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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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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是王朝更迭十分频繁的社会，古人称之为“革命”。从夏商时期至于清季这几千年的时间里，即使是把从孤儿寡母手中取天下的王莽、刘裕之辈排除在外，也仍然可以说，“革命”是古代中国王朝更替的主基调。 古代中国人所说的“革命”，其本意是革除上天授予前朝的大命，其中虽然也有“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之类革旧布新的意味，但绝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社会革命。其实，直到辛亥革命前夕，“革命”的主要含义也还是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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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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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期
其他文献
“南城根式的城中村其实各地都有。”王选告诉记者，“在北京它叫唐家岭或者六郎庄，在西安它叫瓦胡同或者杨家村……可惜人们的视线都被高楼大厦遮住了，看不到发生在这里的真实故事。”27岁的王选戴一副眼镜，透着书卷气，见人就喊“老师”，只有在谈起自己的新书《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时，才变得滔滔不绝。 王选也曾经是城市“蚁族”中的一员，就像那些餐厅服务员、传菜小伙、足浴小妹一样，默默地居住在南城根。
“帝国主义”的概念在中国的流行已逾百年。但人们多将其视为不言而喻的知识，而忽略这一概念在近代中国如何输入、传播、植根，并最终内化于国人的知识结构的历史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回望“帝国主义”的概念史，即是反思近代中国的对外观念史。 二十世纪前十年，“帝国主义”自东西洋泛海而来，初来乍到，众说纷纭，“人异说，家殊论”，但大致不超出政治和经济领域扩张和侵略的范围。一九零一年，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转
去年的某个时候去了浙江的古镇西塘，属于自由游，没有一面小旗牵着，所以可以随意溜达。镇子不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家茶馆。清一色的老人，每人一杯清茶，围坐于粗木的桌凳，咳声超过话声，时光仿佛在这里停留。静静地和百年古镇对话。 有旅游学家说，到一个地方，你必须下马，下车，去散步，才能了解真正的风景， 若干年前我去游泳队采访，馆里只有我一个记者，偏巧赶上庄泳和教练发生了小争执，双方情绪都很激动，为训练
读“辛丰年”其文，便想知“辛丰年”其人。但“文如其人”，在这儿，似乎是一个例外。 一个薄雾的黎明，乘船到了南通。曙色中，主客初会。于是从容对谈，直到黄昏。于是发觉，他的谈吐、他的气质、他的风度，和他所热爱、所谈论的音乐，相差太远了。以往从文字中得来的印象，竟与本人全不相干。 这是二十年前常见、现在偶可一见的老农形象：一身褪了色的旧军装，包括褪了色的军帽和褪了色的球鞋，“武装到牙齿”。方方的脸，
講述安格拉·默克尔的故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她像一座沉静的雕塑，很少谈论自己，很少剖析内心。人们经常看到的是审慎、冷静、克制、理性至上，这些是她执掌德国16年里所呈现的特质。但塑造和雕琢她的又是那么复杂的过程：东德的生活经验、物理学家的逻辑训练、牧师女儿的共情柔韧、德意志民族的保守血液……最终共冶一炉，自成一格。 在公共生活和私人世界之间，默克尔划了一条明晰的界线。从她在上世纪90年代初入政
读罢一九九六年《读书》第三期刊登的刘绪贻先生撰写的《法治和“自我约束”》一文，颇有感触，既然刘先生号召大家对他所提出的问题(见《法》文文尾)进行研讨，便想接着刘先生“欲说还休”的话题说下去，但告诫自己不可多说，只说几句就打住。 美国是一个自我标榜“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度，力图充当人文精神回归的终极乐园，其自身有着颇为良好的制度安排，“即使是总统的权力，其限制的方式也不足是‘自我约束’”
关于沈从文在四十年代的小说，不妨从《虹桥》说起。这个与《看虹录》和《摘星录》创作于相同时期的小说，也许能为我们理解后两者提供某种门径。这是个关于四个年轻人的故事。叙事伊始，分述四个年轻人的身份与来历，有着“各表一枝”式的细密、从容甚至冗赘的气息。这四个年轻人怀着各自的理想与目的，与一个马帮结伴，在西南边陲开始了一段预期中当属不平凡的游历。按照惯常的阅读经验，沈从文的这个小说应当有一个大型的情节构制
这大半年来我一直在逃避。不少杂志报纸来约稿,似乎我最应该写些什么,但是我写不出来,也不愿去想。感谢朋友们的关怀,旧雨、新知、同辈、晚辈,甚至素昧平生的读者,总有不断的电话和来访。我也有意把自己弄得很忙,开会、讲学等等,虽然还没有有求必应,但比平时接受邀请积极得多了。就是为避免闲坐独思。似乎是用许多事塞满时间,塞满脑子,忘记那变故,忘记自己余生将独处的前景。现在要整理他的书画集,我不能再逃避,应该有
在现代货币面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用一句看起来费解的话表达了对货币的理解:货币就是货币的职能。意思是说,货币本身是什么东西并不重要,不论它是商品还非商品,也不论它是黄金,还是纸制的票子及记录在册的数字,只要人们赋予它货币的职能,认定它具有衡量其他商品和劳务价值大小、能够交换别的商品和劳务、能够用来支付债务等职能,它就是货币。 这里涉及到现代货币的价值基础的问题。现代货币是由各国发行的国家纸币,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