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没有其他体育运动能像乒乓那样，承载着如此多珍贵的历史记忆。这些历史常读常新，如“乒乓外交”在今天来看就有着更为丰富的意义。被徐寅生称为“乒乓球世界冠军摇篮”的上海，从1953年第20至2018年第54届世乒赛，为国家队贡献了近三分之一的主力队员。上海通志馆与中国乒乓球学院合作，为21位老中青上海乒乓名将做了口述史，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的相互印证，是这些故事的一个母题。
　　本文节选的是“知青冠军”张德英的故事。1953年生的张德英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上海知青，1974年代表黑龙江省女队夺得全国锦标赛团体冠军，并入选国家队。她是第34、35、36届世乒赛女子团体冠军主力队员，两获女双世界冠军，曾任上海乒乓球队教练，后创办张德英乒乓球培训中心。文中，张德英回顾了自己的乒乓与知青经历交集的岁月，以及其拼搏的一生如何体现她所理解的“精神与命运”的关系。

知青记忆

　　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的时候，我正在静安区常德路小学读书。那时学校的球台不太好，但我打球的劲头很足，一放学就去打，有时回家后还到附近小菜场的板台上打;平时则喜欢看别人打球，小学老师也指点一下，总的来说是自然学的。
　　1964年，上海市少体校招生，记得是在黄浦体育馆测试选拔的，我穿的是塑料鞋，水泥地很滑，我索性就脱了鞋子，赤脚上场了。也许招考的老师看我有股劲，打球的灵敏性也不错，就选了我。进队以后是池惠芳教练带我的，因为进行了正规训练，进步很快，成绩也蛮好。这时中国乒乓球队为国争光的事迹已为万众景仰和追捧。我就把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林慧卿、郑敏之、李赫男等世界冠军的照片挂在床前激励自己。我是典型的左推右攻正胶打法。1966年我14岁，池指导带队到北京参加全国少年比赛，我和徐剑琴、邵培珍组成的混合组拿了全国团体冠军。周总理给我们颁发奖状，我们真是又激动又高兴。
　　正当我打球技术上升时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市少体校也停止了训练，乒乓馆的大门关闭了，没有球打了，我很伤心。但我确实喜欢打球，就约了队友王家麟，从窗户里爬进去，那时人比较瘦小。而且我们还随身带着电灯泡的，因为球馆里面的灯泡都被卸掉了。打完后我们再从窗户翻出来。那时，我和王嘉林还骑着一辆自行车，要么他带我，要么我带他，到处约人“打野球”。记得我们曾去上海音乐学院打过一次比赛。

　　不久，“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见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招人，还说有打乒乓球的地方，而且兵团还有工资，我便决定去了。市少体校有三十几个人报了名，乒乓球队的只有我去了黑龙江兵团，还有一个人去了江西。那天，同学帮忙弄了辆黄鱼车，把我在市少体校宿舍的行李运回家中，我还从车上摔了下来。走的时候很多人都到火车站送行，我们一帮十几岁的孩子，听着高音喇叭里 “到农村去，到边疆区去”的歌曲，踏上了赴北大荒的征途。
　　整整坐了三天的火车，我们到了兵团所在地，举目望去，没有房子，只有几顶帐篷，带队的说今天晚上行李都堆在外面，人在帐篷里休息。但没办法躺下，大家就是背靠背地凑合着睡。第二天，因为人多不够住，又搭了些帐篷，包括厨房、厕所等。我们去的时候是4月份，冰雪刚刚开始融化。第一份工作是装卸工，就是到火车站去装卸煤、木头、面粉等。工作时间不固定，有时火车是晚上来的，哨子一响，我们就集合上工。那时也没什么机械化的工具，主要靠双手搬上卸下。50斤一袋的面粉還算好的，最难搞的是煤炭，我们先要用铁锹铲到筐子里，再抬到堆场去。水也不够，每天除了刷牙一杯水外，洗脸是用冰融化的水，含有不少泥沙，毛巾、被沿都是黑乎乎的。更难受的有虱子，搞得全身发痒。冰天雪地里，只能吃馒头，菜就是大白菜加个汤。上个厕所，屁股会被冻僵。
　　记得第一次收到上海来信，晚饭后，大家纷纷上铺打开手电，看自己的家书。不知谁看着看着“妈啊，妈啊”地哭了起来，紧接着又一个哭了起来，十多岁的姑娘哪经得起这种情绪的渲染，全屋的人哭得像个大合唱。后来连长找到我，责怪我带头哭，我是不承认的，因为确实不是我带的头。
　　要说打球，睡的都是帐篷，通铺之间的通道非常窄，连吃饭的台子都没有，怎么可能打球呢？后来逐渐好些了，砖头房子造起来了。就这么过了大半年，我爸爸生病了，我挺着急的，总觉得在这里待不下去，就想走人。我请了假，背着两个旅行袋打算回上海。巧的是同车来的一个上海小姑娘，她妈妈也生病了，我们二人就一同上路了。我们先乘车到哈尔滨，再乘车到大连，那时知青基本上都不买票，我也如此，遇到查票的就躲到厕所，把门插上，或是开始查票时，车正好进站了，我就从一扇门下车，再从他们身后的门上来，跟查票的人兜起了圈子。哈尔滨是大站，查得严，我就在前面的一个小站下车。同行的小姑娘是小业主出身，比较怕事，到了哈尔滨就不敢再走了。我反正一门心思要走的，在大连买了张9块钱五等舱的船票回到了上海。
　　此时父亲已经去世了，我又不想再回去。听说崇明有农场，我就过去打听，但因自己的关系已转到外地，人家怎么能收呢？实在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又回到了连队。这下好了，兵团战士“临阵脱逃”，连队两百多人开会批斗我，逼我做检查。我只得照当时的政治口径说犯错误的原因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扎根边疆的意志不坚定”等，最后落了个警告处分。后来连长叫我在下大田和烧炉子两个活中二选一，我选了后者，即一个人负责烧七个炉子，没想到这一烧就是一年。烧炉子就是用两个箩筐一根扁担铲煤挑煤，再加上铲煤灰清炉子，周而复始。夏天不烧炉子，就到食堂扛面粉袋，和面做饭，我包饺子的手艺还是不错的。

我想打球，我要打进国家队

　　第31届世乒赛在名古屋举行，师部放露天电影，我拿着小板凳，坐在冰天雪地里看完了这部纪录片。在电影里，我看到了徐寅生、李富荣等上海籍运动员，我是边看边流泪。回到照相馆的小木屋，我点亮蜡烛，拿出从上海带到黑龙江的乒乓球板。或许是感到前途渺茫，或许是出于对乒乓球的情结，我倚在窗前，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之后我鼓足勇气，拿出信纸，含着热泪给徐寅生写了一封信。现在我还记得信的大意是：
　　尊敬的徐指导：
　　我是上海知青张德英，现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66年曾荣获全国少年冠军。看了你们在31届世乒赛的电影，我很激动和难过，只能说我想打球。希望您能在百忙之中关注我一下。
　　信是发出去了，但没回音。后来徐主任说他没收到，收到的话肯定是要回的。第31届世乒赛后，各项体育活动都开始逐步恢复起来，我们师部与当地县里搞了乒乓球比赛，我也报了名。当时拍的照片我还保留着，木制的乒乓台凹凸不平，尽管条件不好，但气氛非常热烈。最后我与黄浦区原少体校的一名队员决冠亚军，我获得兵团的女子第一名。男子第一名是打削球的王昉，他后来也进入黑龙江队当陪练。现场的观众起哄说让男冠军与女冠军打一场，我还赢了他。
　　给国家队徐寅生的信没有回音，我就又给省队写了封信，先自我介绍是上海知青，现在在建设兵团一师，原来得过全国女子少年比赛团体冠军。省里接到我的信后就来联系了。因妈妈生病要回家一趟，我就顺道去了哈尔滨，跑到省队的训练馆。记得我是穿着北方的那种大皮靴进去的，而且当场试打了，省队教练一看不错，就决定要我，让我回去等消息。其实，此刻心里蛮慌的，因为有过想回上海农场的“前科”。兵团是属于沈阳军区管的，当时沈阳部队也有球队，但不是十分专业，当知道省队要调我后，是否会放我走呢？

　　调令下来了，果然师里不放我。但我铁了心要去省队打球，于是那晚我敲响了师长家的门，师长不在家，我就跪求他的爱人让她说服师长放我走，说我不想去当兵，只想到省里打球。师长老婆看我如此渴求，心软了，当着我的面给师长打了电话。第二天，我整理好行李，师长叫了部车，我拿了自己的档案材料，跟谁都没打招呼，只是和师长道了谢，就钻进了吉普车，车子飞也似的开走了。
　　我到了哈尔滨，进了黑龙江省队。我非常感谢看中我的那位教练，进队后他对我说，那天你穿着翻毛大皮靴，都能把我们省队的队员打败，我没有理由不要你。这样，经历了六七年的波折后，我重新开始了乒乓球的正规训练。
　　尽管我的岁数大了一点，但不久我就得了全省的冠军，接着代表黑龙江省赴京参加1972年的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我赢了梁丽珍，进入前八名，获得单打第三名，前八名里就我一个是来自省队的。梁丽珍对别人说，这个黑龙江人，东打一个，西划一个，不知往哪里打，像个土八路。有人跟梁丽珍说，她是上海人，是上海知青。我的目标不只是在省队拿一份工资打打球，我是立志要进国家队的。目标一旦确定了，我真是万般珍惜现在的机会，训练非常自觉，绝对刻苦。我练出的正手高抛发球，至今没人超过我。早上跟篮球队一起跑步，人家跑得多快啊，但我内心里响着的声音就是“我要进国家队，我要进国家队”，信念的力量支撑着硬是不落下。黑龙江冰天雪地，一路跑下来口罩、眉毛都是白糊糊的冰碴。我还在小腿绑着沙袋做蛙跳，让自己的步法更轻灵。人家礼拜天休息，我加班打球，而且还专找男队员练。有一段时间，我的推挡不太好，此时韩玉珍主动提出帮我练，我当然求之不得，推挡是她的强项啊。谁知她凌晨四五点钟就来敲我的门，那就练吧，反正我是拼了，满脑子就是尽快提高球技，早日进国家队。这一拼就是三年。

“借调生”

　　1974年，我们黑龙江队在南宁得了全国冠军，我是一路横扫对手，这在黑龙江乒乓运动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后来我还到男队训练，其中有一位教练是孔令辉的父亲。我想，这下可以进国家队了吧？但好久也没有什么信息。打听后得知对我进国家队是有些争议的，主要认为我的年龄有些大了。我心想自己已经拼到这个程度，因年龄问题这个客观存在的情况进不了国家队，又不是因为主观不努力、技术水平差。这个打击是很严重的，我还有什么前途呢？你们不要我，那我就不打了！甚至做了退役的打算，因为通向最高台阶的门被一个我无法改变的原因卡住了。真没想到，此时省体委和教练找我谈话了，说是刚刚接到国家队的借调函，借我去欧洲参加斯堪的纳维亚锦标赛。我一聽，霍地站起身说：机会来了！
　　1975年10月，就在出国比赛前的一两周，国家队组织集训了。人家借调是轻装简出，我索性把行李统统搬进了国家队。我想，要是成绩不过硬，国家队不要我，我就直接回老家上海，何谈再回省队呢！一同去的辽宁队的隋建莹、李明、刘新艳都是国家队队员，已经在国家队好多年了。当时国家队分一队和二队，我在二队集训。去欧洲比赛的第一站在南斯拉夫，因出国了上街穿的是高跟鞋，像我这种常年穿运动鞋的人怎么能适应呢？结果在过马路时，被路上的石头绊了一下，脚当场肿了起来，痛得直冒冷汗，鞋子也穿不进去，严重到只得去医院诊治。第二天的比赛怎么办？我深知自己已没有退路了，此时也容不得多想，我全然不顾，坚持上场，咬着牙拼尽全力把比赛打完，并且一场没输。下场后，我的嘴唇都咬出了血，腿上乌青。和我一起出访的队友隋建莹说，张德英，我算服你了！我发自内心地说，我和你们不一样啊！我打不好就要回北京拿包走人啦。此后，在斯堪的纳维亚比赛中，总共28场球，我又是全胜。大概是因为成绩显著和精神向上吧，我正式进了国家队。

精神与命运

　　1976年，我作为国家队队员准备参加在朝鲜举行的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出发前，我骑车去北京火车站送焦志敏的姐姐回黑龙江，因下雪天路上结冰，在崇文门附近车子打滑，我被摔了下来，只能推着自行车到医院治疗。结果关节严重扭伤，韧带也坏了，手臂肿得衣服都穿不了。近期不好练球了，急也没用，我就在房间内拿板颠球。
　　我从市少体校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之前摔了一跤，打斯堪的纳维亚赛前摔了一跤，现在打亚洲锦标赛前又摔了一跤。但每次摔跤，我都没有“摔倒”，好像摔掉了坏的东西，留下的就是好的事情，反而更加向前了。人往往就靠着一股精神，这才真正叫苦尽甘来。尽管两个礼拜没上台练球，我在正式赛场上仍旧一场没输。如果说参加瑞典斯堪的纳维亚的比赛，是通过欧洲对手关，那么这次就是通过亚洲比赛关。欧亚的考验都合格了，我终于成为国家乒乓球队的主力队员。
　　1977年，我正式进入国家队团体赛的阵容，参加了在英国伯明翰举办的第34届世乒赛。在团体赛的关键场次中，我出战朝鲜队、日本队、韩国队，共打了4盘单打、3盘双打，皆以2∶0获胜，这在我的乒乓人生中是很重要的一章。颁奖仪式上，我激动得落泪了，内心非常感慨：“文革”三年，兵团三年，在省队又是三年，人生有几个九年啊！我脑海里像过电影般，闪过一连串自己在装卸、在筑路、在烧炉子的镜头，现在终于站在了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上。
　　1975年，第33届世乒赛后，全国搞起了 “反击右倾翻案风”，乒乓队也整天开会、写大字报等。记得国家队还一度被下放到北京光华木材厂。你还别说，打球不累，倒是开会坐着屁股疼。所以通知我去开会，我就尽量敷衍，我知道进国家队不易，就是一门心思练球。训练之余，最好的休息方法就是看书。在国家队中，我是看书比较多的，尤其喜欢看历史人物传记方面的读物，如《拿破仑传》《第三帝国的兴亡》《武则天》等。晚上10点熄灯以后睡不着，就拿着手电筒看，从中提炼和领悟为我所需的思想层面的东西，以及精神与命运的关系。不是说我进国家队时岁数算大了吗？如何站住脚、如何获得世界冠军，一方面是靠刻苦训练，另一方面就是想从书中汲取知识的力量。我总觉得，人是要有股精神来支撑的，只有如此，你才会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才会时刻保持旺盛的斗志。

　　我在国家队从1975年到1981年一共待了七年，打了三届世锦赛，退役时28岁。
　　退役前，我世界排名第一，起初队里还想叫我打双打，但我毕竟已28岁了。1981年底，全国比赛在河北石家庄开战，国家队队员全部回省参赛，最后是黑龙江队与上海队争冠亚军。我跟队里说了，与上海队交手，我不上场。但教练非要我上，焦志敏是我带出来的，此时也 “拎不清”地劝我上。结果我还是让掉了，对此焦志敏一个劲地哭，其他人也怨三怨四的。我说，可以了，黑龙江队冠军拿过了，第三名也拿过了，这次拿个第二名，就全了。我说不要上，你们都不听，怎么办呢？她們不响了。赛后我就调回上海了，领队责怪我不早说。可这事怎么能早说呢？能干自己老本行我就心满意足了。这样，我就在上海队任教练，带一批小选手。人的一生总是曲曲折折，就是要在锲而不舍的努力中，实现自己每一阶段的人生规划。说实在的，我当初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就是“三部曲”：第一，打进国家队;第二，入党;第三，回故乡上海。我当初的规划全都终于实现了。
　　我是喝黄浦江水长大的，我是上海的女儿。拼搏了一生，有艰难，也有辉煌，我这辈子值了。
　　（节选自上海通志馆、中国乒乓球学院合作项目《国球之摇篮——上海乒乓名将访谈录》，复旦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文章有删改。）
　　（图片来源：张德英本人，部分来自上海通志馆、中国乒乓球学院合作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