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序言里说：“40年来，我将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中国文学之中。”他曾经一度引起争论的“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的言论，几乎使其成为中国理论界的众矢之的，对此顾彬申辩说“垃圾论”只是“误传”。
　　不管怎样，这本400多页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着明确的文学观和美学价值尺度的学者形象，看到了作者在对中国古代文学深刻研究和认同的基础上，对中国当代文学不甚理想的状况所发出的“怒其不争”的失望和殷殷期望。
　　首先，顾彬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划在1912年。中国理论界普遍采用的分法是将1919年作为起始点来划定现代文学，而顾彬将其提前到辛亥革命。他把20世纪中国文学分为近代（1842～1911）、现代（1912～1949）和当代（1949年以后）三个部分。这种观点显然源起于他的局外人身份和异邦视野，以政治视野和阶级立场来参照文学史，显然是他力图规避的。顾彬把20世纪中国百年文学史分成现代前夜、民国时期和1949年后的文学，而时间跨度上占据大部分的当代文学，顾彬却仅仅给了136页（全书共419页）的篇幅来论述，显示了他对中国20世纪文学保持距离感的整体认识。著作不以作家的名字单列出一章（文学革命发生期的三位作家被单列一小节），也不以解放区或白区等政治立场的通常做法来划分作家团体，也体现了这种总体性的历史描述。
　　在他看来，现代中国文学和时代紧密相联的特性其实是与世界文学的观念相左的，“因为后者意味着一种超越时代和民族，所有人都能理解和对所有人都有效的文学。而想在为中国目的写作的文学和指向一个非中国读者群的文学间做到兼顾，很少有成功的例子”。所以，顾彬的文学史写作，强调两个观察角度，一个是迟来的民族国家的问题，另一个是历史篡改的问题。
　　顾彬对鲁迅的赞誉毫不掩饰，“他没有同时代人的幼稚。正是他自己的作品与自己的时代保持距离构成了《呐喊》的现代性”。鲁迅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早已上升到一定高度，顾彬怎样突破既有的他人的研究成果显然是一个难题。他以一种“疏离”的眼光看待鲁迅：于是鲁迅成为自觉、清醒的与自己以及他的时代保持“反讽性距离”；同时，其可贵之处在于鲁迅“破天荒地给一位农民作‘传’，给这位受侮辱者竖起了一方纪念碑”。这种另辟蹊径的眼光，体现了顾彬敏锐的洞察力。
　　他对在当代理论界越来越遭到质疑的郭沫若也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天狗》等作品是一种现代性的文本，其实质在于作为自我提升、自我指涉、自我褒扬和自我庆典，将其与世界的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类似的还有对郁达夫、冰心、张爱玲等现代作家的评价。
　　顾彬在这本文学史著中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什么是中国作家的作品中所特有的，什么不是；什么是要紧的，什么又不是。”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话语陈述，更是一记警钟。中国的每一位作家和评论家都有责任也有义务对其作出深刻的反省和思考。
　　当然，顾彬的很多观点也有待商榷。
　　具体而论，谈及现代中国戏剧的时候，顾彬说：“如果我们从一些事实出发，中国话剧的历史就呈现为接受西方影响的历史。”而他所谓的“事实”就是中国话剧的发展史。中国话剧的发展固然与西方影响分不开，但一刀切断其与中国悠久的戏剧史与传统文化因素的传承关系，过分拔高西方的作用，未免太过武断，明显地体现了其西方权威意识。
　　除此，顾斌关于中国的短篇小说在五四时期才开始成为一种专门体裁的说法也是不严谨的。不应该说是“诗歌向小说的转换”，而应该是诗歌的主体地位让位于小说创作。结合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可知，小说是在此期成为主要的文学形式，取代诗歌在漫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主体地位，成为表意、启蒙和变革社会的主要武器。
　　综上所论，这本厚重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也有不完善的一面。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任何一部文学史都是与偏见做斗争的历史，但也同时是偏见本身。”所以，我们应该本着客观的态度，看到它为我们理解中国20世纪文学的视野所带来的延展作用，使我们在自以为早已熟悉的领域看到陌生和空白，又要看到国别视角及立场所带来的著史局限，不能将其所有评断都视作“权威”，一味信奉。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最适宜的态度。
　　（作者单位：河南艺术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