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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长贵在1967年1月9日到1968年1月9日，担任江青首任秘书，后被江青诬陷为“坐探”，在秦城监狱被关押七年半，流放湖南西洞庭农场五年，1979年平反后被调回《红旗》杂志社工作。回忆起江青，他说：“虽然当年江青给我带来七年半的牢狱之苦，但我对这个人的认识和评价，还是一定要采取客观的态度。”
当上江青秘书
1961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共中央主办的政治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社，师从《红旗》杂志编委、中国哲学史专家关锋研究中国哲学史。
“文革”初期，即1966年6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把我调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7月初我开始在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工作。“文革”以前，江青在党和政府中没有实际职务，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以后，特别是1966年8月31日，她以代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主持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以后，给她的来信越来越多，一天几百封甚至一两千封。在这种情况下，帮助江青处理群众来信的办信组成立，有七八个人，由我负责，直接归戚本禹领导。
处理江青的群众来信，戚本禹告诉我们三个原则：第一，江青亲属、朋友和熟人或是关系重大、重要问题的信，做摘要并附原信送阅，这样的信每天最多3到5封；第二，根據信中所述问题转有关部门，如林总（林彪）处，总理处以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各部门或各省、市等，这样的信占99%以上；第三，反对和攻击江青的，都转公安部门处理。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有时候要到晚上十一二点。
1966年冬的一天，戚本禹跟我说：“江青想让我给她当秘书，我不行，比较粗。我看你还比较细，我推荐你去给她当秘书。”我说：“不行，我没当过秘书，不知道怎么当。”他说：“不知道不会学嘛！收发文件你不会？挑选文件你不会？只要细心就行。反正我已经向江青推荐你了。”
1967年1月9日，戚本禹到我办公室来，兴冲冲地说：“已经定了，调你去当江青的秘书，现在就搬到她住的十一号楼去！”我马上整理了几件衣服和洗漱用具就跟着他去了。
我后来知道，江青秘书当时有四个候选人，我的资历最浅，最年轻。我之所以被选中，戚本禹、李讷也可能起了作用，当时我跟李讷关系不错。我出身贫下中农，文章还得到过毛主席的肯定和赞扬。江青跟我说：“你还有点劳动人民的味道，还没有完全‘化掉’。”应该说，这是很高的政治评价，也是江青接纳我的重要原因。其实，我给江青做秘书，我的老师关锋是不大赞成的：“你政治上弱，不敏锐，不适合给江青同志做秘书。”
材料分类最头疼，随时随刻待命
做江青秘书，我的主要任务是收发管理文件和接电话等，我从来没为她起草过讲话稿——这方面她不需要。当时发给江青的文件，每天加起来有几十份，甚至上百份，摞在一起有半尺高，字数有十几二十万字。这些文件不能一股脑地送给江青看，但如果她听陈伯达或者康生说看了什么文件而她没有看到，我罪过也很大。所以文件分类，对我来说是最重要、也是最费脑筋的事情。
我把文件和材料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必须看的，一类是参阅件，再一类是浏览件。每天上午江青起床前，我就把这三个卷宗送到她办公室，放到江青看文件时坐的沙发右边茶几上，并在第一份卷宗上用曲别针别个小纸条，写上每天的日期、星期几以及这一天的安排。
我一般一天取两次江青批示过的文件，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有时候江青有要立即发走和处理的文件，她就按铃叫我马上去取。在江青的办公室、卧室和餐厅，都安装着叫秘书、护士、服务员和警卫员的电铃，按规定，电铃响一下是叫秘书，响两下是叫护士或服务员，响三下是叫警卫员。江青在钓鱼台都是独自住一栋楼，十一号楼大小有几十个房间，除了她和工作人员外，没有别的人（她女儿李讷和侄子毛远新有时来住几天）。这点，江青是和住在钓鱼台的其他领导人不同的。
江青每天看电影，吃饭不算奢华
江青每年都要在外地住上半年，甚至七八个月。一般每年国庆节后就到广州去了，再到杭州、上海，来年五六月才回北京；住不久，又去北戴河。但1967年是例外，她一直待在北京，哪里也没去，住处就是钓鱼台十一号楼和中南海丰泽园“两点一线”。
1967年正是“文革”的关键阶段，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开会、接见、看文件，时间都扣得紧紧的。她每天除工作和开会外，就是看样板戏、看电影，午饭时，警卫员和护士要挑几个电影片名送给江青，由她选定一部。
有个谣传，说江青爱看黄色电影。我没见过。我在时，有一次看个法国电影《广岛之恋》，一开始就是两个男女裸体拥抱在一起，江青一下就急了，大吼：“怎么让我看这种片子！”站起来就走了。不过这件事后来也没有追究。江青看电影时，有时也比较随便地谈她的看法，比如看《英雄儿女》，其中有个情节是：志愿军某师政委的女儿由老工人养大了，而工人的儿子却在战场上牺牲了。江青说：“这个政委到这时候，就不应该再认女儿了。”看一个关于空军题材的电影，她说我们的电影有个问题，太注意技术细节，不注意提炼一般的问题，内行人不爱看，外行人看不懂。
“文革”开始后，从底层到高层，各单位的周末舞会都被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取消了，唯独在中南海举行的舞会照常进行。这里的舞会，有时还是化装舞会，还有著名京剧演员如谭元寿、马长礼等人的清唱，其名义是让毛泽东休息休息。这些活动，江青常参加，周恩来有时也参加。当时江青很欣赏程砚秋，程砚秋跟人说：“江青是我的知音！”
就吃来讲，江青说不上多么奢华，但的确有点难伺候。1961年到1976年10月6日江青被抓，程汝明一直是江青的专职厨师。程师傅做的饭，很合江青口味。江青爱吃鸡，但吃法和别人不同：她很爱吃一斤左右的雏鸡肉，却只喝老母鸡炖的汤。每次炖完汤，程师傅就把炖过的鸡肉放点盐和佐料，让工作人员吃，我就多次吃到这种鸡肉。在生活水平不高的60年代，这对我们来说是很不错的享受。江青不论到中南海开会还是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经常带着程师傅，如果程师傅没去，中南海或人民大会堂的师傅们总要打电话问程师傅江青的口味——程师傅因而得了一个当时他还不了解其含义的雅号：“遥控”。 送错一封信，结束秘书生涯
1967年年底或1968年年初的一天，我收到一封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转给江青的信。信是北京某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写来的，信很长，有上万字。信中，这位女演员讲了她的从艺经历，说她也曾经叫过“江青”这个名字，解放后就改了；又说，她有一些存款，愿意作為党费交给组织；还说到她在 “文革”中受到的冲击，并赞扬了江青等等。
这个女演员写信无非是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以减轻或免除她正在受到的冲击。我以为写信的人和江青有什么关系，怕处理错了，负不起责任，于是在信上附了一张条子：“江青同志：这封信中有您的名字。”但是我误会了，这位写信人以及她写的内容和江青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第二天，江青派人把我叫到会议室，当着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着脸，把信往桌子上一摔责问我：“为什么要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我吓呆了，胆怯地说：“我怕来信人和您有什么关系……”江青怒气冲冲地说：“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后就没动过窝？你拿郭沫若的《洪波曲》来看看！”当时我确实借来了郭沫若的《洪波曲》看，上面讲，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文艺界的一部分人去了武汉、重庆，一部分人去了延安。江青就是属于去延安的，但上面并没讲到她的名字。
虽然受到严厉斥责，但我心中无愧，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仍然照常工作，可江青对我的态度变了，一个星期不按铃叫我，也不叫我送文件、发文件。这期间，恰好和我一起给江青做秘书的杨银禄回老家奔丧了。1968年1月8日晚，杨银禄奔丧回来，第二天上午我即领着杨去见江青（杨来了三个多月还未单独见过江青）。江青没好气地大声说：“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你马上把文件清点给杨银禄同志。”我只得悻悻地离开了江青办公室。
这一天，我向杨银禄移交了江青的所有文件。晚上八九点钟，陈伯达、汪东兴找我谈话。陈伯达说：“你是搞文字工作的，还是回办事组工作吧。”汪东兴说：“不忙，要例行一下手续，这是工作人员离开首长身边时的规矩。”汪东兴让我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把我送到钓鱼台警卫连连部。
在路上，汪东兴很和蔼地对我说：“你没事，你的档案我看过，你是我挑来的。”送到警卫连连部，汪东兴就走了，再没来过，直到“文革”后他告诉我：江青后来不让他管我的事了。
被诬为“坐探”，惊动党政军高层
1968年1月9日对我来说终生难忘：一年前的这一天，我随戚本禹来到江青身边，一年后，我成了阶下囚。被隔离的第三天或第四天晚上，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看到我在看书，陈伯达说：“你还看什么书啊，要深刻检查自己的问题。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坏人……”这时姚文元立即指着我补上一句：“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我一听这话，脑袋炸了，这不把我看成“特务”了吗？
过了十多天，大概是1月23日的晚上，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四人一起找我谈话。当时我心想，我这样一个小干部究竟犯了什么事，竟然惊动党、政、军三方这样重要的人？我只觉得头在嗡嗡作响，不知说什么好。第二天，我被告知：“给你换个地方。”这一换，就被换到秦城监狱去了。
原来江青诬蔑我盗窃毛主席手稿，说我是安插在首长身边的“坐探”。我后来知道，就在24日深夜，他们对我布置了一次小规模的“抄家”，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
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
此前我从来没听说过秦城监狱，“文革”后才知道那里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我是1968年1月24日深夜，由两名荷枪实弹的战士押着，乘一辆吉普车到秦城监狱的。一进去就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当时我穿的是军装，登记后换了黑色的囚服。监管向我宣布：“你今天被收监了，代号‘6820’，以后就叫你‘6820’。”这个代号大概因为我是1968年第20个被关进来的“犯人”吧。
我住的是单身牢房，有七八平方米大小，靠墙放着一张不到一尺高的小床，床上有脏兮兮的被子和褥子，墙边还有一个便池和洗脸的小池子，房顶上是彻夜亮着的灯。待在这里面，我一点睡意也没有，跟站在门外的哨兵说：“同志……”可我这两个字刚一出口，就听到一声大吼：“谁是你的同志？”我不敢再说什么了，心想，以后连“同志”也没有了。
秦城监狱里一般是哨兵来回走动，一个人看好几个监房。我这七八年搬过几次住处，但都是在楼头的一间房，每天都有4个哨兵换岗日夜看守。每天吃窝窝头、稀饭、咸菜，有时吃馒头，菜是大锅煮的白菜、萝卜，米饭很少吃到。过春节能吃到几个饺子，有时还发点水果。印象中我没挨过饿，也没受过皮肉之苦（只被罚站过一上午），但精神折磨足以使人崩溃。开始书、报都不给看，连我进监狱时带的林彪送的《毛选》合订本，都被没收了，每天只能呆呆地坐着。
为了打发时间，我就翻来覆去数床头暖气罩上的孔儿，后来就反复背诵熟悉的毛泽东诗词以及唐诗宋词，同时自己也学着做诗——不能叫诗，只能叫顺口溜，因为我不懂平仄格律。直到1969年4月九大召开以后才稍有好转，每天给我发一份《人民日报》，每月发一本《红旗》杂志，还把没收的《毛选》退给了我。我就把这些报纸留着，堆了一大摞，翻来覆去地看。单身牢房，孤寂无奈，觉得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因为提审可以与人对话。我在秦城监狱待了七年多，总共被提审了不过两三次，也没审问出什么紧要问题。
1975年5月22日，专案组突然来到监狱对我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释放你，送你到湖南某农场劳动，等待结论。”他们对我连念了两遍。我特别高兴，不管到湖南某农场劳改是什么滋味，反正我可以跨出牢笼了。我被关起来这件事，谁都不知道。1975年年底我从湖南回北京红旗杂志社取东西，在街上和一位原来的同事况浩林同志邂逅，她惊异地说：“你还活着啊！”
到农场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写信，这七八年音讯全无，家里人也不知我是死是活，父母、妻子和儿子陆续来到农场，妻儿和我在农场安了家。
1975年11月，北京终于来人了，对我的结论主要有两条：一、说我妄图用假材料（指我送给江青的那封信）陷害中央负责同志；二、包庇“五一六分子”吴传启、林聿时（二人是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层干部，一个是哲学所学术秘书，一个是《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关锋的朋友）。处罚是“留党察看一年”。
这完全是妄加的罪，我想不通。当时江青还在台上，为了能安排工作，我违心地签了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9月，《红旗》杂志社党委终于给我“彻底平反”。
(责任编辑/梓 语)
(电子邮箱：gao2004@163.com)
当上江青秘书
1961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共中央主办的政治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社，师从《红旗》杂志编委、中国哲学史专家关锋研究中国哲学史。
“文革”初期，即1966年6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把我调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7月初我开始在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工作。“文革”以前，江青在党和政府中没有实际职务，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以后，特别是1966年8月31日，她以代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主持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以后，给她的来信越来越多，一天几百封甚至一两千封。在这种情况下，帮助江青处理群众来信的办信组成立，有七八个人，由我负责，直接归戚本禹领导。
处理江青的群众来信，戚本禹告诉我们三个原则：第一，江青亲属、朋友和熟人或是关系重大、重要问题的信，做摘要并附原信送阅，这样的信每天最多3到5封；第二，根據信中所述问题转有关部门，如林总（林彪）处，总理处以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各部门或各省、市等，这样的信占99%以上；第三，反对和攻击江青的，都转公安部门处理。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有时候要到晚上十一二点。
1966年冬的一天，戚本禹跟我说：“江青想让我给她当秘书，我不行，比较粗。我看你还比较细，我推荐你去给她当秘书。”我说：“不行，我没当过秘书，不知道怎么当。”他说：“不知道不会学嘛！收发文件你不会？挑选文件你不会？只要细心就行。反正我已经向江青推荐你了。”
1967年1月9日，戚本禹到我办公室来，兴冲冲地说：“已经定了，调你去当江青的秘书，现在就搬到她住的十一号楼去！”我马上整理了几件衣服和洗漱用具就跟着他去了。
我后来知道，江青秘书当时有四个候选人，我的资历最浅，最年轻。我之所以被选中，戚本禹、李讷也可能起了作用，当时我跟李讷关系不错。我出身贫下中农，文章还得到过毛主席的肯定和赞扬。江青跟我说：“你还有点劳动人民的味道，还没有完全‘化掉’。”应该说，这是很高的政治评价，也是江青接纳我的重要原因。其实，我给江青做秘书，我的老师关锋是不大赞成的：“你政治上弱，不敏锐，不适合给江青同志做秘书。”
材料分类最头疼，随时随刻待命
做江青秘书，我的主要任务是收发管理文件和接电话等，我从来没为她起草过讲话稿——这方面她不需要。当时发给江青的文件，每天加起来有几十份，甚至上百份，摞在一起有半尺高，字数有十几二十万字。这些文件不能一股脑地送给江青看，但如果她听陈伯达或者康生说看了什么文件而她没有看到，我罪过也很大。所以文件分类，对我来说是最重要、也是最费脑筋的事情。
我把文件和材料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必须看的，一类是参阅件，再一类是浏览件。每天上午江青起床前，我就把这三个卷宗送到她办公室，放到江青看文件时坐的沙发右边茶几上，并在第一份卷宗上用曲别针别个小纸条，写上每天的日期、星期几以及这一天的安排。
我一般一天取两次江青批示过的文件，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有时候江青有要立即发走和处理的文件，她就按铃叫我马上去取。在江青的办公室、卧室和餐厅，都安装着叫秘书、护士、服务员和警卫员的电铃，按规定，电铃响一下是叫秘书，响两下是叫护士或服务员，响三下是叫警卫员。江青在钓鱼台都是独自住一栋楼，十一号楼大小有几十个房间，除了她和工作人员外，没有别的人（她女儿李讷和侄子毛远新有时来住几天）。这点，江青是和住在钓鱼台的其他领导人不同的。
江青每天看电影，吃饭不算奢华
江青每年都要在外地住上半年，甚至七八个月。一般每年国庆节后就到广州去了，再到杭州、上海，来年五六月才回北京；住不久，又去北戴河。但1967年是例外，她一直待在北京，哪里也没去，住处就是钓鱼台十一号楼和中南海丰泽园“两点一线”。
1967年正是“文革”的关键阶段，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开会、接见、看文件，时间都扣得紧紧的。她每天除工作和开会外，就是看样板戏、看电影，午饭时，警卫员和护士要挑几个电影片名送给江青，由她选定一部。
有个谣传，说江青爱看黄色电影。我没见过。我在时，有一次看个法国电影《广岛之恋》，一开始就是两个男女裸体拥抱在一起，江青一下就急了，大吼：“怎么让我看这种片子！”站起来就走了。不过这件事后来也没有追究。江青看电影时，有时也比较随便地谈她的看法，比如看《英雄儿女》，其中有个情节是：志愿军某师政委的女儿由老工人养大了，而工人的儿子却在战场上牺牲了。江青说：“这个政委到这时候，就不应该再认女儿了。”看一个关于空军题材的电影，她说我们的电影有个问题，太注意技术细节，不注意提炼一般的问题，内行人不爱看，外行人看不懂。
“文革”开始后，从底层到高层，各单位的周末舞会都被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取消了，唯独在中南海举行的舞会照常进行。这里的舞会，有时还是化装舞会，还有著名京剧演员如谭元寿、马长礼等人的清唱，其名义是让毛泽东休息休息。这些活动，江青常参加，周恩来有时也参加。当时江青很欣赏程砚秋，程砚秋跟人说：“江青是我的知音！”
就吃来讲，江青说不上多么奢华，但的确有点难伺候。1961年到1976年10月6日江青被抓，程汝明一直是江青的专职厨师。程师傅做的饭，很合江青口味。江青爱吃鸡，但吃法和别人不同：她很爱吃一斤左右的雏鸡肉，却只喝老母鸡炖的汤。每次炖完汤，程师傅就把炖过的鸡肉放点盐和佐料，让工作人员吃，我就多次吃到这种鸡肉。在生活水平不高的60年代，这对我们来说是很不错的享受。江青不论到中南海开会还是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经常带着程师傅，如果程师傅没去，中南海或人民大会堂的师傅们总要打电话问程师傅江青的口味——程师傅因而得了一个当时他还不了解其含义的雅号：“遥控”。 送错一封信，结束秘书生涯
1967年年底或1968年年初的一天，我收到一封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转给江青的信。信是北京某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写来的，信很长，有上万字。信中，这位女演员讲了她的从艺经历，说她也曾经叫过“江青”这个名字，解放后就改了；又说，她有一些存款，愿意作為党费交给组织；还说到她在 “文革”中受到的冲击，并赞扬了江青等等。
这个女演员写信无非是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以减轻或免除她正在受到的冲击。我以为写信的人和江青有什么关系，怕处理错了，负不起责任，于是在信上附了一张条子：“江青同志：这封信中有您的名字。”但是我误会了，这位写信人以及她写的内容和江青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第二天，江青派人把我叫到会议室，当着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着脸，把信往桌子上一摔责问我：“为什么要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我吓呆了，胆怯地说：“我怕来信人和您有什么关系……”江青怒气冲冲地说：“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后就没动过窝？你拿郭沫若的《洪波曲》来看看！”当时我确实借来了郭沫若的《洪波曲》看，上面讲，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文艺界的一部分人去了武汉、重庆，一部分人去了延安。江青就是属于去延安的，但上面并没讲到她的名字。
虽然受到严厉斥责，但我心中无愧，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仍然照常工作，可江青对我的态度变了，一个星期不按铃叫我，也不叫我送文件、发文件。这期间，恰好和我一起给江青做秘书的杨银禄回老家奔丧了。1968年1月8日晚，杨银禄奔丧回来，第二天上午我即领着杨去见江青（杨来了三个多月还未单独见过江青）。江青没好气地大声说：“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你马上把文件清点给杨银禄同志。”我只得悻悻地离开了江青办公室。
这一天，我向杨银禄移交了江青的所有文件。晚上八九点钟，陈伯达、汪东兴找我谈话。陈伯达说：“你是搞文字工作的，还是回办事组工作吧。”汪东兴说：“不忙，要例行一下手续，这是工作人员离开首长身边时的规矩。”汪东兴让我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把我送到钓鱼台警卫连连部。
在路上，汪东兴很和蔼地对我说：“你没事，你的档案我看过，你是我挑来的。”送到警卫连连部，汪东兴就走了，再没来过，直到“文革”后他告诉我：江青后来不让他管我的事了。
被诬为“坐探”，惊动党政军高层
1968年1月9日对我来说终生难忘：一年前的这一天，我随戚本禹来到江青身边，一年后，我成了阶下囚。被隔离的第三天或第四天晚上，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看到我在看书，陈伯达说：“你还看什么书啊，要深刻检查自己的问题。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坏人……”这时姚文元立即指着我补上一句：“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我一听这话，脑袋炸了，这不把我看成“特务”了吗？
过了十多天，大概是1月23日的晚上，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四人一起找我谈话。当时我心想，我这样一个小干部究竟犯了什么事，竟然惊动党、政、军三方这样重要的人？我只觉得头在嗡嗡作响，不知说什么好。第二天，我被告知：“给你换个地方。”这一换，就被换到秦城监狱去了。
原来江青诬蔑我盗窃毛主席手稿，说我是安插在首长身边的“坐探”。我后来知道，就在24日深夜，他们对我布置了一次小规模的“抄家”，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
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
此前我从来没听说过秦城监狱，“文革”后才知道那里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我是1968年1月24日深夜，由两名荷枪实弹的战士押着，乘一辆吉普车到秦城监狱的。一进去就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当时我穿的是军装，登记后换了黑色的囚服。监管向我宣布：“你今天被收监了，代号‘6820’，以后就叫你‘6820’。”这个代号大概因为我是1968年第20个被关进来的“犯人”吧。
我住的是单身牢房，有七八平方米大小，靠墙放着一张不到一尺高的小床，床上有脏兮兮的被子和褥子，墙边还有一个便池和洗脸的小池子，房顶上是彻夜亮着的灯。待在这里面，我一点睡意也没有，跟站在门外的哨兵说：“同志……”可我这两个字刚一出口，就听到一声大吼：“谁是你的同志？”我不敢再说什么了，心想，以后连“同志”也没有了。
秦城监狱里一般是哨兵来回走动，一个人看好几个监房。我这七八年搬过几次住处，但都是在楼头的一间房，每天都有4个哨兵换岗日夜看守。每天吃窝窝头、稀饭、咸菜，有时吃馒头，菜是大锅煮的白菜、萝卜，米饭很少吃到。过春节能吃到几个饺子，有时还发点水果。印象中我没挨过饿，也没受过皮肉之苦（只被罚站过一上午），但精神折磨足以使人崩溃。开始书、报都不给看，连我进监狱时带的林彪送的《毛选》合订本，都被没收了，每天只能呆呆地坐着。
为了打发时间，我就翻来覆去数床头暖气罩上的孔儿，后来就反复背诵熟悉的毛泽东诗词以及唐诗宋词，同时自己也学着做诗——不能叫诗，只能叫顺口溜，因为我不懂平仄格律。直到1969年4月九大召开以后才稍有好转，每天给我发一份《人民日报》，每月发一本《红旗》杂志，还把没收的《毛选》退给了我。我就把这些报纸留着，堆了一大摞，翻来覆去地看。单身牢房，孤寂无奈，觉得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因为提审可以与人对话。我在秦城监狱待了七年多，总共被提审了不过两三次，也没审问出什么紧要问题。
1975年5月22日，专案组突然来到监狱对我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释放你，送你到湖南某农场劳动，等待结论。”他们对我连念了两遍。我特别高兴，不管到湖南某农场劳改是什么滋味，反正我可以跨出牢笼了。我被关起来这件事，谁都不知道。1975年年底我从湖南回北京红旗杂志社取东西，在街上和一位原来的同事况浩林同志邂逅，她惊异地说：“你还活着啊！”
到农场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写信，这七八年音讯全无，家里人也不知我是死是活，父母、妻子和儿子陆续来到农场，妻儿和我在农场安了家。
1975年11月，北京终于来人了，对我的结论主要有两条：一、说我妄图用假材料（指我送给江青的那封信）陷害中央负责同志；二、包庇“五一六分子”吴传启、林聿时（二人是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层干部，一个是哲学所学术秘书，一个是《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关锋的朋友）。处罚是“留党察看一年”。
这完全是妄加的罪，我想不通。当时江青还在台上，为了能安排工作，我违心地签了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9月，《红旗》杂志社党委终于给我“彻底平反”。
(责任编辑/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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