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一九九六年五月)上樊骏等三人对话录，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打破过去清一色文学史教科书的写法，而有主干有枝蔓，有树木，有林野花草。樊骏回忆六十年代初周扬说过，“西方有的文学史写进文人的生活状态，插入一些轶事掌故，能增加读书的趣味。”
　　这话使我联想到两位文化大师的主张和实践。
　　一位是鲁迅大师。他曾说过：“外国的平易地讲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得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疲倦。”但中国的有些译本，却将这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它复近于教科书。他打比方说，这正如折花者，除尽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且由此细小事引而申之、推而益之议论道：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将来恐怕就可虑。鲁迅对某些书籍、杂志、画图的评价，常常有个最简单的用语：有益而且有趣。这“有趣”的标准，是他一贯的主张。试读他的《门外文谈》和许多杂文，或在议论之间，偶加笑谈闲话，或从远处从细小事上款款道来，笔致从容，使人会心一笑，重又趣味盎然地读下去，不仅受到启发，得到知识，还获得美的享受。
　　另一位是钱钟书大师。据吴忠匡回忆，钱先生在清谈中，当评论某一古今人物时，不但谈论他的正面，也往往涉及他们的种种荒唐事，通过他们的遗闻轶事，表露得比他们的本来面目更为真实，更加真人相。好些挚友或晚辈学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听钱先生谈艺是一种最大的享受。文风亦如话风。单说钱著《管锥编》，其中加杂了多少轶闻趣事，多少闲谈戏语，多少笑话幽默，多少奇记怪录，甚至谑言亵语！因此，包括那些艰深的训诂、玄虚的易理、枯燥的禅话、矜庄的理论，等等，都被他讲得解人颐。用钱先生的术语说，就是“解颐正复资解访”，“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谈助而亦不失为谈艺之助”，“有文字游戏三昧”。
　　窃以为，这正是两位大师美学思想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文章、著作何以能够吸引人读下去，兴趣越来越浓，魅力无穷？除了别的因素以外，这一因素是不可或缺的。
　　当今的平易地讲文史哲及其他学术的著述、文章，大都仍如鲁迅当年所批评的，没有一些活气，复近于教科书，而且多像板正的政治教科书、政治辅导讲义，堪为睡媒，甚至连某些杂文也写得端肃庄敬，鞠躬屏息，浑不省其亦有文字游戏三昧耳，更不省嘲戏语可道出底蕴耳。真是“自讨没趣”。但这并非都是作者自讨没趣，而有些是编辑官人不准你有趣。凡是你书稿中、文章中的“闲话或笑谈”、“解颐语”和“谈助”的话，通通删去，除尽枝叶，单留树桩和枯干。作者只有“望文兴叹”，读者读不下去可以“逃之天天”。
　　《读书》杂志通过《对话录》，说出了我辈早已心中想说的意思，可谓“正中下怀”。故略响应。倘有机会，复愿详陈卑见。