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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五环六环之间成为一个过渡性空间时，它也形成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区域，一个落脚的城市边缘，一座睡城。它可能是新的社会和美学秩序的诞生地，也可能是下一波社会冲突和现实困境的温床。
“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啊！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终于有一天，你会修到七环。修到七环怎么办？你比五环多两环。”（《五环之歌》）
套用《牡丹之歌》曲调的《五环之歌》，是青年相声演员岳云鹏的看家曲目。听过的人都会对近乎废话一样的歌词和搞怪的唱腔印象深刻。而人们在这荒诞的歌声中笑着笑着，北京城就不知不觉地真修到了六环。而五环如今已经从北京城的边缘线变成了划分北京城区和郊区的一条界线。它同时也像是一个隐喻，划开了两个世界。在中国发展的进程中，把文明划在了五环内，把城市化的“残渣”划在了五环外。五环与六环之间有着无数的村落，它们似乎跟这个光怪陆离的大都市毫无关系。生存在那里的大多是进城务工人员，他们暂时还融入不了城市，也无法返还故乡，面对着生存的焦虑和身份的尴尬。如今站在北五环的高楼上向北眺望那些疯狂生长的楼宇，真实与荒诞似乎离得并不太远。
在中国当代艺术大谈如何本土化，如何国际化的时候，很少有人环顾我们身边真实的风景或是拷问我们自己是如何活着的。从边缘到中心，决定一座城界限的到底是什么？去年10月份，由李一凡、葛非、葛磊、满宇四位艺术家发起了“六环比五环多一环”艺术项目。面临着这样一种生存现状，40位艺术家，分别驻扎在五环六环间的40个村庄中，不限主题地做田野调查。对大众来说，这些村子很普通，它们既不在旅游地图上，也不在社会新闻上，它们是历史边缘和现实边缘的角落。该项目企图用艺术介入中国发展中最深刻的现实问题，以艺术视角来记录和阐释五环和六环间那些熟悉而又陌生的真实。这些艺术家就像记者或者社会工作者一样走访、拍摄、记录。
直到今年7月11日，“六环比五环多一环”的展览终于在单向空间书店开幕。走进书店，整整一层布满了展板，没有什么形成视觉冲击力的作品，而是充斥着档案、文献。策展人崔灿灿的长文写得十分细腻感性：“每天晚上的4、5点钟，簋街的夜色才开始逐渐消退。这是北京最繁华的24小时餐饮街，夜行人在这里打发无聊、漫长的夜晚，有夜场下班的小姐，有即将离别的送行，也有喝得烂醉的伤心人。据说，这里的卖唱人唱的最多的是汪峰的《北京北京》和陈升的《把悲伤留给自己》，并不专业歌声却能勾起人们的回忆、爱恨以及不知何起的慌乱流离感，它伴随着合唱者深情的歌声，飘荡在即将拂晓的街头。可是，对于餐厅的服务员而言，除了日常的麻木和倦意，他们要将这些恢复到白天的样子，就像一切从没发生，留下的残余会被装入黑色塑料袋，等待垃圾车将它送至五环外或是更远。他们自己也将坐最早的一班公交车，赶回自己位于五环外的家中，以结束一天的工作。”
如果说纪实文学的文风可能是策展人唤起人们关注的一种策略，那么艺术家所做的就确实是异常细碎和耐心的工作了。许志强、李文立对建新庄村50年代的集体农场及职工宿舍的测绘和调查；梁尔亮在东小口村跟踪了村里的流浪狗10天，最后做出了流浪狗帮派关系示意图；艺术家闫振振在长营村和拆迁的废墟收集了被丢弃的各类物品，而他的调查事实上只持续了3天，便继续不下去了；艺术家黄淞浩跟文化站的阿姨们排练，从家里借来长笛，排练一出悲伤版的《欢乐颂》，或是和一位清洁工交换一天的职业。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和当地居民有了直接的交流，思想上的碰撞，互相感知对方的生活。这些在城市化进程中贡献了力量的外来人口，如今在城市的边缘寄居着，从事着那些最为底层的服务，缺乏和城市中心著民一样的待遇和保障。这座城显然还没有准备好容纳他们。从起初预计的10天到真正进行的几个月，从冷眼旁观的局外人到体验者，艺术调查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城乡关系中的最为复杂和典型的东西。而在正如崔灿灿所说：“当五环六环之间成为一个过渡性空间时，它也形成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区域，一个落脚的城市边缘，一座睡城。它可能是新的社会和美学秩序的诞生地，也可能是下一波社会冲突和现实困境的温床。”
正因为如此，艺术的介入可能并不是艺术的一次自我膨胀，而是在力图使艺术变为“社会实验室”。当有人质疑“六环比五环多一环”的这个艺术项目涉及太多政治问题时，发起此次艺术项目的艺术家更想要质疑的是当代艺术本身。在博览会与画廊体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今天，我们才会津津乐道谁又参加了什么博览会，又去了哪家画廊做展览。而那种成功和骄傲是从哪里来的？卖东西跟艺术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对当代艺术的各种展览、批评厌倦的时候，才逐渐发现所谓独立性、批判性的自我确认不过是艺术自己的一种浪漫的幻觉。艺术与商业、社会、政治的界限在“六环比五环多一环”的艺术项目中被拿来重新考量，正是基于我们的怀疑，怀疑今天的当代艺术，包括它所讨论的问题，它的形态以及它的价值标准。尽管这样一个调查既不会对社会本身产生有效的干预，在实施的过程中会有偏差，略显松散和业余，但终究是让人感受到了艺术对于大众的关切，开始遭遇更为实际的问题。“艺术最终体现的是人生存的可能性和人自由的意志。这个自由的意志并不以学科作为界限。”崔灿灿在采访中如是说。“六环比五环多一环”不再限于讨论一个新风格，一个新品种，或者一个新的艺术观念，而是用一种新姿态去反抗沦为“无用的新贵”之境地。
“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啊！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终于有一天，你会修到七环。修到七环怎么办？你比五环多两环。”（《五环之歌》）
套用《牡丹之歌》曲调的《五环之歌》，是青年相声演员岳云鹏的看家曲目。听过的人都会对近乎废话一样的歌词和搞怪的唱腔印象深刻。而人们在这荒诞的歌声中笑着笑着，北京城就不知不觉地真修到了六环。而五环如今已经从北京城的边缘线变成了划分北京城区和郊区的一条界线。它同时也像是一个隐喻，划开了两个世界。在中国发展的进程中，把文明划在了五环内，把城市化的“残渣”划在了五环外。五环与六环之间有着无数的村落，它们似乎跟这个光怪陆离的大都市毫无关系。生存在那里的大多是进城务工人员，他们暂时还融入不了城市，也无法返还故乡，面对着生存的焦虑和身份的尴尬。如今站在北五环的高楼上向北眺望那些疯狂生长的楼宇，真实与荒诞似乎离得并不太远。
在中国当代艺术大谈如何本土化，如何国际化的时候，很少有人环顾我们身边真实的风景或是拷问我们自己是如何活着的。从边缘到中心，决定一座城界限的到底是什么？去年10月份，由李一凡、葛非、葛磊、满宇四位艺术家发起了“六环比五环多一环”艺术项目。面临着这样一种生存现状，40位艺术家，分别驻扎在五环六环间的40个村庄中，不限主题地做田野调查。对大众来说，这些村子很普通，它们既不在旅游地图上，也不在社会新闻上，它们是历史边缘和现实边缘的角落。该项目企图用艺术介入中国发展中最深刻的现实问题，以艺术视角来记录和阐释五环和六环间那些熟悉而又陌生的真实。这些艺术家就像记者或者社会工作者一样走访、拍摄、记录。
直到今年7月11日，“六环比五环多一环”的展览终于在单向空间书店开幕。走进书店，整整一层布满了展板，没有什么形成视觉冲击力的作品，而是充斥着档案、文献。策展人崔灿灿的长文写得十分细腻感性：“每天晚上的4、5点钟，簋街的夜色才开始逐渐消退。这是北京最繁华的24小时餐饮街，夜行人在这里打发无聊、漫长的夜晚，有夜场下班的小姐，有即将离别的送行，也有喝得烂醉的伤心人。据说，这里的卖唱人唱的最多的是汪峰的《北京北京》和陈升的《把悲伤留给自己》，并不专业歌声却能勾起人们的回忆、爱恨以及不知何起的慌乱流离感，它伴随着合唱者深情的歌声，飘荡在即将拂晓的街头。可是，对于餐厅的服务员而言，除了日常的麻木和倦意，他们要将这些恢复到白天的样子，就像一切从没发生，留下的残余会被装入黑色塑料袋，等待垃圾车将它送至五环外或是更远。他们自己也将坐最早的一班公交车，赶回自己位于五环外的家中，以结束一天的工作。”
如果说纪实文学的文风可能是策展人唤起人们关注的一种策略，那么艺术家所做的就确实是异常细碎和耐心的工作了。许志强、李文立对建新庄村50年代的集体农场及职工宿舍的测绘和调查；梁尔亮在东小口村跟踪了村里的流浪狗10天，最后做出了流浪狗帮派关系示意图；艺术家闫振振在长营村和拆迁的废墟收集了被丢弃的各类物品，而他的调查事实上只持续了3天，便继续不下去了；艺术家黄淞浩跟文化站的阿姨们排练，从家里借来长笛，排练一出悲伤版的《欢乐颂》，或是和一位清洁工交换一天的职业。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和当地居民有了直接的交流，思想上的碰撞，互相感知对方的生活。这些在城市化进程中贡献了力量的外来人口，如今在城市的边缘寄居着，从事着那些最为底层的服务，缺乏和城市中心著民一样的待遇和保障。这座城显然还没有准备好容纳他们。从起初预计的10天到真正进行的几个月，从冷眼旁观的局外人到体验者，艺术调查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城乡关系中的最为复杂和典型的东西。而在正如崔灿灿所说：“当五环六环之间成为一个过渡性空间时，它也形成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区域，一个落脚的城市边缘，一座睡城。它可能是新的社会和美学秩序的诞生地，也可能是下一波社会冲突和现实困境的温床。”
正因为如此，艺术的介入可能并不是艺术的一次自我膨胀，而是在力图使艺术变为“社会实验室”。当有人质疑“六环比五环多一环”的这个艺术项目涉及太多政治问题时，发起此次艺术项目的艺术家更想要质疑的是当代艺术本身。在博览会与画廊体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今天，我们才会津津乐道谁又参加了什么博览会，又去了哪家画廊做展览。而那种成功和骄傲是从哪里来的？卖东西跟艺术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对当代艺术的各种展览、批评厌倦的时候，才逐渐发现所谓独立性、批判性的自我确认不过是艺术自己的一种浪漫的幻觉。艺术与商业、社会、政治的界限在“六环比五环多一环”的艺术项目中被拿来重新考量，正是基于我们的怀疑，怀疑今天的当代艺术，包括它所讨论的问题，它的形态以及它的价值标准。尽管这样一个调查既不会对社会本身产生有效的干预，在实施的过程中会有偏差，略显松散和业余，但终究是让人感受到了艺术对于大众的关切，开始遭遇更为实际的问题。“艺术最终体现的是人生存的可能性和人自由的意志。这个自由的意志并不以学科作为界限。”崔灿灿在采访中如是说。“六环比五环多一环”不再限于讨论一个新风格，一个新品种，或者一个新的艺术观念，而是用一种新姿态去反抗沦为“无用的新贵”之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