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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需求越来越大。作为文化、休闲、娱乐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已经形成一种强大的产业，在强健人们身体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长期以来，在我国实行的“举国体制”曾经发挥了它的巨大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大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管理模式及运行机制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竞技体育自身孕育的改革需求。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与缺陷也日益暴露出来，本文试图从体育的本源，体育的原动力出发，用制度经济学上的产权理论来分析我国现行的体育制度，并找出其本质缺陷。
关键词：体育体制经济学
“体育”一词的原意为“休闲娱乐”，从雅典古奥林匹克到顾拜旦的体育价值观，都体现出一种思想——通过参与肢体竞技，以实现精神和肉体的更高结合。同时，体育又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他必然受到社会经济的制约。在西方，体育已经形成一种强大的产业，在强健人们身体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而在我国，长期以来，体育背负着超出自身内涵的意义和责任。
一、经济上的追求是人们从事体育比赛的原动力
顾拜旦曾经提出奥林匹克的五大价值观——自尊自律、尊重规则、尊重他人、公平竞争和通过参与运动获得的自身满足感。他的意思是通过公平的竞争而获得自身的满足感，当然，这种满足感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其中物质上的满足是基础。而在有着五前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国，人们早就明白这个道理。
体育这项运动何尝不是如此，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需求越来越大。随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到了20世纪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达到了初级小康水平的物质条件。据有关资料表明，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达到600美元时入，人民就会产生对于体育健康的要求。健康和精神需求是解决了温饱问题促进人民向更高层次的追求。当人们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又能获得丰厚物质利益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善举，回馈社会。于是，运动员的“名星效应”就会显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举国体制”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它就如同“野蛮采伐”和“野蛮盗挖”一样，以环境的破坏为代价换来经济的高速增长，这种“短板效应”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显现出来了。
二、产权理论是构建体育发展平台的理论基础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是现代产权理论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他一生致力于经济运行背后的财产权利结构的研究。他认为建立一种经济制度比考察经济运行过程本身更重要，建立一种产权明晰的经济制度能够有效地降低成本而使得利益最大化。所以，产权理论者认为，私有企业的产权人享有剩余利润占有权，产权人有较强的激励动机去不断提高企业的效益。所以在利润激励上，私有企业比传统的国营企业强。相反，没有产权的社会是一个效率绝对低下、资源配置绝对无效的社会。由此可以看出，科斯产权理论的核心是一切经济交往活动的前提是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实质上是一种人们之间行使一定行为的权力。因此，经济分析的首要任务是界定产权，然后通过权利的交易达到社会总产品的最大化。
而长期以来，我国体育从原苏联学过来的“举国体制”是以世界大赛的冠军(特别是奥运会)为最高目标，统一动员和调配全国的有关力量，来夺取比赛运动的好成绩。有人将举国体制概括为三大组成部分，即：“一个三角形的体制结构，一是以各级政府下属体育部门为架构的垂直型管理体制；二是以国家与省级两级专业队为中心，以市、县两级业余体校为基础的“一条龙”训练体制；三是以全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赛体制。管理体制、训练体制和竞赛体制三足鼎立，构成了我国体育“举国体制”的三大支柱和内在结构。”在这种的体育体制下，国家体育行政部门直属的项目管理中心等事业单位，既有政府管理职能，又有具体操办的职责；既办运动队，又关注经营赛事；既要掌舵，又要划船。所有权利集于一身，既要制定规则，又要上场比赛，还要当裁判，造成了管理上的“失位…错位”与“缺位”，容易造成什么事情都在管，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好的局面。
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其最大特点就是政府以行政手段管理体育事务，以计划手段配置体育资源，在管理、训练、竞赛等各个方面形成全国一体化，形成一个由各级体委为中心的管理体制、以专业运动队为中心的训练体制。这和以前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相适应的，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要求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振奋民族精神的要求。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
“举国体制”赖以存在的大环境改变了，所有的企业，甚至国家的科研院所都自负盈亏，进入了市场，体育还继续依赖国家的大量投入已经不现实了。从体制上来看，目前，我们仍然是以计划手段配置体育资源，以行政手段管理体育事业，这种“管办不分”的体育体制与市场经济下的体育高度社会化和产业化要求背道而驰。
近年来，我国体育界也进行了一些市场化的探索和运作，但除了篮球、乒乓球稍见雏形之外，其他项目均不见起色，特别是足球这个颇具观赏性，又有国际成熟的市场化经验的项目，却因种种贪腐、假球、赌球现象的频发而濒临毁灭的危险。所有这些，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体育体制没有做到产权明晰。市场经济条件下，谁投资，谁就受益，谁就拥有该企业的支配权。而企业的目的在于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正象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这样写的“每一个人…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当然，不是所有的体育项目都可以走向市场，只有少数职业化程度高、商业化程度强的体育项目可以通过市场解决，大多数的其它体育项目，因商业性比赛根本没人看，靠市场体制是不可能解决的经费问题的，最后还是要靠政府和企业的赞助和支持。
三、运动员的生存现状和出路是体育运动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
从事竞技体育的运动员除了为国争光的崇高理想外，他们最关心的莫过于他们的生存状态和退役后的生活待遇。在国外，许多运动员，甚至是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都是非职业的，他们有的是医生，有的是教师或公务员，都有自己的工作。象NBA这样的职业球员，能够有足够的收入来保证自己退役后的生活衣食无忧，况且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受过高等教育，很容易容入社会。而我国
在“举国体制”下，凡入选省市专业运动队的运动员，自入队之日起即计工龄，成为国家正式职工与国家职工享受同样待遇。由于运动员职业的特殊性，这一国家保底的体制在实际运行中存在巨大困难，许多运动员连九年的义务教育都未完成，一旦离开运动队，很难容入社会。作为运动员，他的梦想是获得世界冠军，但实现这一梦想并非易事。据统计，我国竞技体育队伍1994年需要有3883.5名运动员才能产生一名世界冠军，1995年需要3162，3名运动员才能产生一名世界冠军，到了1996年需要有4399.1名运动员才能产生一名世界冠军，随着各国运动水平的提高，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夺取金牌的难度越来越大。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实际上是以大量运动员牺牲自己接受普通国民教育的权利换来的。随着市场的转轨，人力资源市场流动性的增强，国家安置退役运动员的执行力度大打折扣。近年来，运动员在退役后就业艰难、生活困苦的状况不时见诸报端。加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国人对奥运金牌的认识开始趋于理性，那种在“举国体制”下采用人海战术，以大量的人力资源成本打造竞技体育塔尖的极少数精英运动员的做法，不符合“以人为本”的原则，也逐渐成为竞技体育向国际化、职业化、商业化方向发展的桎梏。这种发展趋势也势必动摇人们从事体育运动的热情，许多运动项目因缺乏后备力量，面临人才枯竭的尴尬境地。
综上所述，我国高度集中的“举国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这种“官本位”的体育体制是对体育精神的扭曲、对于国民运动资源的透支，违背了经济规律，它不计代价调动一切资源，甚至不惜牺牲绝大多数运动员的受教育权和工作的权利来实现国家的“金牌战略”，最终会因缺乏后备力量而与自己的初衷渐行渐远。所以，要使我国实现由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的转变，首先要从产权入手进行制度的设计，使体育真正走向市场化、产业化。而各级体育行政部门的职能要来一个彻底的转变，主要抓好群众性体育活动，增强人民的体质，使体育回归他的本源。
关键词：体育体制经济学
“体育”一词的原意为“休闲娱乐”，从雅典古奥林匹克到顾拜旦的体育价值观，都体现出一种思想——通过参与肢体竞技，以实现精神和肉体的更高结合。同时，体育又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他必然受到社会经济的制约。在西方，体育已经形成一种强大的产业，在强健人们身体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而在我国，长期以来，体育背负着超出自身内涵的意义和责任。
一、经济上的追求是人们从事体育比赛的原动力
顾拜旦曾经提出奥林匹克的五大价值观——自尊自律、尊重规则、尊重他人、公平竞争和通过参与运动获得的自身满足感。他的意思是通过公平的竞争而获得自身的满足感，当然，这种满足感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其中物质上的满足是基础。而在有着五前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国，人们早就明白这个道理。
体育这项运动何尝不是如此，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需求越来越大。随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到了20世纪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达到了初级小康水平的物质条件。据有关资料表明，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达到600美元时入，人民就会产生对于体育健康的要求。健康和精神需求是解决了温饱问题促进人民向更高层次的追求。当人们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又能获得丰厚物质利益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善举，回馈社会。于是，运动员的“名星效应”就会显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举国体制”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它就如同“野蛮采伐”和“野蛮盗挖”一样，以环境的破坏为代价换来经济的高速增长，这种“短板效应”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显现出来了。
二、产权理论是构建体育发展平台的理论基础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是现代产权理论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他一生致力于经济运行背后的财产权利结构的研究。他认为建立一种经济制度比考察经济运行过程本身更重要，建立一种产权明晰的经济制度能够有效地降低成本而使得利益最大化。所以，产权理论者认为，私有企业的产权人享有剩余利润占有权，产权人有较强的激励动机去不断提高企业的效益。所以在利润激励上，私有企业比传统的国营企业强。相反，没有产权的社会是一个效率绝对低下、资源配置绝对无效的社会。由此可以看出，科斯产权理论的核心是一切经济交往活动的前提是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实质上是一种人们之间行使一定行为的权力。因此，经济分析的首要任务是界定产权，然后通过权利的交易达到社会总产品的最大化。
而长期以来，我国体育从原苏联学过来的“举国体制”是以世界大赛的冠军(特别是奥运会)为最高目标，统一动员和调配全国的有关力量，来夺取比赛运动的好成绩。有人将举国体制概括为三大组成部分，即：“一个三角形的体制结构，一是以各级政府下属体育部门为架构的垂直型管理体制；二是以国家与省级两级专业队为中心，以市、县两级业余体校为基础的“一条龙”训练体制；三是以全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赛体制。管理体制、训练体制和竞赛体制三足鼎立，构成了我国体育“举国体制”的三大支柱和内在结构。”在这种的体育体制下，国家体育行政部门直属的项目管理中心等事业单位，既有政府管理职能，又有具体操办的职责；既办运动队，又关注经营赛事；既要掌舵，又要划船。所有权利集于一身，既要制定规则，又要上场比赛，还要当裁判，造成了管理上的“失位…错位”与“缺位”，容易造成什么事情都在管，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好的局面。
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其最大特点就是政府以行政手段管理体育事务，以计划手段配置体育资源，在管理、训练、竞赛等各个方面形成全国一体化，形成一个由各级体委为中心的管理体制、以专业运动队为中心的训练体制。这和以前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相适应的，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要求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振奋民族精神的要求。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
“举国体制”赖以存在的大环境改变了，所有的企业，甚至国家的科研院所都自负盈亏，进入了市场，体育还继续依赖国家的大量投入已经不现实了。从体制上来看，目前，我们仍然是以计划手段配置体育资源，以行政手段管理体育事业，这种“管办不分”的体育体制与市场经济下的体育高度社会化和产业化要求背道而驰。
近年来，我国体育界也进行了一些市场化的探索和运作，但除了篮球、乒乓球稍见雏形之外，其他项目均不见起色，特别是足球这个颇具观赏性，又有国际成熟的市场化经验的项目，却因种种贪腐、假球、赌球现象的频发而濒临毁灭的危险。所有这些，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体育体制没有做到产权明晰。市场经济条件下，谁投资，谁就受益，谁就拥有该企业的支配权。而企业的目的在于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正象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这样写的“每一个人…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当然，不是所有的体育项目都可以走向市场，只有少数职业化程度高、商业化程度强的体育项目可以通过市场解决，大多数的其它体育项目，因商业性比赛根本没人看，靠市场体制是不可能解决的经费问题的，最后还是要靠政府和企业的赞助和支持。
三、运动员的生存现状和出路是体育运动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
从事竞技体育的运动员除了为国争光的崇高理想外，他们最关心的莫过于他们的生存状态和退役后的生活待遇。在国外，许多运动员，甚至是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都是非职业的，他们有的是医生，有的是教师或公务员，都有自己的工作。象NBA这样的职业球员，能够有足够的收入来保证自己退役后的生活衣食无忧，况且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受过高等教育，很容易容入社会。而我国
在“举国体制”下，凡入选省市专业运动队的运动员，自入队之日起即计工龄，成为国家正式职工与国家职工享受同样待遇。由于运动员职业的特殊性，这一国家保底的体制在实际运行中存在巨大困难，许多运动员连九年的义务教育都未完成，一旦离开运动队，很难容入社会。作为运动员，他的梦想是获得世界冠军，但实现这一梦想并非易事。据统计，我国竞技体育队伍1994年需要有3883.5名运动员才能产生一名世界冠军，1995年需要3162，3名运动员才能产生一名世界冠军，到了1996年需要有4399.1名运动员才能产生一名世界冠军，随着各国运动水平的提高，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夺取金牌的难度越来越大。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实际上是以大量运动员牺牲自己接受普通国民教育的权利换来的。随着市场的转轨，人力资源市场流动性的增强，国家安置退役运动员的执行力度大打折扣。近年来，运动员在退役后就业艰难、生活困苦的状况不时见诸报端。加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国人对奥运金牌的认识开始趋于理性，那种在“举国体制”下采用人海战术，以大量的人力资源成本打造竞技体育塔尖的极少数精英运动员的做法，不符合“以人为本”的原则，也逐渐成为竞技体育向国际化、职业化、商业化方向发展的桎梏。这种发展趋势也势必动摇人们从事体育运动的热情，许多运动项目因缺乏后备力量，面临人才枯竭的尴尬境地。
综上所述，我国高度集中的“举国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这种“官本位”的体育体制是对体育精神的扭曲、对于国民运动资源的透支，违背了经济规律，它不计代价调动一切资源，甚至不惜牺牲绝大多数运动员的受教育权和工作的权利来实现国家的“金牌战略”，最终会因缺乏后备力量而与自己的初衷渐行渐远。所以，要使我国实现由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的转变，首先要从产权入手进行制度的设计，使体育真正走向市场化、产业化。而各级体育行政部门的职能要来一个彻底的转变，主要抓好群众性体育活动，增强人民的体质，使体育回归他的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