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请辞，恰恰展示了一位知识分子的关怀，“杨帆事件从表面上看，是他和一个学生的冲突，实际远远超越这点，可理解为一个公共事件，也就是萧瀚提到的教师伦理问题，到底教师和学生应当是种什么样的关系?”
　　
　　2008年1月4日上午，马上要放寒假了，38岁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萧瀚给他的学生上了本学期的最后一课，萧瀚上课从来没有写过讲稿，这是第一次。萧瀚讲到“如何度过我们的一生”，他跟他的学生分享了人生感悟，希望学生“永葆一颗单纯的心，一颗充满爱和美的心”，也感谢学生与他一起度过的“快乐的18周27个小时”。
　　就在当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在他主讲的《生态经济与中国人口环境》选修课最后一课，因缺课学生人数太多而锁上教室门，不准迟到学生进入，并与一名试图离开教室的女学生发生肢体冲突。
　　3天后，萧瀚接连发表文章，“惊闻杨帆门事件，感想简单，但如鲠在喉，不得不发”，“教授之言行举止可谓斯文扫地——当然更是‘师’文扫地”；他支持学生选课与听课的自由，萧瀚声称“逃课是自由的象征”，并呼吁对大学教育体制实行改革。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1月11日，萧瀚突然向法大提出辞职。在公开发布的《关于杨帆门事件的致歉与声明》一文中，萧瀚表示，“我和杨帆教授往日无私怨，今日无私仇，我们甚至没有相互认识过。但是我和他有不共戴天的公仇，就是来自教师伦理之仇”。
　　
　　书生意气
　　
　　声明中，萧瀚表示，“所有的记者不要再来采访我……我只是个书生，我的本性不喜欢热闹”。
　　萧瀚好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获知萧瀚发表辞职声明很是惊讶，“我相信萧瀚做这个决定，应该没跟很多人商量过，至少我不知道，当时他一气之下可能就做出辞职决定了”，2008年1月19日，王建勋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用“特立独行”形容萧瀚，“他就是一个书生，他这样做是书生意气。但书生意气有什么不好?”
　　萧瀚朋友、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则反对萧瀚辞职，但崔卫平告诉《新民周刊》记者，“萧瀚是一个有清醒意识的人，他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提出辞职是他独立的决定，不是一个轻率举动。”
　　萧瀚在声明中也提及，“我的做法在实际效果上，已经给我的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及其学子们带来更深重的负面影响”，为此，他“谨致歉意”。
　　王建勋认为，对网民的一些批评，萧瀚可能“太认真了”，“他觉得这个事，非常严肃，折射了中国大学的深刻危机，几乎不可以用开玩笑的方式讨论”。
　　在王建勋看来，请辞是萧瀚身体力行其教育理念的一个行动，他理解萧瀚请辞的意义，“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可能不会这样做。萧瀚是向其他教师展示，也许在一些关键时候，自己应当挺身而出，他想用牺牲自己的方式换取人们对于一个宽容的大学教育的理解或同情”。
　　王建勋认为，萧瀚请辞，恰恰展示了一位知识分子的关怀，“杨帆事件从表面上看，是他和一个学生的冲突，实际远远超越这点，可理解为一个公共事件，也就是萧瀚提到的教师伦理问题，到底教师和学生应当是种什么样的关系?”王建勋解读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萧瀚认为他的教育理念与杨帆存在根本分歧，不可能弥合，甚至“没有中间道路”可以走。
　　他更强调，“杨帆事件”不仅反映了教师伦理、师生关系等问题，还折射了大学教育制度甚至是整个教育制度的积弊，更根本的问题是，在教育中，教师、学生与所谓的管理者都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学术界很多人早已批评今天教育的官僚化、行政化”。王建勋认为，要让大学能自治、让教授能治校、让师生保持平等关系。
　　萧瀚在声明中亦表示，为了让这个社会清醒，他必须做出这样的牺牲。
　　王建勋指出，“这也应该是萧瀚的一个认识，他感到自己应做出牺牲”。
　　对此，萧瀚好友、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滕彪跟萧瀚曾有过很长的讨论，滕彪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萧瀚“非常理想化，他想要让更多的人清醒”，他认为萧瀚请辞很难起到“警醒世人”的作用，其实“辞职或更激烈举动，都很难让多数人觉醒”。
　　崔卫平则建议萧瀚最好不要把自己放到“举世皆浊我独清”的位置上，不要将自己的行为看得太重，认为自己能够扭转某个局面。崔卫平“不赞同以牺牲的方式”，也“不赞同依靠个人力量唤醒社会”。
　　友人认为，这样的萧瀚，他的教育理念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在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在某种程度上，萧瀚难免有孤独与失落。
　　值得一提的是，在“杨帆事件”与接连发生的“萧瀚请辞事件”中，法大校方保持缄默。王建勋感叹，倘若萧瀚真的辞去教职，对萧瀚个人与法大而言皆是损失，在他看来，一所高校应该包容像萧瀚这样优秀的知识分子，但“校方没有任何表态，也没有发表任何公开声明，这是令很多人非常吃惊的一点。可能很多人已不再指望学校表态”。
　　2008年1月18日，中国政法大学新闻发言人刘长敏教授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政法大学目前对萧瀚辞职还未做出任何决定，对一些教师要求学校挽留萧瀚的意见，刘长敏表示，“我们都看到了，正因这样，学校非常慎重地对待这个问题”。
　　
　　针对“杨帆事件”，刘长敏表示，“学校一定要了解具体情况，目前对这个事实还没有进行评价，对当时发生的一些问题，现在整个情况我们已比较清楚”，但她也强调，“这是我们学校的事，不一定非要对外界做一个说法”。
　　刘长敏目前只是看到杨帆跟萧瀚各自发布了一些声明，她表示，“这种声明只是表示他们在一些问题上看法不一致，也不够说明就是激烈冲突，这种争论很正常。我们应该在内部很好地考虑和消化。目前还不到向外界表态时。”刘长敏也认为萧瀚对师道尊严的看法，“只是代表他个人的观点”。
　　刘长敏认为，每个老师对课堂纪律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每个学生都应遵守学校纪律。按学校校纪校规，任何学生在老师上课时随便出入课堂，都不应该”。
　　
　　萧瀚“比较单纯，有点迂”
　　
　　崔卫平与萧瀚相识多年，在她看来，生活中的萧瀚是一个“正直、嫉恶如仇”的人，“虽然随着时间变化，他关心的问题也有变化，但他基本品质完全没有变化，这非常可贵”。
　　在滕彪的印象中，自萧瀚2004年进入中国政法大学执教，他们常在一块讨论问题，“萧瀚很看重朋友，他非常细腻，非常看重精神层面的交流”。
　　萧瀚刚到法大时，就曾跟滕彪半开玩笑地讲，想要穿长袍去上课，要成为法大“第一个穿长袍的教师”。当然最后未能如愿，但滕彪认为，萧瀚的想法“很有意思”。
　　让滕彪印象深刻的是，萧瀚坚持用繁体字写文章，他跟滕彪提及，“不应该叫繁体字，应该叫‘正体字’，这是真正的汉字”，曾一度，萧瀚在撰写的文章后都标注，“如转载，不允许用简体字”。
　　“萧瀚是很有个性，很可爱的人。他比较单纯，有点迂。在现在这个人人都想变得最聪明的时代，他这种迂，很可贵”，滕彪评价。
　　在中国政法大学，萧瀚主要教授《中国宪政史》、《行政法案例研习》两门课程。滕彪介绍，萧瀚主讲的《中国宪政史》是很偏门的课，不似《民法》、《商法》等课程般热门，能有这么多学生去选萧瀚的《中国宪政史》，可见其魅力。
　　2006年暑假，王建勋从美国印第安那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到中国政法大学执教，与萧瀚见面的机会很多，在王建勋的印象中，《中国宪政史》是上午上课，家住通州区的萧瀚在上课当天，得清晨5点多起床，坐两三小时的车，赶到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上课。在法大昌平校区上完课以后，萧瀚常与王建勋一起聊天，“看得出来，萧瀚每次讲完课后都几乎筋疲力尽，因为他极其卖力”。
　　
　　“他花在备课和讲课上的精力非常多。上课之前，他会花很多时间备课、阅读很多材料，他经常晚上睡得比较晚。他甚至还担心自己会误人子弟，这有时可能影响他的睡眠。”王建勋表示，《中国宪政史》是门选修课，萧瀚讲的很多是先秦时期的宪政史，但仍非常受选课学生的欢迎，“选他课的学生都觉得他讲得非常好，很有收获”。
　　在王建勋的印象中，萧瀚突出的品质是，“超乎常人的执著，认准的事，他一定会干下去。哪怕这种行动对他而言需要做很大牺牲，他也在所不惜。这是很多人做不来的”；此外，“萧瀚对精神的要求确实比较高。他的生活谈不上讲究，就是普通的日常生活，他在物质上，也没有刻意追求”。
　　此外，萧瀚的一个鲜明特点是，非常反感行政上的事务，诸如，他反感平常开一些行政会议或填各种表格，浪费很多时间。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撰文评价萧瀚“不是好员工，却是一个好教员”，在何兵看来，到法大任职以来，萧瀚是开会经常不到，表格基本不填，经常批评领导，主张教授专权；但萧瀚是一个潜心向学的人，对于他的教学内容，他是一个“出奇负责之人”。
　　
　　“逃课是自由的象征”
　　
　　萧瀚写过一篇《我的课堂纪律》的文章，他如此阐述他的课堂纪律，“其一，这里是课堂，不是教堂，这是思考的地方，不是无条件接受他人说教的地方；其二，我是教师，不是牧师，所说的话不是真理——最多只是我认为的可能真理，所以随时可以被质疑……其四，课堂也可以是食堂，来不及吃早饭的同学，可以带食品来，一边吃一边听课，也可以带零食来吃，但不要弄脏环境”。
　　他也撰文表达了对80后学生的尊重及鼓励，“大学教育中，教师和学生是平等的，这本来就该如此，但在80后身上却具有独特的重要性，教师必须意识到这个独特问题”。
　　一位大二时选修萧瀚《中国宪政史》课程的学生回忆，萧瀚“身材瘦弱却精神奕奕”，“上课前，他调侃地宣称自己是普通话说得最好的台州人，骄傲地谈起自己的同乡方孝孺”，还有很多难忘的细节：萧瀚老师走下讲台，倚在第一排的桌子边上，一本正经地告诉大家这么一句话，中国宪政史要从先秦讲起；萧瀚老师曾经跟学生们说过，“你们已经是成年人了，你们要为自己负责”；萧瀚老师上课爱喝水，他不止一次地一边喝着冰冷的矿泉水，一边宣布他的课堂纪律，他的课堂允许学生把老师的话当成佐料，掺在南方风味的小笼包里津津有味地吃掉；当他风尘仆仆地赶到教室后，放下自带的笔记本电脑，第一件事就是匆匆关掉自己的手机，整整一个学期他的手机从来没有在课堂上响过，哪怕是小小的振动声；他说过，大学里不培养奴才……
　　萧瀚的《逃课是自由的象征》一文或许能更真切地代表他的所思所想，他说，“听课人数的多少有时确实会影响教师的上课情绪，不过，即使听课人数再少，一个有尊严的教师是不会用点名去强迫人来听课的”。
　　滕彪理解为，“萧瀚的看法是，应该和学生平等相处，让学生更自由些，如果学生不愿上课，对他们逃课也应宽容，在课堂上应该让学生更多地思考问题、去质疑老师”。
　　萧瀚跟同学们说，“我不会点名的，我丢不起这脸，如果自己讲不好课，还要逼人听课，这岂不是双重不人道?没人听我的课，我固然伤心，可我的课要是都得动用权力才有人听，那我就更加伤心。我不尊重你们，就是没有自尊——逃课是你们的自由，如果点名是为了保证听课人数，那我就没有点名的权力，因为我没有逼人听课的权力。”他甚至“怂恿”学生，建议“他们只要觉得自己不想听我的课，就不必来，时间宝贵，浪费不起，如果当年我在北大不逃课，我怎么能比别人有更多看书的时间呢?”
　　王建勋基本赞同萧瀚的教育理念，“听不听课，学生应该有很大的自由选择权；而不是说，不管老师讲得如何、是不是在浪费学生的时间，学生也必须来听课，那是一种很糟糕的方式”。
　　也有人批评萧瀚此论调是“不负责任，误人子弟”，但滕彪指出并非如此，相反，“萧瀚对学生讲课非常认真负责，学生对他也非常尊重”，同时，萧瀚对自由主义有着深刻理解，“萧瀚认为，自由并非散漫，而是尊重别人的自由选择权利；自由同时意味着责任，学生应尽到学生的责任，教师也要尽到教师的责任，所以，虽然学生可以逃课，但教师必须要仔细地准备、认真负责地讲每一课”。
　　在王建勋看来，刚开始，萧瀚觉得是否当老师无所谓，因为萧瀚并非一开始就当老师，但是，“从我们最近的交流看，他越来越喜欢当老师、和学生交流，这学期他甚至跟学生组成一些讨论小组，我想他从中应该找到了很多精神上的愉悦”。
　　萧瀚撰文称，他的课堂是可以自由进出的，但“整个学期18周的课，课间有同学提前走的，但很少，而上课过程中走的一个都没有”，“因为尊重是相互的”。
　　萧瀚在他本学期最后一课上讲到，“信仰之下，应该有一些非常具体的获得幸福的方法，依我之见，这个法门只有三个字：‘爱’和‘创造’”。
　　这给滕彪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认为，传授知识、解决疑问是教育的一方面，但教育更应该做的工作是，让一个人去思考生命的意义。
　　
　　
　　成府街与北大时光
　　
　　王建勋与萧瀚相识迄今12载，他至今记得，初次见到萧瀚是在北大法学院贺卫方老师的课堂上，那时萧瀚正手捧《古拉格群岛》课间苦读；有一次，贺卫方还让萧瀚在课上讲述了自己的读后感。
　　“他特别喜欢读书，读了很多的书；他很关注社会现实，非常有正义感”，萧瀚的文史功底、人文关怀，及对法治之不懈追求，给王建勋的印象极深。
　　1992年从华东政法学院本科毕业后，1995年，萧瀚在北大“蹲点复习”，准备考研，当时他尚是“北大边缘人”，王建勋也在北大法学院读书，在他的记忆中，每次贺卫方老师的课，萧瀚都会去听，他们因此一起上了一学期的课，时常见面。那时的萧瀚喜欢交友，“虽然当时他不是正式登记的北大学生，但我没看出他有失落”，相反，王建勋认为，住在成府街的萧瀚生活得很快乐，他每天逛逛万圣书园，找一帮朋友聊天，谈一些严肃的话题；萧瀚也能喝点酒，但“酒量不是非常好”。
　　在万圣书园，萧瀚认识了不少朋友，其中包括万圣书园老板刘苏里。萧瀚曾撰文回忆成府街，他诗意地描述成府街为，“你在的时候，你就是一切；你不在的时候，一切都是你”。
　　那时，萧瀚“疯狂地买书，几乎是没有节制地买”；那时，萧瀚虽没有进北大，但已认识了很多北大的研究生，“我们也经常在一起喝酒、咖啡、茶，聊天，到未名湖散步，有时半夜三更地跑到未名湖的石舫上，湖东岸的一排房子在水中的倒影显得静穆而深邃，我们就着湖光月色，抽烟、喝酒、吃零食、聊天，高兴起来还会唱歌”，他和何海波(萧瀚天台同乡、现任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经常去清华吃刀削面，“对我来说，清华最可爱的就是她美味的刀削面了”。
　　在北京复习的3年里，萧瀚还经常“冒充北大学生听课”，“边缘人选择听课的老师一般都是课讲得最棒的老师，如中文系的钱理群，法学院的贺卫方、朱苏力等等，我们不仅仅是从老师们那里获得知识，更是从他们那里感受一种思想交流的艺术”。
　　1998年，经过第四次考试，萧瀚进入北大读研，他自认，“总算进了北大，可是一点也没有收获的喜悦”，“因为又有政治课了，还是必修，有的老师点名。于是，原生的逆反心理就又开始冒头，具体表现就是逃课，看自己的书；不去图书馆，看自己的书”。友人说，萧瀚一直如此。
　　何兵近日撰文回忆，在北大读书期间，萧瀚与何兵的室友何海波是好朋友，“这位萧瀚同学，现在的萧瀚教授，每每要到夜里12点来找海波同学聊天!头发长长的，身体瘦瘦的，颇有孔乙己的遗风。他的自由和散漫是一向如此。但他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却是出奇的认真”。
　　其间，因为“马”之类的课的考试，萧瀚“没按标准答案答题而没有拿到成绩”，再后来北大法学院改革，这门课由许多老师一起开课，他才交作业过关。
　　3年后，从北大毕业的萧瀚慨叹，“确实，北大不好进；可是，北大真好出”。
　　
　　精彩时评
　　
　　北大研究生毕业后，萧瀚去了天则经济研究所工作，并担任《财经》杂志的法律顾问。
　　“天则所当时创办中评网，主要是萧瀚负责，他到现在仍为中评网做些事，但已非常少。”王建勋记得，在中评网那段时间，萧瀚写了很多时评。
　　让人记忆犹新的是，“孙志刚事件”后，“三博士”、“五学者”分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制度作合宪性审查，萧瀚为“五学者”之一，他为此撰写了大量时评，呼吁“恶法必须立即废除”。此后，从黄静案、李思怡案到刘涌案，均可见萧瀚的精彩时评。
　　一位读者评论萧瀚的时评，“让人热血沸腾”，“情感的冲击力直入心灵”。
　　“萧瀚关注社会上的特别跟法律相关的公共事件，他有强大的写作冲动；虽然他表示不愿再写太多时评，但仍在写”，王建勋说。
　　在王建勋的印象中，萧瀚学识渊博，视野宽广，笔耕不辍，非常勤奋，“萧瀚很多时间都在家阅读、写作，有很多时候我们叫他出来参加学术会议或关注某个事件的会议，他会说，有很多写作任务、有很多书要读，觉得路上浪费时间太多，都不愿来，他更愿在家里多读点、多写点东西”，因此，即便是学术会议，萧瀚最近都很少参加。
　　滕彪认为，曾有段时间，萧瀚每天写一篇时评，现在虽少了些，但萧瀚对社会问题仍非常关注，“实际上，萧瀚更多的时间是自己看书、写东西，他用在社会交往上的精力并不是太多”。
　　在个人博客“追远堂”，萧瀚承认自己是个容易伤感的人，更是容易落泪的人，“一切的情感，一切的美，一切的感伤故事、感伤的人，都可能使我落泪……也许是因为我太爱笑的缘故，落泪也就变得寻常”。
　　最近，萧瀚为外界关注的许霆案做了详细的法律分析，也特地为陕西绥德校长追县长签字被拘事件做了一首七言古体诗。他给学生推荐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与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他写小说，散文，感怀世事，也表达了对诗歌的喜爱，他常提到顾城与海子。
　　王建勋近期跟萧瀚有过交流，在他看来，萧瀚目前状态一如往昔，“干他自己的事，阅读、写作，我想这是他自认为最重要的事业”。
　　滕彪评价，萧瀚是一个充实、幸福的人，一个让人感觉温暖的朋友，一位能对年轻人的生命起到影响的教师。滕彪认识萧瀚多年，方知萧瀚的真名为叶菁，“现在很少人知道萧瀚就是叶菁，因为萧瀚太有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