伊朗的代理人战争中，海湾君主国也没占到便宜。
沙特王室的日子尤其不好过。萨勒曼继位不久，便废黜虽同辈但血缘较远的王储穆克林，而任命自己的亲侄子本·纳伊夫王子（其父若非早逝，本应在萨勒曼之前继任国王）为新王储，任命自己的儿子本·萨勒曼出任副王储。鉴于伊本·沙特的宠妃苏德里所生“七兄弟”中，4个当过王储，其中老大法赫德、老六萨勒曼最终当上国王，现在正副王储又都是苏德里一系的小字辈，这引起了其他同父异母兄弟及其子嗣的异议，甚至有政变传闻。 沙特父子两代7个国王中，第二任1964年被逼宫下台，第三任1975年被患病侄儿刺杀，所以并不是“兄终弟及”就没有权力斗争。但换个角度看，随着沙特“王二代”的日益凋零，数以百计的“王三代”们已逐渐占据王国的各个要职，过去王位传承中所担心的“一个孙子对抗几十个儿子”的情形已不存在，王室权力迟早要交到年轻一辈的王子们手里，只不过是看在多大范围内延续“兄终弟及”的旧规。
对外，沙特除继续在叙利亚与伊朗暗战外，又将代理人战争扩大到也门。然而，这些冒险屡屡受挫，在也门深陷泥潭，难以脱身。令沙特胆寒的是，长期受到西方制裁的伊朗被放虎归山，沙特大有被美国抛弃之感。为阻止伊朗回归国际社会，沙特年初发动了一场地区外交战，联手盟友围堵伊朗。与此同时，叙利亚局势也朝着对沙特不利的方向发展。“伊斯兰国”攻城略地、兴风作浪，让沙特遭遇舆论困境，瓦哈比主义被指与“伊斯兰国”意识形态同宗同源，甚至9·11事件的旧账也被翻出来，沙特似乎成了极端主义的渊薮。本已陷入低潮的沙美关系，再次受到冲击。
油价暴跌对“石油王国”的打击不言而喻。石油收入对沙特经济的贡献率达40%，占财政收入的80%，出口收入的90%。沙特财政预算以每桶80多美元为标准制订，2015年，沙特出现1000亿美元的亏空。照此下去，不消几年沙特外汇储备就要告急。利空接踵而来，让沙特成为“焦躁的王国”，一度想与俄罗斯商量减产协议。
情况不妙的还有阿曼。已执政46年的“素丹”卡布斯身患重病，长期在国外治疗。由于他没有后代，且未指定继承人，国家命运充满不确定性。阿曼石油储量较少，且已基本采完，经济亟待转型。这让阿曼成为巴林之后，阿拉伯君主制国家链条上第二薄弱者。
危机四伏的阿拉伯君主国若想变革求生，就必须抛弃陈旧的治国模式。经济方面，随着页岩油气开采技术日趋成熟，替代能源不断出现，海湾国家已在减少对油气出口的依赖，谋求实现多元化；政治和社会层面，则仍须探索渐进变革之路，与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相适应。这方面，卡塔尔、摩洛哥等国堪为榜样。
卡塔尔与沙特同属瓦哈比派国家，但其通过变革，成为“现代版的另类瓦哈比”。前任“埃米尔”哈马德1995年废黜父亲接管政权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政治上，卡塔尔通过全民公决颁布永久宪法，设立协商议会，其中大多数议员由选举产生，并给予妇女选举权，任命女性大臣等；卡塔尔推行新闻改革，创办了举世闻名的半岛电视台。2013年6月，卡塔尔埃米尔哈马德主动禅位于第四子塔米姆，后者被视作温和、亲西方的改革派，也是阿拉伯世界最年轻的元首。塔米姆的平民外公，曾因呼吁公平分配财富而被当时哈马德的父王关进大牢。
2011年阿拉伯剧变后，摩洛哥穆罕默德六世国王通过政治改革化解了危机。修宪后，国王放弃内阁任免权，由民选议会多数派组阁。伊斯兰主义政党—正义与发展党通过选举上台执政。
科威特的政治多元化进程也可圈可点。海湾战争后，科威特开启政治改革：行政权由政府履行，埃米尔有权任免首相，并根据首相提名任免内阁大臣；议会是立法和监督机构，由50名民选议员和25名王室议员组成，民选议员相对王室议员有数量上的优势。科威特议会选举中首次有女性议员当选，开启了阿拉伯世界女性参政的先例。科威特议会不满足于“花瓶”角色，曾罢黜患病不能履职的首相。
面对严峻的挑战，一向被视为保守派大本营的沙特也迈出了改革步伐，谋求实现经济多元化。沙特政府开始削减补贴、征收公司税、引入增值税，还计划让阿美石油公司部分上市，其IPO募集的资金将用于投资创立世界上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2016年4月，沙特出台新规，限制宗教警察的权限，并要求其在执法期间对公众保持“和蔼可亲”的态度，以缓和外界对其人权和治理问题的非议。
阿拉伯君主制的存续，具有深厚的宗教和社会基础。其根源是阿拉伯世界“敬主—忠君—秩序”的政治文化。“素丹是安拉在大地上的影子”等“君权神授”的思想为君主制提供了合法性。沙特国王对两圣地的监护权，约旦、摩洛哥国王的圣裔身份，更是增加了其统治的宗教合法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君主制将万世永存，那种倡导臣服、顺从的政治文化不可能一成不变。阿拉伯剧变之后，君主国民众的民权和民主意识被唤醒，这将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前景产生深远影响。绝对君主制国家沙特、阿曼的统治者面临着代际更替，这一方面可能造成政局动荡，但另一方面，年轻一代统治者可能对外界更为开放。这些因素决定变革势在必行。
新近造访沙特阿拉伯的奥巴马总统，没有受到一年前那样由沙萨勒曼国王亲到机场迎接的礼遇，直到4月21日美国与海合会六国峰会开幕前，才在厄加宫见到了81岁的萨勒曼。一大原因，是他出访前曾有美国官员放风称，2002年美当局曾在沙特驻美使馆内的一个信封里发现“基地”炸弹专家Al Sharbi藏匿的飞行执照。这引发人们追问：沙特政府里的高级别官员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9·11恐怖袭击？
尽管奥巴马此访带来了厚礼—美国将与沙特领导的逊尼派联军合作，阻止伊朗向也门什叶派叛军运送武器—但沙特仍对奥巴马在早前文章中呼吁沙特与伊朗“共享”中东耿耿于怀。再加上，现在9·11遇难者的家属要求美国国会允许他们控告沙特政府，尽管奥巴马不肯迁就，可沙特方面并不完全信任他。
沙特国王萨勒曼2015年初登基后，阿拉伯剧变警报刚刚解除，该国便陷入王位继承、军事失利和油价暴跌的多重挑战。如果对美关系再糟糕下去，真有可能面临亨廷顿所描述的政治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的“国王困境”。在阿拉伯世界现存7个君主国（不含阿联酋）中，沙特和阿曼属君主专制，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约旦等国虽设立了议会，但国王仍大权在握，他们会将保守进行到底吗？
保守性VS适应性
对于政治制度而言，保守与进步总是相对的概念。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和适应性，才是决定其前景的主要因素。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阿拉伯君主国无疑相当保守。首先，它们至今仍实行家族统治，多数仍垄断政权。最典型的是沙特，该国禁止政党活动；沙特国王兼任首相，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王储一般兼任副首相；外交、国防和内政等重要内阁部门，也多由王室成员把控。
其次，政权具有显著的前现代属性。王室依靠部落、教派等原生态社会组织实施统治。如沙特是世界上唯一以家族名命名的国家，其王位世袭制脱胎于酋长世袭制，为拓宽统治基础，王室通过部落联姻“化敌为友”。沙特家族与瓦哈比派的谢赫家族结成政教联盟，国王兼任教长。沙特王室将“瓦哈比主义”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不仅在国内推行，还向全世界传播。又如，摩洛哥王室联合社会精英，组成隐形统治集团“马赫赞”，约旦王室则依靠约旦河东岸的部落维持统治。
再次，王室垄断经济命脉。阿拉伯王室控制国家主要经济来源，产油国有丰厚的石油收入，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是向老百姓分配财富。王室还主导经济活动，控制大型项目的发包权。因此，阿拉伯君主国经济被称为“王子经济”。
最后，王室公开对妇女，以及特定族群、教派实行歧视性政策。沙特妇女刚刚获得地方议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至今仍被剥夺驾驶权和自由出行权。
在外人看来，阿拉伯君主制的确与现代政治格格不入，甚至有人将其视为反动势力。但悖论是，阿拉伯君主制表现出相当程度的韧性，这种韧性来源于传统的政治合法性、石油收入、外部大国支持、自身的可控改革等因素。
再以沙特王国为例。从历史上看，沙特家族发迹于18 世纪中叶，酋长穆罕穆德·伊本·沙特与来到当地的宗教改革家阿卜杜勒·瓦哈卜合作，从两个村庄起家，建立了第一个沙特国；后来他的孙子建立了第一个沙特王朝，但被奥斯曼帝国几番镇压；余部又在与其他部落混战多年后，流亡他乡。1902年，22岁的伊本·沙特带领40人从科威特奔袭利雅得，占城为王，后经20多年的南征北战，才建立面积广袤的新沙特王国。新王国至今不过84年，国民仍对建国大业记忆犹新。
从经济基础来看，按照摩洛哥学者贾比里的说法，石油大国沙特是典型的分配型国家，公民不仅不纳税，政府还有能力向公民提供高福利，扮演“施与者”的角色，所以形成了“不纳税，无代表”的现象。
从法理基础来看，沙特以瓦哈比教义立国，无宪法，号称以《古兰经》和《圣训》作为国家执法的依据，沙特国王亦自号为“两圣地的仆人”，以彰显其在伊斯兰世界执牛耳者的身份。
2011年阿拉伯动乱爆发后，世俗政治力量的溃败，反而使君主制政权获得某种合法性背书。因此，不应简单地给阿拉伯君主国贴上“保守”、“反动”的标签，更不宜无端猜测其政权何时垮台。
“不好过”的阿拉伯王室
君主制在阿拉伯世界固然有其合法性和适应性，但其面临的挑战同样巨大。阿拉伯王室始终面临两大考验：对内维持政权稳定，对外防范地区对手。
以“街头民主”为特征的阿拉伯动乱发生后，阿拉伯王室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位于波斯湾西南部的岛国巴林，是海湾君主制的最薄弱链条。
巴林王室哈利法家族属逊尼派，该家族历史上曾席卷过阿拉伯半岛，而占巴林人口约70%的什叶派受到压制，甚至被剥夺了参军资格。巴林王室还利用允许非什叶派外国人入籍，企图逐步改变人口结构。几年前，巴林什叶派举行大规模抗议示威，反对教派歧视，要求国王的叔父—建国以来一直担任首相的哈利法下台，甚至呼吁推翻王室统治。在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安全部队“半岛之盾”的武装干涉下，抗议示威被压制。
在埃及、叙利亚和利比亚等国，沙特、卡塔尔王室也是频频出手、深度介入，期望扩大势力范围。然而，除了沙特最近跟埃及塞西政府谈成“跨亚喀巴湾大桥”计划外，总体效果并不理想。在与伊朗的代理人战争中，海湾君主国也没占到便宜。
沙特王室的日子尤其不好过。萨勒曼继位不久，便废黜虽同辈但血缘较远的王储穆克林，而任命自己的亲侄子本·纳伊夫王子（其父若非早逝，本应在萨勒曼之前继任国王）为新王储，任命自己的儿子本·萨勒曼出任副王储。鉴于伊本·沙特的宠妃苏德里所生“七兄弟”中，4个当过王储，其中老大法赫德、老六萨勒曼最终当上国王，现在正副王储又都是苏德里一系的小字辈，这引起了其他同父异母兄弟及其子嗣的异议，甚至有政变传闻。 沙特父子两代7个国王中，第二任1964年被逼宫下台，第三任1975年被患病侄儿刺杀，所以并不是“兄终弟及”就没有权力斗争。但换个角度看，随着沙特“王二代”的日益凋零，数以百计的“王三代”们已逐渐占据王国的各个要职，过去王位传承中所担心的“一个孙子对抗几十个儿子”的情形已不存在，王室权力迟早要交到年轻一辈的王子们手里，只不过是看在多大范围内延续“兄终弟及”的旧规。
对外，沙特除继续在叙利亚与伊朗暗战外，又将代理人战争扩大到也门。然而，这些冒险屡屡受挫，在也门深陷泥潭，难以脱身。令沙特胆寒的是，长期受到西方制裁的伊朗被放虎归山，沙特大有被美国抛弃之感。为阻止伊朗回归国际社会，沙特年初发动了一场地区外交战，联手盟友围堵伊朗。与此同时，叙利亚局势也朝着对沙特不利的方向发展。“伊斯兰国”攻城略地、兴风作浪，让沙特遭遇舆论困境，瓦哈比主义被指与“伊斯兰国”意识形态同宗同源，甚至9·11事件的旧账也被翻出来，沙特似乎成了极端主义的渊薮。本已陷入低潮的沙美关系，再次受到冲击。
油价暴跌对“石油王国”的打击不言而喻。石油收入对沙特经济的贡献率达40%，占财政收入的80%，出口收入的90%。沙特财政预算以每桶80多美元为标准制订，2015年，沙特出现1000亿美元的亏空。照此下去，不消几年沙特外汇储备就要告急。利空接踵而来，让沙特成为“焦躁的王国”，一度想与俄罗斯商量减产协议。
情况不妙的还有阿曼。已执政46年的“素丹”卡布斯身患重病，长期在国外治疗。由于他没有后代，且未指定继承人，国家命运充满不确定性。阿曼石油储量较少，且已基本采完，经济亟待转型。这让阿曼成为巴林之后，阿拉伯君主制国家链条上第二薄弱者。
革新求变的新潮流
危机四伏的阿拉伯君主国若想变革求生，就必须抛弃陈旧的治国模式。经济方面，随着页岩油气开采技术日趋成熟，替代能源不断出现，海湾国家已在减少对油气出口的依赖，谋求实现多元化；政治和社会层面，则仍须探索渐进变革之路，与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相适应。这方面，卡塔尔、摩洛哥等国堪为榜样。
卡塔尔与沙特同属瓦哈比派国家，但其通过变革，成为“现代版的另类瓦哈比”。前任“埃米尔”哈马德1995年废黜父亲接管政权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政治上，卡塔尔通过全民公决颁布永久宪法，设立协商议会，其中大多数议员由选举产生，并给予妇女选举权，任命女性大臣等；卡塔尔推行新闻改革，创办了举世闻名的半岛电视台。2013年6月，卡塔尔埃米尔哈马德主动禅位于第四子塔米姆，后者被视作温和、亲西方的改革派，也是阿拉伯世界最年轻的元首。塔米姆的平民外公，曾因呼吁公平分配财富而被当时哈马德的父王关进大牢。
2011年阿拉伯剧变后，摩洛哥穆罕默德六世国王通过政治改革化解了危机。修宪后，国王放弃内阁任免权，由民选议会多数派组阁。伊斯兰主义政党—正义与发展党通过选举上台执政。
科威特的政治多元化进程也可圈可点。海湾战争后，科威特开启政治改革：行政权由政府履行，埃米尔有权任免首相，并根据首相提名任免内阁大臣；议会是立法和监督机构，由50名民选议员和25名王室议员组成，民选议员相对王室议员有数量上的优势。科威特议会选举中首次有女性议员当选，开启了阿拉伯世界女性参政的先例。科威特议会不满足于“花瓶”角色，曾罢黜患病不能履职的首相。
面对严峻的挑战，一向被视为保守派大本营的沙特也迈出了改革步伐，谋求实现经济多元化。沙特政府开始削减补贴、征收公司税、引入增值税，还计划让阿美石油公司部分上市，其IPO募集的资金将用于投资创立世界上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2016年4月，沙特出台新规，限制宗教警察的权限，并要求其在执法期间对公众保持“和蔼可亲”的态度，以缓和外界对其人权和治理问题的非议。
阿拉伯君主制的存续，具有深厚的宗教和社会基础。其根源是阿拉伯世界“敬主—忠君—秩序”的政治文化。“素丹是安拉在大地上的影子”等“君权神授”的思想为君主制提供了合法性。沙特国王对两圣地的监护权，约旦、摩洛哥国王的圣裔身份，更是增加了其统治的宗教合法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君主制将万世永存，那种倡导臣服、顺从的政治文化不可能一成不变。阿拉伯剧变之后，君主国民众的民权和民主意识被唤醒，这将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前景产生深远影响。绝对君主制国家沙特、阿曼的统治者面临着代际更替，这一方面可能造成政局动荡，但另一方面，年轻一代统治者可能对外界更为开放。这些因素决定变革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