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时候，几乎家家日子都不太富裕，不过日子再难，年根儿下的六八大集也还是要赶。红纸要买一张写对子，烧纸买一刀祭祖，鞭炮买一挂年五更吃饺子时放。最要紧的莫过于年画，家家户户过年都要在居室堂屋贴一张年画，憧憬美好生活，期盼来年过上好日子。当一张单开独幅或对开四条屏的年画，用白面粉打好的浆子粘贴在细黑泥抹平的屋墙上那一刻，生机有了，年味有了，用桐油浸过的粉连白纸的井字形窗户亮堂了，一家人进进出出地忙碌，心也就愈加地亮堂了起来。
　　年画是童年春节里的“神圣”，是永远抹不去的温暖记忆，当然更是偏僻乡村孩子的知识启蒙。20世纪70年代，年画多为《白毛女》《红楼梦》《梁山好汉》及《关公》《赵云》等《三国演义》里的其他人物单张画，还有《我爱和平》《学习雷锋》《人民公社好》《战天斗地》《武松打虎》等年画，再就是领袖画像。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和我说过一件事，在他小的时候，有一年父亲赶年集，买回一张《白毛女》年画，娘没让贴。理由是杨白劳家是做豆腐的，最终是喝老卤死了，咱家也是做豆腐的，贴这个干嘛？这一年破天荒没有贴年画，这个话题距今有六十多年了。记忆里70年代的年画，多为样板戏四联幅或单联剧照，以《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杜鹃山》《红色娘子军》《沙家浜》为多。为了写这篇稿，今年清明节，我与传义兄弟特意到老家奶奶爷爷住过的老宅内寻找曾经张贴过的年画。当真就发现了一幅《奇袭白虎团》的剧照，北墙上还有一幅毛主席画像。传义兄弟还帮我回忆奶奶生前住过的屋里，贴过《海港》的位置，并哼出当时流行的戏词：大吊车，真厉害，轻轻一抓就起来。如今年画已不存在，而民间巧手剪出的黑白两色墙围子倒是依稀可辨，隐现着岁月的悠长。
　　70年代末，挂历开始走进千家万户，以电影明星肖像居多。再后来，随着文化生活的不断丰富，年画渐渐淡出了生活。
　　年画，最早叫“门神画”，后来沿袭叫“门画”。传说，唐太宗李世民时，宫中闹鬼，李世民心神不宁。他手下的大将秦叔宝、尉迟恭便手持兵刃，昼夜替李世民站岗壮胆，宫中才平静下来。李世民觉得两位大将太辛苦了，便令画师把二位将军的威武形象绘在宫门上。后来这个形式流传到民间，形成了贴年画的风俗。
　　在冀东南农村，出门做事或者在村里经商的人家，才讲究贴杨柳青年画。大凡年画之乡都有一些历史。而且是家家雕木刻板，户户描绘丹青，杨柳青就是这样。杨柳青年画构图丰满，线条工整，色彩鲜艳。我曾与天津果仁张传人之一张二姐闲话。她吃斋念佛，心存菩提，讲话谦和，很有识见。讲到杨柳青年画的特点，她给总结得简单传神：短胳臂短腿大脑壳，小鼻子小眼没有脖。她持津味方言讲这番话时的情状，至今历历在目。凯哥哥曾送我杨柳青年画，叫《四季花开》，画面上的娃娃，童颜佛身，腰系红带，手拿莲花，后衬菊梅牡丹。这是年画中的传统题材，画作考究，一尺见方，镶以梨木方框。我很珍惜，几次搬家，精心保护，没有丝毫损坏。1988年，我去石家庄办事，傍晚时分赶上大雾，只好宿住武强。第二天早雾未散，我便去逛书店。武强县是天下闻名的年画之乡。我买了一本《金瓶梅人物评析》的小册子，还买了一张武强木版年画。后来几次搬家，那张武强年画却找不到了，连同那本小册子也不知芳踪何处。
　　年画，在文学家的作品里也屡见不鲜。鲁迅散文《狗猫鼠》中描述：我的床前就贴着两张花纸，一是“猪八戒招赘”，满纸长嘴大耳，我认为不甚雅观;另一张“老鼠成亲”却可爱。韩羽先生也有文章讲到：年下，熏黑了的墙壁贴上鲜亮耀眼的木版年画，真是“蓬荜生辉”。我枕头旁边就贴着一张“猴抢草帽”。韩羽先生讲到的这种年画我倒见过。一个老汉推着车子卖草帽，被一群猴争先恐后地抢夺，有的戴，有的玩，满纸稚气、淘气、孩子气的样子。老汉傻瞧着这群顽猴，用手捂着草帽，一副无可奈何状。这类题材的年画，贴在有顽童人家的墙上，该多有意思啊。
　　李维学老师九年前赠我的《浴马图》，虽然不是年画，但它常年悬挂在我的书房里，营造着一种艺术氛围。我只要望到，就会拥有一种过年时才会有的好事在即、跃跃欲试的美好心境，我因此而珍视它为年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