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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期，淮安称为楚州，其地为南北水陆咽喉，金人南下之重要孔道，是宋金两国必争之地。南宋朝廷为了扼守淮安，对淮安城墙进行多次修筑。近年来，淮安在城区开发过程中，出土了大量的宋代城砖，尤其发现了多种带“都统司”铭文的城砖。淮安出土“都统司”铭文城砖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晚清时期就有金石学家对出土砖文进行整理。文章在整理前人与今人采集的出土材料基础上，结合史料对“都统司”砖文进行考释，以探究南宋都统司与淮安城墙建设之间的关系。
南宋时期江淮地区成为抗金沿线，为防御金人，南宋朝廷在江淮各地诏修城墙，因此江淮地区均有南宋城砖出土。在金石学兴盛的晚清，即有学者对出土的南宋城墙砖文进行整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耿鉴庭先生对扬州出土的南宋城砖铭文中出现的韩世忠抗金部队番号进行了研究。这是首位用出土砖文来研究南宋兵制的学者。近年来在泰州和高邮考古发掘过程中也出土了许多南宋城砖铭文，但是并未对砖文进行深入研究。目前学术界对明代城砖铭文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学者们以明代城砖铭文为研究对象，探析明初匠役制度、军队建制、地方行政区划等问题。通过与明代砖文对比，发现宋代砖文也包含丰富的信息，尤其是淮安出土的砖文中包含有多种宋代军事机构都统司。希望通过本文对都统司砖文的研究，来引起学术界对南宋砖文的关注，以期收到抛砖引玉之效。
“都统司”城砖出土概况
根据文献记载，道光二十年，丁晏主持修葺淮安府旧城时就发现数量众多的城砖，且“旧城古砖皆真书横刻，阳文隆起楷法端劲”，并考证为“南宋时物也”。罗振玉先生广泛收集道光间修葺旧城时出土的南宋城砖后分别编著了《楚州城砖录》和《面城精舍》两部著作，书中记载了许多种类的“都统司”铭文城砖。近年来在淮安堂子巷、城南粮库、运河大堤勺湖至城南酒厂段、镇淮楼东路和长安路等五处拆迁工地均发现了大量的宋代铭文城砖。根据对出土的“都统司”铭文城砖进行整理发现，“都统司”城砖铭文既有重复也各有差异，现按照出土的“都统司”铭文种类整理成下表（表1）。
“都统司”砖文考释
根据表1可知，目前淮安出土各类建康都统司砖文共计有十九种，其中十八种为两面砖文，仅一种为三面砖文。通过对各类砖文的对比，发现三面砖文较两面砖文多一面“采水”，显然这三面砖文包含有更丰富的历史信息。目前发现的这三面砖文分别是“建康都统司”“采水”“提点将官薛忠作头郑进”，其中“建康都统司”和“采水”两处铭文分别模印于城砖两个短侧面，“提点将官薛忠作头郑进”模印于城砖长侧面（图1）。
《宋代官制辞典》中记载，都统司为某州（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司之简称，实为南宋时期军事官署之名。建康都统司应为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司，其最高军事长官为都统制。都统制一职最早出现于北宋宣和年间，“西南用兵，大将或三四人，不相统，故即其中拔一人为都统制以总之”。绍兴十一年，宋金合议以后，“三大将兵罢，乃擢其偏裨为御前诸军都统制”三大将中的张俊率领的中护军主要是驻扎在建康府。宋朝为了防范武臣，始终采取措施对武臣的兵权进行遏制。绍兴合议以后改张俊中护军为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司，并且选择原中护军偏将为都统制统领。至此建康都统司自绍兴十一年正式成立，并成为南宋初期江上十大屯驻大军之一。
在罗振玉先生《面城精舍》中收录有“采石水军”和“采水”砖文。因为南宋时期在模印砖文时常用简称，所以“采水”应是采石水军简称。由于宋金以淮河为界，故“江、淮皆为边境”，所以南宋时期朝廷“欲于沿流帅府、要郡、次要郡置水军，以习水战”。“淮阴、靖安、唐湾、采石诸水军则皆冠以御前之号”，由此可知早在绍兴十一年既有采石水军。淳熙十三年朝廷“移拨采石水军一将二千五百人前来靖安镇屯驻并理建康府都统司阙额”，至此采石水军开始成为建康都统司统辖下的一支水军。淮安出土这块城砖应该是淳熙十三年以后烧制并且运往淮安修筑城墙。
“提点将官薛忠作头郑进”砖文中提点将官应该是造砖监官的官职，《宋代官制辞典》记载提点刑狱为提点刑狱公事之简称，为宋代监司官之一。淳化二年“应诸路转运各命常参官一人专知纠察州军刑狱公事，......此初置外路刑狱官之诏也。”建炎二年诸路提举刑狱司并归提刑司，两年后“国朝建炎四年，诏诸路提刑司除武臣提刑，添置干办公事一员”。绍兴三年，提刑司干办公事官兼提举常平等事，由此看出提刑司的武臣将官对造砖一事进行监管。史料中也有将官对营造之事进行监管的记载，“先是修蓋舍屋，每问在处多不牢固。今缘添差监官点检......乞依旧差使臣、三司大将监修”，“二十间以上至二百间，差三司大将、军将”。这表明将官级别正常都监管数量较大或级别较高的工程。提点刑狱将官监督建康都统司城砖烧造，表明此造砖工程也是受到朝廷的重视。砖文中的“作头”是造砖工匠头目，在宋代某项政府工程如果在一定年限内出现问题，通常要对工程中的监官和工匠进行追责，“如七年内损隳者，其监修官吏、工匠并劾罪以闻。”，可见南宋时期城砖烧造的监官制度也是相当严密的。
通过建康都统司砖文，发现南宋时期在烧造城砖時，为保证砖的质量，大多“于砖侧模印关司某军烧造”，“书写记号板讫”，以便日后追责。在建康都统司砖文中，发现城砖的承造机构是建康都统司下的采石水军，造砖的监管机构为提点刑狱司，还记载了生产机构的负责人，即铭文中的作头。这块城砖的铭文表明了南宋时期城砖烧造过程中的三级机构责任制。
目前淮安出土镇江都统司砖文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镇江都统司，另一种是镇江都统司后面加军队，如：镇江都统司中军。池州都统司砖铭文种类更为单一，目前仅发现池州都统司一种。绍兴十一年以后，南宋朝廷在罢三大将兵权之时，利用原三大将兵将相继建立镇江都统司、池州都统司和建康都统司。朝廷罢韩世忠军权，改其前护军为镇江府驻扎御前诸军，设都统制一员，置镇江都统司。池州、太平州一带军队原为枢密院都统制李显忠统率，绍兴十二年“王进为池州、太平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后朝廷又除去太平州三字，至此成为池州驻扎御前诸军，置池州都统司（图4）。“乾道六年，镇江府驻扎御前诸军，以前、右、中、左、后、水、游奕七军称呼”，以上可知镇江府驻扎御前中军即为镇江都统司中军，此砖应该是乾道六年以后烧造并运往淮安筑城。 楚州副都统司砖文（图5），丁晏先生曾考释过，其依据《宋史》中“乾道三年江上诸军各置副都统一员，兼领军事，岂惟诸帅，亦使主将顾忌，不敢专擅”的相关记载，认为楚州副都统司是设置于乾道三年，目的是为了牵制主将军权。但是熊燕军先生研究认为都统司的最高长官为副都统制，此都统司才称为副都统司，可知楚州副都统司的最高军事长官应为副都统制。乾道三年所设副都统制一员均为江上诸军都统制副官，这与楚州的副都统制不是同一概念，可以看出丁晏先生考证的楚州副都统司建立时间不太准确。
南宋中后期随着各地新军的设立，朝廷任命了不少新军都统制，如“楚州武锋军都统制”，朝廷在楚州设立新军名为武锋军，并且任陈敏为都统制。在史料中还发现“蕲州都统制万文胜”“通州副都统姜才”“常州都统王安节”。王曾瑜先生认为，在南宋后期除原十大御前诸军驻扎之地设都统司外，在不少地区都另设都统制或副都统制，很多地方还置有都统司或副都统司。《崔清献全录》卷二“楚州清河口寇所必趋无险可恃”，“公乃筑城置戊可守可战申请乞置副都统于楚州以总内外之兵”。嘉定十五年朝廷改任翟朝宗之前，翟朝宗既以“镇江府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楚州置司”。崔献清请求朝廷在楚州设副都统，翟朝宗以镇江副都统司身份担任楚州最高军事长官，并且设楚州副都统司。由此我们可知楚州副都统司可能是南宋后期翟朝宗所设。
“都统司”与淮安城墙建设
宋金对峙以来，淮安先后七次被金人攻陷，南宋朝廷为了扼守楚州，先后派韩世忠、陈敏、刘颖和应纯之等人对淮安城墙进行修筑。南宋楚州城池修筑主力主要为士兵，由于“楚州工役繁”导致“士卒叛入射阳湖亡命”。通过前面对“都统司”砖文年代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定这批砖都是乾道以后运至淮安筑城。史料记载乾道二年，朝廷下诏修扬州城，扬州屯戍官兵“与镇江军分南北修扬州城”，这次扬州筑城动用了镇江都统司所辖军队。1952年扬州城区筑路时出土有镇江都统司及其军队番号铭文砖。时隔四年，陈敏在接替楚州守臣左祐修筑淮安城，其修城的主力军也是士兵，并且大量士兵从外州调拨而来，故而有“兵夫之在道者方半”，同时“財用之调于诸州者”。扬州和淮安同属淮东，并且有邗沟水道相通，军事地位均非常重要，淮安出土的镇江都统司砖应该是陈敏修筑楚州城时镇江都统司拨运过来。此后镇江都统司出于对淮安城军事地位的重视，一度“派镇江都统司两将之兵往楚州驻扎”，这些士兵不仅驻扎淮安，还兼任淮安修城重任。
建康都统司砖文表明其烧造于淳熙十三年以后。宋光宗绍熙元年，淮安遭遇大水，城墙毁坏，时任淮东转运副使刘颖组织兵役对淮安城墙进行修葺。建康都统司砖最早可能于绍熙元年运往淮安修补城墙。在出土的宋代城砖铭文中我们发现，目前仅建康都统司砖侧面模印监督官和作头姓名。这可能是由于淮安城墙被大水冲坏，政府为了保证此次淮安城墙修葺的质量，故而从修城材料上开始监管。建康都统司砖出土表明了宋代淮安筑城工程是朝廷看重的重点工程，也体现淮安城重要的军事地位。
分析楚州副都统司砖文可知，这块砖是淮安地方军事机构所督造的城砖。基于楚州的军事地位的重要性，翟朝宗在楚州设立了副都统司。嘉定八年楚州知州应纯之，为了抵御金兵，对楚州城墙损毁之处进行修葺，在修葺过程中必然需要大量城砖，故而楚州副都统司作为地方最高军事机构理当担任造砖任务。自绍兴十二年以后，池州都统司设立以后，宋廷实施的将兵法使“池司都统而在楚州”，并且“往往以本军之財资他处之用”。故而池州都统司在楚州之时，所辖军队的兵士也承担了淮安城墙的修建工作，池州都统司砖更可能在军队驻扎淮安时烧造。
总体而言，淮安出土宋代城砖数量众多，种类丰富，但是有关“都统司”铭文城磚种类相对较少。本文通过对淮安现已出土的宋代城砖铭文进行整理，共收集到四种“都统司”城砖。在对这些城砖的砖文考释中，发现了不同种类的军事机构，同时把我国在城砖上通过物勒工名来保证造砖质量的历史从明初洪武朝推至更早的南宋时期。在城砖铭文的探析中，我们还发现南宋各地修建城墙的主力是军队士兵，并且大量的城砖也是由军队烧制。淮安城墙在南宋得到了大发展，其历次修葺离不开各军队的人力物力的支持，从淮安出土的“都统司”城砖可以看出南宋军队除作战以外的衍生职能。相比于明代城墙铭文砖的出土数量，南宋铭文砖数量稀少。
文章只能就目前已经出土的四种都统司城砖进行考析，随着以后更多南宋城砖的出土，南宋城砖铭文中所包含历史信息和价值将会得到更多知名学者的关注与研究。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南宋时期江淮地区成为抗金沿线，为防御金人，南宋朝廷在江淮各地诏修城墙，因此江淮地区均有南宋城砖出土。在金石学兴盛的晚清，即有学者对出土的南宋城墙砖文进行整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耿鉴庭先生对扬州出土的南宋城砖铭文中出现的韩世忠抗金部队番号进行了研究。这是首位用出土砖文来研究南宋兵制的学者。近年来在泰州和高邮考古发掘过程中也出土了许多南宋城砖铭文，但是并未对砖文进行深入研究。目前学术界对明代城砖铭文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学者们以明代城砖铭文为研究对象，探析明初匠役制度、军队建制、地方行政区划等问题。通过与明代砖文对比，发现宋代砖文也包含丰富的信息，尤其是淮安出土的砖文中包含有多种宋代军事机构都统司。希望通过本文对都统司砖文的研究，来引起学术界对南宋砖文的关注，以期收到抛砖引玉之效。
“都统司”城砖出土概况
根据文献记载，道光二十年，丁晏主持修葺淮安府旧城时就发现数量众多的城砖，且“旧城古砖皆真书横刻，阳文隆起楷法端劲”，并考证为“南宋时物也”。罗振玉先生广泛收集道光间修葺旧城时出土的南宋城砖后分别编著了《楚州城砖录》和《面城精舍》两部著作，书中记载了许多种类的“都统司”铭文城砖。近年来在淮安堂子巷、城南粮库、运河大堤勺湖至城南酒厂段、镇淮楼东路和长安路等五处拆迁工地均发现了大量的宋代铭文城砖。根据对出土的“都统司”铭文城砖进行整理发现，“都统司”城砖铭文既有重复也各有差异，现按照出土的“都统司”铭文种类整理成下表（表1）。
“都统司”砖文考释
根据表1可知，目前淮安出土各类建康都统司砖文共计有十九种，其中十八种为两面砖文，仅一种为三面砖文。通过对各类砖文的对比，发现三面砖文较两面砖文多一面“采水”，显然这三面砖文包含有更丰富的历史信息。目前发现的这三面砖文分别是“建康都统司”“采水”“提点将官薛忠作头郑进”，其中“建康都统司”和“采水”两处铭文分别模印于城砖两个短侧面，“提点将官薛忠作头郑进”模印于城砖长侧面（图1）。
《宋代官制辞典》中记载，都统司为某州（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司之简称，实为南宋时期军事官署之名。建康都统司应为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司，其最高军事长官为都统制。都统制一职最早出现于北宋宣和年间，“西南用兵，大将或三四人，不相统，故即其中拔一人为都统制以总之”。绍兴十一年，宋金合议以后，“三大将兵罢，乃擢其偏裨为御前诸军都统制”三大将中的张俊率领的中护军主要是驻扎在建康府。宋朝为了防范武臣，始终采取措施对武臣的兵权进行遏制。绍兴合议以后改张俊中护军为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司，并且选择原中护军偏将为都统制统领。至此建康都统司自绍兴十一年正式成立，并成为南宋初期江上十大屯驻大军之一。
在罗振玉先生《面城精舍》中收录有“采石水军”和“采水”砖文。因为南宋时期在模印砖文时常用简称，所以“采水”应是采石水军简称。由于宋金以淮河为界，故“江、淮皆为边境”，所以南宋时期朝廷“欲于沿流帅府、要郡、次要郡置水军，以习水战”。“淮阴、靖安、唐湾、采石诸水军则皆冠以御前之号”，由此可知早在绍兴十一年既有采石水军。淳熙十三年朝廷“移拨采石水军一将二千五百人前来靖安镇屯驻并理建康府都统司阙额”，至此采石水军开始成为建康都统司统辖下的一支水军。淮安出土这块城砖应该是淳熙十三年以后烧制并且运往淮安修筑城墙。
“提点将官薛忠作头郑进”砖文中提点将官应该是造砖监官的官职，《宋代官制辞典》记载提点刑狱为提点刑狱公事之简称，为宋代监司官之一。淳化二年“应诸路转运各命常参官一人专知纠察州军刑狱公事，......此初置外路刑狱官之诏也。”建炎二年诸路提举刑狱司并归提刑司，两年后“国朝建炎四年，诏诸路提刑司除武臣提刑，添置干办公事一员”。绍兴三年，提刑司干办公事官兼提举常平等事，由此看出提刑司的武臣将官对造砖一事进行监管。史料中也有将官对营造之事进行监管的记载，“先是修蓋舍屋，每问在处多不牢固。今缘添差监官点检......乞依旧差使臣、三司大将监修”，“二十间以上至二百间，差三司大将、军将”。这表明将官级别正常都监管数量较大或级别较高的工程。提点刑狱将官监督建康都统司城砖烧造，表明此造砖工程也是受到朝廷的重视。砖文中的“作头”是造砖工匠头目，在宋代某项政府工程如果在一定年限内出现问题，通常要对工程中的监官和工匠进行追责，“如七年内损隳者，其监修官吏、工匠并劾罪以闻。”，可见南宋时期城砖烧造的监官制度也是相当严密的。
通过建康都统司砖文，发现南宋时期在烧造城砖時，为保证砖的质量，大多“于砖侧模印关司某军烧造”，“书写记号板讫”，以便日后追责。在建康都统司砖文中，发现城砖的承造机构是建康都统司下的采石水军，造砖的监管机构为提点刑狱司，还记载了生产机构的负责人，即铭文中的作头。这块城砖的铭文表明了南宋时期城砖烧造过程中的三级机构责任制。
目前淮安出土镇江都统司砖文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镇江都统司，另一种是镇江都统司后面加军队，如：镇江都统司中军。池州都统司砖铭文种类更为单一，目前仅发现池州都统司一种。绍兴十一年以后，南宋朝廷在罢三大将兵权之时，利用原三大将兵将相继建立镇江都统司、池州都统司和建康都统司。朝廷罢韩世忠军权，改其前护军为镇江府驻扎御前诸军，设都统制一员，置镇江都统司。池州、太平州一带军队原为枢密院都统制李显忠统率，绍兴十二年“王进为池州、太平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后朝廷又除去太平州三字，至此成为池州驻扎御前诸军，置池州都统司（图4）。“乾道六年，镇江府驻扎御前诸军，以前、右、中、左、后、水、游奕七军称呼”，以上可知镇江府驻扎御前中军即为镇江都统司中军，此砖应该是乾道六年以后烧造并运往淮安筑城。 楚州副都统司砖文（图5），丁晏先生曾考释过，其依据《宋史》中“乾道三年江上诸军各置副都统一员，兼领军事，岂惟诸帅，亦使主将顾忌，不敢专擅”的相关记载，认为楚州副都统司是设置于乾道三年，目的是为了牵制主将军权。但是熊燕军先生研究认为都统司的最高长官为副都统制，此都统司才称为副都统司，可知楚州副都统司的最高军事长官应为副都统制。乾道三年所设副都统制一员均为江上诸军都统制副官，这与楚州的副都统制不是同一概念，可以看出丁晏先生考证的楚州副都统司建立时间不太准确。
南宋中后期随着各地新军的设立，朝廷任命了不少新军都统制，如“楚州武锋军都统制”，朝廷在楚州设立新军名为武锋军，并且任陈敏为都统制。在史料中还发现“蕲州都统制万文胜”“通州副都统姜才”“常州都统王安节”。王曾瑜先生认为，在南宋后期除原十大御前诸军驻扎之地设都统司外，在不少地区都另设都统制或副都统制，很多地方还置有都统司或副都统司。《崔清献全录》卷二“楚州清河口寇所必趋无险可恃”，“公乃筑城置戊可守可战申请乞置副都统于楚州以总内外之兵”。嘉定十五年朝廷改任翟朝宗之前，翟朝宗既以“镇江府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楚州置司”。崔献清请求朝廷在楚州设副都统，翟朝宗以镇江副都统司身份担任楚州最高军事长官，并且设楚州副都统司。由此我们可知楚州副都统司可能是南宋后期翟朝宗所设。
“都统司”与淮安城墙建设
宋金对峙以来，淮安先后七次被金人攻陷，南宋朝廷为了扼守楚州，先后派韩世忠、陈敏、刘颖和应纯之等人对淮安城墙进行修筑。南宋楚州城池修筑主力主要为士兵，由于“楚州工役繁”导致“士卒叛入射阳湖亡命”。通过前面对“都统司”砖文年代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定这批砖都是乾道以后运至淮安筑城。史料记载乾道二年，朝廷下诏修扬州城，扬州屯戍官兵“与镇江军分南北修扬州城”，这次扬州筑城动用了镇江都统司所辖军队。1952年扬州城区筑路时出土有镇江都统司及其军队番号铭文砖。时隔四年，陈敏在接替楚州守臣左祐修筑淮安城，其修城的主力军也是士兵，并且大量士兵从外州调拨而来，故而有“兵夫之在道者方半”，同时“財用之调于诸州者”。扬州和淮安同属淮东，并且有邗沟水道相通，军事地位均非常重要，淮安出土的镇江都统司砖应该是陈敏修筑楚州城时镇江都统司拨运过来。此后镇江都统司出于对淮安城军事地位的重视，一度“派镇江都统司两将之兵往楚州驻扎”，这些士兵不仅驻扎淮安，还兼任淮安修城重任。
建康都统司砖文表明其烧造于淳熙十三年以后。宋光宗绍熙元年，淮安遭遇大水，城墙毁坏，时任淮东转运副使刘颖组织兵役对淮安城墙进行修葺。建康都统司砖最早可能于绍熙元年运往淮安修补城墙。在出土的宋代城砖铭文中我们发现，目前仅建康都统司砖侧面模印监督官和作头姓名。这可能是由于淮安城墙被大水冲坏，政府为了保证此次淮安城墙修葺的质量，故而从修城材料上开始监管。建康都统司砖出土表明了宋代淮安筑城工程是朝廷看重的重点工程，也体现淮安城重要的军事地位。
分析楚州副都统司砖文可知，这块砖是淮安地方军事机构所督造的城砖。基于楚州的军事地位的重要性，翟朝宗在楚州设立了副都统司。嘉定八年楚州知州应纯之，为了抵御金兵，对楚州城墙损毁之处进行修葺，在修葺过程中必然需要大量城砖，故而楚州副都统司作为地方最高军事机构理当担任造砖任务。自绍兴十二年以后，池州都统司设立以后，宋廷实施的将兵法使“池司都统而在楚州”，并且“往往以本军之財资他处之用”。故而池州都统司在楚州之时，所辖军队的兵士也承担了淮安城墙的修建工作，池州都统司砖更可能在军队驻扎淮安时烧造。
总体而言，淮安出土宋代城砖数量众多，种类丰富，但是有关“都统司”铭文城磚种类相对较少。本文通过对淮安现已出土的宋代城砖铭文进行整理，共收集到四种“都统司”城砖。在对这些城砖的砖文考释中，发现了不同种类的军事机构，同时把我国在城砖上通过物勒工名来保证造砖质量的历史从明初洪武朝推至更早的南宋时期。在城砖铭文的探析中，我们还发现南宋各地修建城墙的主力是军队士兵，并且大量的城砖也是由军队烧制。淮安城墙在南宋得到了大发展，其历次修葺离不开各军队的人力物力的支持，从淮安出土的“都统司”城砖可以看出南宋军队除作战以外的衍生职能。相比于明代城墙铭文砖的出土数量，南宋铭文砖数量稀少。
文章只能就目前已经出土的四种都统司城砖进行考析，随着以后更多南宋城砖的出土，南宋城砖铭文中所包含历史信息和价值将会得到更多知名学者的关注与研究。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